〔作者註：原作英文版發表於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2, July1993；中文版發表於廣州社會科學院1994年《開放時代》雜誌社「開放時代之二」《現代與傳統》。〕
對於這一先前沒有研究過的課題，本文將簡要地思考文化革命語言的幾個方面。這些方面首先是在年輕的紅衛兵的文章和演說中成形的。我們所觸及的問題包括：紅衛兵的粗野的罵話，誇張激烈的修辭方式，泛濫的軍事用語，喻體變成了本體，模仿與阿諛的文體，簡單的三段論推理，生造的工人語言，底層語言的反規範趨向。雖然裡面每一個特徵都已引起先前研究者們的注意，但這些研究都忽略了與這些語言活動有關的一些重要線索——至少在中國人耳朵里聽來如此——那就是他們的粗野。使用咒罵和其他粗野語言是年輕的造反學生們的一種有意識的努力。為的是使用他們所認為的大眾革命語言。
近來對革命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同上一代學者相比，集中在對這種革命文化和多側面的社會形態的研究上。因此學者羅伯特·達爾頓在他的著名的對於18世紀法國研究的著作《意識形態史》中分章論述了農民、城市手藝人、資產階級、警察、以及知識分子。結果每一個社會群體都表現各自明顯異的思維、語言和行動模式。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這個例子中，這一種社會差別至今似乎沒人深入地研究過。我們在本論文結尾部分將學生和工人進行比較，就是意在使這個重要問題引起討論。不過。我們會發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命名似乎有些語言錯誤。在文化革命運動後期的舞台上，工人是重要的；但是，這一時期文化轉型——反映在語言變化上——大多是粗野的年青學生造成的。儘管他們為的是顯示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但這些小知識分子張揚的這種類型的語言事實上與中國工人階級的語言相距甚遠。
◇粗野的紅衛兵罵話
中國文化革命時期語言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為這種粗野的語言風格的突變標誌，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紅衛兵貼出的一系列大字報，這一系列大字報中最著名的，便是題為《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這張大字報不但提出了一個以後風行了整整10年的口號「造反」，從而迅速在全國大中學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詞用句上也一反常規，十分粗野，最驚世駭俗的，要數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罵話：「什麼全面、策略，都滾他媽的蛋！」
「他媽的」本是中國北方語言中的一句粗話。過去，此類粗話只偶然出現於文學作品，作為對作品中人物性格語言的渲染；而作為正式書面語言出現在政論文中，這卻是第一次。文章的語言和內容引起工作隊的反感，卻受到江青的稱讚。她將大字報呈給毛澤東，不幾天便傳來了毛的評價，稱其為「很好的大字報」。立刻，這張大字報被反覆傳抄、翻印，流傳全國。紅衛兵組織迅速在全國湧起，「造反」成為革命行動，粗魯的語言則成為造反的標誌。紅刀兵們以這種反傳統的語言表示他們對傳統規範的藐視，以及與其他溫文爾雅學生的區別。「他媽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語言。
一時，所有的紅衛兵大字報，不管內容是否需要，總要夾上幾句「他媽的」或者是「滾他媽的蛋」，似乎不這樣便不足以體現文章的造反精神。在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高潮中，我們到處可見這類粗野的罵話。一首當時十分流行的宣揚血統論的紅衛兵歌曲《鬼見愁》的歌詞和結束句的口號就是這樣的：「老子英路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
「他媽的」最初流行於北京紅衛兵中，隨著毛澤東對紅衛兵組織及他們大字報的支持而流行全國。就連過去不使用「他媽的」這句口頭禪的南方地區，也流行起「他媽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時夾上一句，顯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時文質彬彬的學生。一個個「他媽的」不離口，以顯示自己離經叛道。這種語言的沉淪，造成了了整整一個時代政治語言的粗俗化。那些過去根本不上書面語言的粗話，諸如「混蛋」、「滾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見鬼去」、「見你媽的鬼」、「該死」，等等，頻見於大字報、傳單甚至報刊雜誌。此外還有新組合的「砸爛狗頭」、「砸個稀巴爛」等話語。純淨規範的語言被視為與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規蹈矩，禮貌委婉用語更是被視作「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臭禮節」，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農兵，越沒有教養便顯得越革命。這種變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眾審美趨向粗鄙化的表現之一。
◇誇張激烈的修辭方式
這種語言上的敗壞也帶來了一整套咒罵對手的流行用語。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時髦用語的特點，一是老詞新用，二是誇張，三是感情色彩強烈。
許多醜化運動對象或對手的語言，用的是漢語中的固有詞彙，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就早被報刊或黨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詞源出佛教，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澤東便用以稱呼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象或反對社會主義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更將其作為一篇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社論的標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時，只要被視為文化革命對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稱號。還有，「小爬蟲」、「妖風」、「黑手」、「炮製者」，等醜化對手的詞彙，雖然也都是漢語原有詞彙，但不少詞彙在文革中的含義已遠遠超出了詞的本義。
此外，漢語中一些誇張和感情色彩強烈的詞彙也頻頻出現於各種大字報和報刊雜誌。這些詞語藉助形容詞或副詞增強聲勢，如「混帳透頂」、「猖狂反撲」、「猖狂進攻」、「大肆鼓吹」、「狗膽包天」；還有「大黑傘」、「大黑手」、「一小撮」、「妄圖」、「膽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構成了整個文化革命時期特有的那種誇張、氣勢洶洶和虛張聲勢的政治用語風格。
在這些誇張而又感情色彩強烈的詞彙中，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現象便是修辭的最高級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頻率非常高的詞，大概可以數「大」字：「大肆」、「大打一場XX戰爭」、「大刮妖風」、「大黑傘」、「大黑手」、「大黑幫」、「大毒草」、「大雜燴」、「大扒手」、「大串聯」、「大批判」、「大聯台」、「大奪權」，就連文革本身的名稱也冠了「大」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用「大」來形容事物的極限還不夠，於是「極」和「最」等最高級形容詞或副詞也頻頻出現於文字：「極端反動」、「極端熱愛」、「反動透頂」、「特大喜訊」、「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熱愛」、「最偉大」，而且往往用一個「最」還不夠，有些詞被連用幾個「最」修飾：「最最最」。這種修辭萬式，可以林彪為代表，他1967年的一份報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穫和損失時，便連用三個「最」：「收穫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紅衛兵們紛紛學習，下面這種句式是當時常見的：「林彪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高最高，對毛主席跟得最緊最緊最緊」。重複的詞彙反顯出語言的貧乏。
與醜化文革對象或對手的語言相對應的，便是對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須冠以「革命的」修飾詞，仿佛只要有了這三個字，事物的性質便可變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於是，在文革行為象徵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兩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在籌備成立時，曾因起名而有過爭論。一開始起名為「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但有人擔心這樣的名字會被人反問：「你們要造誰的反」，於是又加上「革命」兩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在文革中，我們隨處可見這種「革命」的修飾：「革命同志」、「革命家長」、「革命學生」、「革命小將」、「革命老幹部」、「革命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革命領導小組」、「革命路線」、「革命權威」、「革命知識分子」，還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動」、「革命大串聯」、「革命大奪權」、「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聯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標榜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於是便有「革命的武鬥」、「革命的打砸搶」、「革命的派性」之類荒唐的語言組合。1967年1月西安的紅衛兵造反派在其小報《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極了》中，用的便是這種語言的典型：「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要掄起千鈞棒，施法力，顯神通，來它個革命的『打砸搶』……革命的『打砸搶』好得很！好極了！」類似這種組合還有「紅色恐怖」、「刮十二級革命颱風」等。
◇泛濫的軍事用語
與這一類語言同時流行的，還有軍事語言。軍事語言的膨脹，與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關——紅衛兵最初便是以身穿軍裝腰扎武裝皮帶而樹立了聞名於世的好鬥形象——也與文化革命前夕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有關。不過，更早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當時，共產黨的大批部隊軍人轉入地方工作，將軍隊的一些專門用語轉用到地方工作中。諸如將工作的具體職業工種稱作「崗位」，將重要而又艱苦的工作稱為「最前線」，將消除某種現象稱為「發起進攻」，等等。但只有到了文化革命這個全民崇武的年代，這種語言才一下泛濫：「萬飽齊轟」、「猛烈開火」、「打響戰鬥」、「提供飽彈」、「吹響進軍號」、「放好哨，站好崗」。除了這類以軍事語言作為比喻或轉借，更直接的運用便是形形色色的造反組織的命名。從最初的「戰鬥小組」，到以後的「縱隊」、「指揮部」、「司令部」、「兵團」、「野戰兵團」、「紅衛兵軍區」，等等，無一不是對軍隊編制的直接模仿。整個中國就像一個大兵營，穿著軍裝的人們按不同觀點組織起以軍隊編制命名的組織，甚至像軍隊那樣真槍實彈地開火打派仗。對軍隊的崇拜到1967夏天已發展成為對武力擴張的崇拜，以至於許多地方的造反組織與正規軍隊發生武裝衝突，在青海、武漢、四川等地，幾乎演成真正的內戰。
與此種軍事語言相聯繫的便是強權式的命令語氣或文體：「XXX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等，還有那鋪天蓋地的「通令」、「通告」、「勒令」、「緊急通令」、「嚴正聲明」。一紙通令便是由一個或幾個造反組織自定的「必須」、「不得」、「嚴禁」，否則「一切後果自己負責」，「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措詞的激烈，語氣的蠻橫，遠遠超出這一類文體原有的表達程度，成為文革中常見而特殊的語言現象。
◇喻體變成了本體
如果說，粗野、激烈及軍事化用詞還只是文革語言的修辭方式或表達方式；那麼，由這種修辭表達方式形成的語言符號所帶來的另一個語言現象則將使後人不可理解。這種現象便是文革語言符號系統中的喻體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本體。
文革的思想方式是簡單而絕對的，沒有妥協、折中的餘地。事物只有好或壞，思想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同志或敵人。這種兩極式的思維方式很容易以形象的語言形容表達，文革前便已見端倪的色彩符號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運用，紅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革命，由此，產生許多文革新詞：「紅衛兵」、「紅太陽」、「紅寶書」、「紅司令」、「紅小兵」、「紅心」、「紅色服務員」、「紅色工人」、「紅色江山」、「紅色造反」、「紅色奪權」、「紅五類」；「黑幫」、「黑話」、「黑書」、「黑會」、「黑手」、「黑風」、「黑七類」、「黑後台」、「黑材料」「黑指示」，等等。與此相類似的形容或比喻還有「香」、「臭」，「東風」、「西風」等等。
這些詞彙，有些在文革前便已運用。如以「紅太陽」比喻毛澤東，以「東風」和「西風」分別比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但只有在文革這種形上學極端化的時代中，這些借用的比喻體，才會成為被比喻者本身。「紅太陽」就是毛澤東，「東風」就是社會主義，喻體等同於被喻體，成了本體。作家鄧拓寫散文說太陽上也有黑子，文革中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毛主席」而遭到批判；一個農民在地里幹活時說了句「今天西風颳得好大，壓倒了東風」，被說成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竟遭到關押。這種由崇拜某一人物或事物而擴及到對這一人物或事物比喻體的崇拜現象，在中國可以迫溯到封建王朝時代。文化革命中的文字獄甚至超過了文字獄盛行的清朝。在文革中連對「貓」的虐待也會被控為「反革命」，因為「貓」、「毛」同音。打貓、殺貓會被視為「極端反動」的行為而招至禍殃。
◇模仿及阿諛的文體
除了用詞造句方面的顯著特點之外，文化革命中的語言尤其是書面政治語言，在文體方面的特點也是非常顯著的。這首先表現在對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權威人物尤其是毛澤東文風、句式和論理方式的模仿。文革中引用毛的語錄和詩詞蔚然成風，毛澤東年青時寫的《〈湘江評論〉創刊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被到處套用，諸如「大權者，我們的大權。我們不奪，誰奪？」不一而足。不但如此，許多文章整篇都是對毛的一些文章的直接模仿，也即將毛原文中的一些詞句改換成文化革命流行詞句，而原文的文章格式基本不變。被模仿得最多的文章是毛在延安整風時期的著名講話《反對自由主義》，以及解放戰爭中對國民黨將領的勸降書《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前者一般用於分析造反派內部存在的問題，後者則專用於對付「走資派」、「小爬蟲」，或者與自己組織對立的其他組織。此外，當時官方報刊上的社論，也是傳單小報競相模仿的範本。不過這種模仿一般只是仿造其中的一些段落或者乾脆照抄，而不是全文模仿或照抄。
造成這股模仿風的原因有二個。一是由於毛澤東文章詩詞本身所具有的文彩以及毛澤東政論文所特有的雄辯，與文化革命政論文打倒對手所需要的氣勢正相吻合；二是模仿領袖人物文章和官方社論可以躲避當時無處不在的文字風險。
文革語言中，文體方面的第二個顯著特點體現在阿諛諂媚卻又矯揉造作的文風。這種文風是1967年「一月革命」以後興起的，主要表現於各種給毛澤東的「致敬電」或「獻忠心書」中。這類文章非常講究修辭手法，通篇皆是排比、對仗，有點像中國古代的駢賦，卻又沒有古代駢賦那樣深厚的語言功力，倒更像古代呈給皇帝的稱頌文策。最常見的句子有：「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您的恩情深」，「誰擁護您，我們就和他親，誰反對您，我們就和他拼」，「天變地變，我們忠於您的紅心不變；地動山搖，我們高舉您光輝思想偉大紅旗的決心不動搖」，等等。辭藻雖然華麗，但卻空洞做作。1967年全國各省市相繼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發給毛的「致敬電」，全部都是這種風格，無一例外。
◇簡單的三段論推理
遣詞造句和文體是語言的外在形式，而邏輯推理則可以說是語言的內在結構。文革語言的邏輯推理是簡單三段論式的，最典型的推論過程便是：「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都是反革命，你反對毛澤東思想，你就是反革命」。另一種典型的推論過程是造反派用於自己的「我們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支持的就是革命的，你反對我們造反派，你就是反革命！」文革中幾乎所有的辯論文章用的都是這樣的邏輯結構。看上去似乎十分雄辮，但大前提卻首先是虛假的，而正是對這種虛假的大前提，不容懷疑，不容討論，仿佛這種前提就是先驗地正確。這使得文革中所有的文章都顯得簡單、武斷而又強詞奪理，以勢壓人。
至於文革後期的那種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式的自我稱頌，已經連推論過程都不要了。語言是思維方式的反映。武斷而非此即彼的語言形式，反映了文革時期思維的僵化。
◇生造的工人語言
比起學生紅衛兵的語言，工人造反派的語言缺乏自己的個性色彩，不象紅衛兵語言，經常製造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轟動效應。工人造反派的語言與其說是樸實，不如說是平庸。而當時能產生社會影響的以工人造反派名義散發的傳單和文章，絕大多數是紅衛兵或文化革命前的機關幹部起草的。工人造反派限於受教育水平，他們在大會上的發言和在報刊上登載的文章大多由秘書起草。如王洪文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的秘書，都是學生紅衛兵及前機關幹部。工人造反派領袖人物自己在一些會議上的即席發言，從筆者所能看到的記錄稿都十分平庸，既缺乏思想深度，也缺乏紅衛兵的煽動力。
1968年底。毛澤東通過姚文元的文章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工宣隊」被派往學校機關及一切毛所稱為「上層建築」的領域；與此同時，紅衛兵則面臨著畢業分配。大多數中學紅衛兵「上山下鄉」，一部分學生被分配到工廠。不過，和他們文革初期在工廠里作為年輕闖將點燃文革烈火的形象完全不同，這些文革運動的發起者現在是被送去接受「再教育」。紅衛兵時代徹底結束了。
但是。紅衛兵的語言優勢並沒有因此而結束。這些文化革命的闖將進廠後，很快又成為工廠的宣傳骨幹。工廠領導的報告、工作總結，有許多就是出自這些當年紅衛兵的手筆。報刊上以工人名義刊登的文章，除了新聞記者捉刀代筆以外，大多是他們寫的。真正出於工人之手寫出的文章極少。
70年代初期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工人理論小組」在全國工廠到處建立。報刊上頻見以工廠工人名義撰寫的「工人學馬列理論」文章及「評法批儒」文章。這些文章的真正執筆者，其實仍是當年的激進學生。
因此，1968年年底以後，大眾傳播媒介上那些以工人名義發表的文章，主要執筆者除了新聞記者，仍是當年的紅衛兵。只是。為了適應「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政治宣傳需要，這些文章都十分注意使用「工人語言」，還生造出一些語言作為「勞動者的聲音」。例如「當碼頭主人，不當噸位奴隸」，「大雨照干，小雨大干，沒雨拼命干」，「拿榔頭的手，也能拿設計尺」，「土設備就是能造出爭氣機」，等等。這樣生造的語言，在當時卻被作為「工人語言」而廣泛傳播。「當碼頭主人，不當噸位奴隸」1975年由上海《解放日報》作為一則新聞報導的標題發表後，這種句式馬上被移植到其他行業：「當電機主人。不當千瓦奴隸」、「當工具機主人，不當產品奴隸」，成為「批林批孔」時期的時髦語言。
◇底層語言的反規範趨向
文化革命語言對中國當代語言所起的長期影響，還在於非規範化口頭語言「切口」的興起。共產黨執政後，曾致力於「建立新社會規範語言」50年代初期，報刊曾對「新社會語言」進行過討論，要求清除當時語言中的「遺老遺少語言」、「庸俗社會語言」及「流氓土匪語言」，遣詞造句的規範是《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這種建立規範語言的努力在建國後17年中收到了成效。但到文化革命中期，1968年以後，許多過去的切口又死灰復燃，重新在年輕一代的工人中流行。而且，還出現了大量新創造的類似切口的語言詞彙。這種切口，似乎可以列入反規範語言。這種反規範語言流行的現象在各地都有。這種語言是地方性的，有時甚至最初只在一個小圈子裡流行。發明者大都是些被視為流氣的青年工人。例如、在上海地區，打架被為「配模子」，身材結實的打架好手叫「打樁模子」，玩女人叫「車拉三」，失敗稱「刮三」，打人稱為「放血」。不加解釋，根本不知其意。
文革中流行的反規範語言一反漢語常規，初聽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有點象過去黑社會的切口，但在語言功能上又沒有黑社會切口的組織聯絡和組織認同功能。可以說，這種語言的流行，是底層社會對文化革命政治運動厭倦的表現，更是底層社會開始有意識地顯現自己，並向主流社會表示自己的不敬、不屑與疏遠。過去的17年，底層語言極力向主流語言靠攏，努力使自己顯得「進步」，有「社會主義教養」；而文化革命則將一切教養斥為「封、資、修」，與此同時，政治說教越來越空泛，一本正經地重複報紙上的革命語言反顯得可笑。於是，一些人便存心使自己顯得不合政治標淮，另一些人則存心使自己顯得憤世嫉俗，創造出許多新的反規範語言。由於這種語言的製造和使用者許多都是反主流道德標準的反社會群體成員，所以這種語言的興起也可以說是反主流文化意識的興起。
文革中的書面政治語言，是中國人在1949年以後政治生活中的一套特有的話語體系，早在反胡風、反右等政治運動中便已使用。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套話語體系的泛濫才達到高潮。但是，也正是因為這種語言是與政治運動緊密相聯的，因此一旦政治運動消退，這套話語體系也隨之消退。而文革中的反規範語言的興起；則是底層社會對主流社會不入流的表現。這種心態以後將隨著文革後極權統治的削弱而增強。
◇結論
同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顯著差異相比，中國文革在語言上顯得比較平淡。粗魯的紅衛兵使這個時期的語言帶上了一種特殊的一致性。這些激進青年努力想代表中國的人民大眾，建立起一種修辭風格。這種風格同步口譯統的表達手法有很大不同。
同文革語言相關的社會本體，對其中變化的一部分解釋可以簡單地從歷史中去尋找。當法國革命的目標對準貴族寡頭統治時，貴族繼承制度卻大多保持原封不動，語言的差別因而還是存在。而文化大革命發生於中國的封建帝王制度垮台半個多世紀以後，經過了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於階級地位的語言差別在中國已不顯著。
文化革命語言單調劃一的第二個因素是毛的權威作用。作為一個偉大領袖和偉大思想家發動和領導的運動，文化革命嚴重地限制它的文化表現。在這裡將文革與法國大革命作對比是很有意思的。法國革命帶來了新雜誌的大量出版和新戲劇的大量上演。在中國，情況卻正好相反。文化革命封閉了上千種雜誌，文化革命小組對表演藝術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許多規定，只有中央領導認為政治上正確的作品才獲淮發表。
第三個或許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文革期間語言的一致性主要原因，在於一千多年科舉考試所牢固形成的中國知識分子官本位思想。因此，他們在任何情況下說的都是一種官方語言。1905年廢除了儒家科舉制度以後，千百年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的關係也隨之鬆散。1919年五四運動所爆發的文化現象及其後來的結果，揭示出從封建國家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力量。在20世紀上半期，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走向民間，吸取語言靈感和政治動力，由此斬斷了他們同儒家先輩的聯繫。
文革中的語言變化表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地位的轉變。他們被要求成為普通人中的一部分，紅衛兵的語言就表達了這種知識分子模糊不清的地位。一方面，過分地讚揚紅太陽毛澤東，反映了中央極權國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一種粗魯舉止和語言的行為，則體現了年輕學生被迫努力表現為無產階級分子的心態。
文化大革命同法國大革命表面上的相同之處，似乎是別於巫術般象徵的崇拜、滑稽可笑的模擬審判，以及戴綠帽子的性想像，但在實際上仍有很深的區別。18世紀法國的政治話語中，階級差異非常明顯，而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卻不那麼明顯。除了常掛在嘴上的階級鬥爭的口號以外，紅衛乒的語言令人驚奇地是沒有階級區別的。這是粗暴的年輕學生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一種生硬的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