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入塵煙的中國農民還要不時遭受「綜合行政執法」（資料圖片）
湖南郴州桂東縣的一位李姓農民，承包了1.5畝土地，種下了一大片生薑，期盼著豐收盈利。4月23日那天，他準備去田裡澆水，卻發現自己的生薑全部被人剷除了。在經過多方打聽後，他才知道是當地「農管」乾的。
「農管」最近成為中國網絡上一個熱門詞彙。它的官方名稱是「農村綜合行政執法」，簡稱「農業執法」。有人以為「農管」是網民借用臭名昭著的「城管」來對這支新型執法隊伍進行污名化，其實「城管」的官方名稱大多也是「城市綜合行政執法」，官方並沒有避諱二者之間的關聯。
有「城管」在前，幾乎不用解釋，「農管」就讓人不寒而慄。人們常說城管是「暴力執法」，其實都太客氣了。在很多時候，城管只是打著執法的名義實施流氓行徑，欺壓底層百姓。他們和別的流氓的區別就是橫行無阻，無法無天。
「農管」也果真是名不虛傳。等到網民關注的時候，他們已經惡行累累。河南沁陽市，一養殖戶的50頭豬，被當地農管扣押賣了，錢款不知去向。在東北，農民焚燒秸稈，農管得意地宣稱對其罰款上億元。湖北省宣稱組建了5000人的農管隊伍，對農民的「管理」無微不至：在自家池塘邊種植蔬果要經過批准，在自家院子裡晾曬衣物也不被允許。有些地方的農管則忙著辦培訓班，在田間地頭設置考場，農民要繳費考證才能種地。網傳視頻顯示，有農管宣稱：交警和城管管不了的事情，農管都能管！
袁印博案與夏俊峰案
桂東縣的李先生找到農管部門，要求賠償被剷除的生薑的損失。農管告訴他，生薑不屬於糧食安全保障範圍內的作物，必須要改種水稻，否則就是違規占用耕地，不僅不賠償，還要處罰他。
這讓我想起來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安採訪的一個案子。1999年，陝西興平縣農民袁印博、董翠俠夫婦在西安北郊一個農場承包了一片土地，種植了蘿蔔白菜。眼看就要收穫了，農場場長蒲渭濱卻派人搶割了個精光。
袁家將蒲渭濱告上法庭，法官枉法斷案，袁印博在法官辦公室喝農藥自盡，其老父親也當場暈倒身亡。隨後，袁家又有兩人在絕望中自盡。村長劉世俊帶領村民上訪抗爭。我的報導在《南方周末》發表之後，此案成為輿論焦點，陝西省委成立調查組，法院最終判決蒲渭濱違法，袁家獲賠。
這根本談不上是法治的勝利。但是，當時還沒有「農管」，流氓雖然是體制內的「優秀共產黨員」，但還沒有打著「綜合行政執法」的大旗，村民們還可以將他告上法庭，輿論還可以監督。中共治下的「綜合執法」，就等於沒有訴訟和監督可能的非法暴力。各地都有過不少狀告城管的訴訟，幾乎都是以敗訴告終。因此，2009年瀋陽小販夏俊峰怒刺城管，得到廣泛的同情。在很多網民心中，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當局也明白這點，夏俊峰多次上訴無果，於2013年被執行死刑。
長平：嚴格地說，「農管」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鮮事物。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四清運動」，從「文革」到「計劃生育」，都是同樣的運動式「綜合行政執法」模式
從「皇權不下縣」到流氓化管制
很多網民懷念「皇權不下縣」的古代中國，痛斥農管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破壞。
費孝通先生曾用「無訟」來描繪傳統「鄉土中國」的治理特徵。他的意思是，傳統中國鄉村治理主要靠基於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的禮治，而不是現代社會人人平等的法治。
在政治管理上，費孝通指出中國社會結構「雙軌制」特徵：「我們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籠了政權，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機構的範圍上加以極嚴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權的中央懸空起來，不使它進入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範圍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單軌只築到縣衙門就停了，並不到每家人家大門前或大門之內的。」
這就是後來被學者總結為「皇權不下縣」的治理結構。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溫鐵軍說：「由於小農經濟剩餘太少，自秦置郡縣以來，歷史上從來是『皇權不下縣』。解放前縣以下雖然設有派駐性質的區、鄉公所，但並不設財政，不是一級完全政府。農村仍然維持鄉村自治，地主與自耕農納稅，貧僱農則只交租。這種政治制度得以延續幾千年的原因在於統治層次簡單、冗員少，運行成本低。」
在我看來，將「皇權不下縣」等同於現代社會的「小政府」理論，並期待回歸「鄉土中國」是不現實的。費孝通先生也曾認為，「新的司法制度卻已推行下鄉了……在理論上，這是好現象，因為這樣才能破壞原有的鄉土社會的傳統，使中國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徹底顛覆了中國原有的鄉村社會傳統，將「皇權」架構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問題不在於社會改造，而在於它並沒有讓中國從「禮治」走向「法治」，而是利用熟人社會實施地痞流氓化管制。嚴格地說，「農管」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鮮事物。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四清運動」，從「文革」到「計劃生育」，都是同樣的運動式「綜合行政執法」模式。
順便一說，城管的受害者主要是兩類人：一是城市下崗工人，二是進城謀生的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