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示意圖
50年前，中國剛從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走出來，三年間，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於饑饉，至今沒有確切數據，後來的正史將這一段曠世災難稱作三年「自然」災害。
作為一個中部省份，安徽省在大饑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達數百萬。正因為如此，在1962年的7000人大會（中央工作會議）上，安徽省領導受到重點批判，而此前在安徽省推廣的「責任田」制度，也夭折在這場大會上。
歷史充滿了戲劇性，16年後，改變中國命運的「包產到戶」也恰好誕生在這個省份。
餓殍與謊言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主要負責人7000人，因此這次大會又稱「七千人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確認安徽餓死數百萬人，主政安徽的第一把手曾希聖對此負有直接責任。
但是此前，如同皇帝的新衣，大規模餓死人的事情無人指出，偶有「天真的孩子」說破，旋即被打成反革命。1959年被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安徽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委張愷帆是最著名的例子。
「張愷帆是安徽無為縣人，參加革命早，早年參加無為縣暴動。他在省委負責統戰工作，反映了無為的饑荒情況，結果被打倒。我大躍進期間見過他，給我的印象不錯。」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原安徽鳳陽縣委書記馬維民對筆者說。
張愷帆因目睹家鄉安徽無為縣的饑荒現實，而提出解散食堂等主張，結果為安徽省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安徽省省長黃岩所不容。這是大躍進期間安徽省非常著名的政治事件。
馬維民曾參加過1959年批判張愷帆的大會，但沒有發言。「那時批判他『為三面紅旗抹黑』，是『安徽的彭德懷』。批判張愷帆時，我們這些幹部很矛盾，農村到處是婦女子宮下垂、浮腫病，死了很多人，但又覺得毛澤東是對的，彭德懷和張愷帆是給毛澤東和總路線抹黑。我們都不敢正視現實。」
那個時候，政府官員們似乎都患了失明症。馬維民的一次親身經歷，很能反映那時官僚的冷漠和自欺欺人。那是在安徽定遠縣，馬維民參加安徽省里組織的一次養豬大會，幾十個人一邊走一邊開現場會。浮腫病人那時會被集中在一起，略微給補充些營養，但並不足夠。他們看到一個農民在田埂上走著走著就倒了下去。他們裝作沒有看見，繼續邊走邊開會。「不像現在會上去扶起來，那時都不管他。」
飢餓而死的人越來越多。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曾希聖開始考慮實行「責任田」。
張愷帆晚年在回憶錄中，也專門提到責任田的問題。「歷史上許多問題是錯綜複雜的。1960年底1961年初，安徽情況越來越嚴重，餓死的農民數急劇增加，曾希聖著急了，急中生智，搞了個『包產到戶』。但這不是曾的版本，出主意的是張祚蔭。」
張祚蔭1959年4月至1969年10月任安徽省副省長、省委常委、省農辦副主任。按張愷帆的說法，曾希聖找張祚蔭商量解決辦法：「現在群眾沒有飯吃，你看怎麼辦？」張祚蔭提到他此前下鄉時看到的景象：有一戶人家，因為兒子得了肺癆病，為防止傳染，就一家人孤零零遷到附近山上開荒種田，因此避免了公社化，事實上成了單幹戶。也因此在四周圍家家沒飯吃的環境中，他們還過得不錯。張祚蔭因此建議說，「你看能不能把田包到戶去種？」
「包產到戶」——也就是責任田開始在全省推廣開來。「有兩個縣，舒城還是肥西記不清了，沒有搞責任田，書記還受了處分。」張愷帆說。
中央的默許
張祚蔭所說的這個得肺癆病的人，指的是宿縣褚蘭鎮農民劉慶蘭的兒子劉自立。戴興華曾撰寫《劉慶蘭父子首種責任田調查記》，對此有詳盡表述：「1961年初，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長張祥蔭到蚌埠專區蹲點，來宿縣視察工作。（安徽省水利廳廳長）孫禹和向他詳細匯報了劉慶蘭的事以及縣裡、公社的不同反映。張柞蔭對宿縣在1960年出現的嚴重困難局面深為了解。聽了劉慶蘭的情況，他深有感觸，想不到就在宿縣嚴重缺糧的1960年，竟還有這麼一位老農能向集體上交一兩千斤糧食。1961年2月，曾希聖來蚌埠視察，向蹲點的張柞蔭談了他設想的在農村搞包產到戶的辦法。張祥蔭向曾希聖詳細匯報了劉慶蘭事跡以及劉慶蘭提出的包工包產到農戶的建議。曾希聖當即肯定劉慶蘭覺悟高，走的是社會主義的路，並十分重視他的建議。於是，劉慶蘭的事跡被宣傳開來。」
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陸德生曾在《江淮文史》刊發《安徽責任田興衰的軌跡》，對上述事件卻有另一番表述。
陸德生提到，曾希聖1961年春節前後在蚌埠召開農村蹲點負責同志匯報會，張祚蔭介紹了劉慶蘭的事跡，並提及劉慶蘭建議最好把田包給社員種，不然生產搞不好，「這個事例對大家啟發很大，在曾希聖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各方面要求包產到戶的呼聲不斷反映上來，充分表明這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從上海來安徽，路經全椒縣，在與一些老農閒談時，他們就要求包產到戶，責任到人，並且還質問：為什麼不相信農民，不敢把田包給他們種。安徽省委還曾召開過勞模座談會，就實行『責任田』辦法徵詢意見。曹滿凡積極主張包產到戶，楊桂林也很讚賞這個辦法。應該說這時在曾希聖頭腦里已經形成了『責任田』的大體模式。」
「安徽搞合作化大鍋飯，糧食年年減產，曾希聖就想搞責任田試驗，分田到戶。結果一試發現有效，比大鍋飯放開肚皮吃好，他認為這樣才能恢復農村元氣，就開始推廣。曾希聖和毛澤東關係好，長征時翻譯國民黨的電報很厲害，毛澤東信任他。責任田的事，他也向毛澤東匯報過，毛澤東沒反對。」七千人大會代表、原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馮希仁對筆者說。
1961年3月，陸德生陪曾希聖前往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陸德生把匯總的「責任田」試點進展情況和各方反映，對曾希聖做了匯報。曾希聖在與毛澤東談話時，就此做了報告。毛澤東的答覆是，「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這給了曾希聖以信心，同月，安徽省省委出台《關於包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問題（草稿）》。
這一年的7月，毛澤東再次對此表態：「你們認為沒毛病，可以普遍推廣。」但到了年底，態度又發生變化，毛澤東說：生產已經開始恢復，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改回來？到了七千人大會，「責任田」變成曾希聖的罪狀，受到批判。
功過曾希聖
七千人大會的規模，在中共歷史上頗為罕見。大饑荒刺激了中央高層，決定以這種會議方式尋求改善之道。
會議上，中央領導表現出對事件認識的分歧，譬如劉少奇說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著名驚世話語。
對史家常常提到的劉少奇講話中的天災人禍三七開，馮希仁反而記不清了。在他的印象中，接下來的討論，「主要還是堅持三面紅旗。」
七千人大會的確糾正了很多左傾錯誤做法，但依然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註定了安徽「責任田」試驗夭折的結果。
近來，不斷有人撰文謳歌曾希聖，稱其如何顧及百姓利益，最後卻因「責任田」而受到處分。有人甚至稱其為「為包產到戶罹難第一人」（見《中國老區建設雜誌》2003年第6期，徐恆足《曾希聖：為包產到戶罹難第一人》）。這種說法，遮蔽了曾希聖治下餓死數百萬人的事實。曾希聖受處分主要源於此。
在七千人大會上，蚌埠市市委副書記馬騫向黨中央舉報曾希聖。毛澤東在收到幾封檢舉信後，決定將會議延長到春節後閉幕，並說「要摸老虎的屁股」。
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稱，曾希聖對毛澤東在大會上講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話並沒有在意，更沒有意識到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當他得知劉少奇要來參加安徽組的會議，還請彭真捎話給劉，請劉給安徽的同志鼓鼓勁。而劉少奇來到安徽組，就對曾希聖說，你不是請彭真讓我給大家鼓鼓勁嗎？假如相當多的人肚子裡還有氣沒有出完，越鼓，氣就越多，不會有幹勁的。要鼓幹勁，首先是出氣的問題，充分發揚民主的問題。劉少奇這樣認識問題，應該說是正確的。
張素華說，劉少奇針對安徽這幾年出現的非正常死亡、農業減產、工業減產、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又發出和他在大會講話時一樣的「天問」：這些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我在報告中講了四條缺點錯誤，安徽有多少條？是多一條兩條，還是減一條兩條？錯誤的性質，我在報告中說，不是路線性的錯誤，是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安徽是不是這樣？錯誤的責任，總的來說是中央負責，省、地、縣是個什麼責任？劉少奇的這幾問，直逼問題的核心，所有與會者震動極大，「氣氛十分緊張」！劉少奇認為，安徽的蓋子還沒有徹底揭開，所以他號召大家圍繞這幾個問題進行討論，換句話說，是揭蓋子。
張愷帆在回憶錄中也提及當時的情況：「開會時，曾希聖也走進會場，少奇同志說：『你來幹什麼？你去休息！你在這裡，大家不敢講話。』結果，都揭開了。五風問題，餓死幾百萬人的事，還有幾個人的冤案：劉秀山、李世農、楊效椿、我。」
據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2月7日，七千人大會結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繼續開會。在大會結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劉少奇三上北京友誼賓館。這一次，他經過多方了解情況，看來已經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麼問題了。在會上，劉少奇發表了總結性的講話。他說：看來，安徽的中心問題是省委的問題，省委問題的中心問題是曾希聖的問題。接著，他對曾希聖的問題進行了解說。並宣布，曾希聖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調離安徽，中央接受他這個要求。中央決定派李葆華同志到安徽任第一書記，代替曾希聖同志。
其實，從劉少奇的本意而言，應不反對「責任田」，但在當時堅持三面紅旗的氣氛下，又不能不在列舉曾希聖的過錯時，避過這一點。
七千人大會對安徽省影響巨大，安徽是七千人大會上被批評的典型，包括曾希聖在內幾個省委書記都降了職。曾希聖調離安徽，但仍任華東局第二書記。黃岩仍擔任安徽省省長，只是降為書記處候補書記。張祚蔭仍擔任副省長，但被拿掉常委職務。處分相對嚴重的是桂林棲、宋孟鄰和曾慶梅，三人一起被調到黨校學習，而後分別出任唐山鐵道學院書記、西安市副市長和山東淄博市市長。還有一個省委常委被開除黨籍，下放當副縣長。
「別的省如河南也有人受了處分，但沒聽說有像安徽這樣換了整個省委領導班子的。」七千人大會安徽代表馬維民說。
責任田夭折
時為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一直關注七千人大會的進展，還曾向馬維民等人了解曾希聖受批判的情形。胡耀邦想要知道安徽省推廣的「責任田」將面臨何種命運。胡耀邦對責任田的立場，是那個時代中央領導層整體認知水平的縮影。
在此之前，胡耀邦曾向毛澤東報送一份名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的報告。報告中，胡耀邦稱「包產到戶」（責任田）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但是他提議：「這種做法如大家還要干，仍可試行，但要允許不同意的地方不這樣做，更不要把它說得絕對，避免被動。如果要轉過來，也要有準備、有計劃地轉，不要造成混亂，使生產再受損失。」
胡耀邦還提到市場、中小城鎮生產和職工生活。農村集市都開放了，很活躍，但有些地方也有點亂。由此可見，胡耀邦當時對責任田和農村集市都有所排斥。
毛澤東將胡耀邦的報告批示：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生產恢復之後，責任田的歷史使命也就宣告結束了。
當時的《安徽日報》上對七千人大會隻字未提。七千人大會剛結束沒幾天，1962年2月13日，《安徽日報》在頭版刊登了關於馮希仁所在的安紡一廠的報導。報導名為《推廣先進經驗要從實際出發反覆試驗——安紡一廠西紡車間幹部從使用集棉器過程中受到深刻教育》，內稱：1956年底車間投入生產時，有關人員沒有弄清實際情況，就在紡紗機上一律裝了集棉器，結果有的效果好，有的不好。1961年初，車間領導沒有進行具體分析，決定將集棉器全部拆下，結果紗的強力降低，斷頭增多，回花上升。使用集棉器過程的這一起伏，使車間幹部認識到，對具體問題要做具體分析，處理問題要從實際出發。
「從實際出發」，這是這篇報導強調的重點。也是七千人大會後，安徽輿論宣傳的一個重點所在。但在「責任田」問題上，中央仍然意識形態掛帥，並未「從實際出發」，而是一刀切予以否定。
李葆華到安徽就職後，就開始貫徹中央決策，逐步取消責任田。
這中間有一個插曲。1962年，安徽宿縣符離區委曾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上「萬言書」，保薦責任田，但未被採納，還受到批評，相關官員做了檢討。
1962年10月11日至11月12日，安徽省省委一屆十三次全會在合肥召開，傳達貫徹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指出安徽也存在「單幹風」、「黑暗風」和「翻案風」，其中以「單幹風」最為嚴重。會議討論通過《關于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的決議》，表示堅決改正「責任田」，恢復和鞏固集體經濟。
到了年底，安徽省省委印發《關於第一批改正「責任田」的總結及今後的工作部署》，內稱各地已改正「責任田」的生產隊有60100多個，占總數的23%。安徽省省委要求各地在1963年春耕前改正一批生產隊，其餘部分則在1964年春耕前予以改正。
張愷帆晚年回憶稱，李葆華來安徽主政時，安徽七十個縣有六十多個都實行了包產到戶，李葆華說包產到戶是曾希聖的一大錯誤，但是李葆華的步子是穩的，他提出：責任田問題要慢慢改正，不要一下子翻過來，要分期、分批、一步一步改過來，對農村，要實行休養生息。1962年，安徽省的生產狀況很好。工業方面，關停並轉，非生產性的建設一律停止，研究生財之道。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餓死人的現象開始受到遏制。1962年雖否定責任田，但因為其他因素的好轉，故百姓的健康生命權利整體上有所提升。
一直到1978年，馬維民曾任職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還是在巨大的壓力下，選擇了「責任田」，就此帶動了一場改變整個中國鄉村命運的大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