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中國作家張愛玲曾說，「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1】
張愛玲已逝，那個年代也已過去，可「這惘惘的威脅」延續至今，箝制著國人。
不自由的枷鎖一度匡住她，可喜的是她成功逃脫，成了當今國人追捧的「跑路天后」。
「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2】張愛玲借筆下「慕瑾」人物發出心底的吼聲。
猶如追隨張愛玲腳步一般，在21世紀的當今，不少中國人想方設法逃離中國大陸。
成功逃脫的中國企業家孟軍上月說：「我想好了，我也不會再回國了。」「這個共產黨不倒台，我是不會回去的。一定要看到共產黨倒台，我才能回去。」
逃亡路上心驚膽顫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果斷決定，隻身離開上海到香港，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她只告訴了姑姑，並與姑姑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1955年，她以難民身份，從香港抵達美國。
至死，她未再踏上大陸故土。因為她知道：「一個連衣服都要統一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文學和藝術生存的。」
可這一路並非坦途。
申請出境時，「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沒知道我寫作為生，不然也許沒這麼容易放行。」【3】
「⋯⋯對巡警哭了才領到出境證的。申請了不久，派出所派了兩個警察來了解情況⋯⋯她不接口，只流下淚來。不是心裡實在焦急，也沒這副急淚。」【4】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認為還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捨。」【4】
挑夫在一片大野地里狂奔，一直跑到香港干紅土地上、兩棵大樹下，才算安全。文中說，這位挑夫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她還看到這些挑夫們分享顧客脫逃的經驗，「也不知是親眼見過有人過了橋還給逮回去」【4】。
到了香港，還要接受盤查。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5】
張愛玲逃亡時的忐忑，雲南昆明90後陳泓元也經歷過。
「我過中國海關的時候，我非常的緊張，我幾乎就是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他去年在《新聞大家談》節目中說。
到美墨邊境準備偷渡的當天，陳泓元把裝有重要證件、現金、手機等東西的包仍向邊境牆，可是被掛在邊境牆的鐵絲網上。
經過一番掙扎，陳泓元不得不放棄那個包，從墨西哥北邊境蒂華納海灘游泳游到了美國加州聖迭戈海灘。「要是在墨西哥被抓了的話就很慘，直接據說是遣返塔帕丘拉（墨西哥南部城市）。我想著不能再耽擱了，那我就只能放棄那個包。」他說。
這次逃亡路上，陳泓元見到來自中國大陸各個省份的人：福建、四川、河北、山東、山西⋯⋯「到處的都有」。
背離故土是無奈之選
曾經她隨心所欲地寫作，但中共來了之後，她必須按照中共的要求寫主旋律文章。1950年，她盡最大努力寫出長篇小說《十八春》。但她並不情願，因為她知道「集體創作只寫得出中共的劇本」【6】。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裡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恐懼的面容也沒有定型的，可以是千面人。」
這是張愛玲離開大陸後所著的中篇小說《浮花浪蕊》裡的言語。
身體離開了大陸，但心靈深處的恐懼絲毫不減。
她見證過這股浪潮的兇猛。
在《談音樂》一文中，她這樣說：「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嚎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雖然與張愛玲相距70多年，陳泓元頗能體會這種被扼住咽喉的苦痛。
他在一所國際學校擔任老師期間，因在微信朋友圈裡發了一張諷刺清零政策的圖片。結果，陳泓元被該校團支書質問。「你只要發表了不同意見、反對的意見或者批評的聲音，他們會群起而攻之。」陳泓元說，「⋯⋯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就是讓我感到特別的害怕，然後壓抑。」
孟軍做企業，在中共清零政策下損失慘重，曾經年產值達3億元人民幣的橡膠公司破產。他從富豪變成負債纍纍的逃亡之徒。嚴重的是，他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承受不住壓力自殺了。
「我聽了以後我都覺得很震驚。」孟軍說，「他身體挺好的，我們還在一起喝茶⋯⋯怎麼會走了⋯⋯很慘啊。」「很可惜，非常可惜，連命都搭進去了。」
【附註】：
【1】張愛玲：《〈傳奇〉再版的話》
【2】張愛玲：《十八春》
【3】【5】張愛玲：《對照記》
【4】張愛玲：《浮花浪蕊》
【6】張愛玲：《〈紅樓夢魘〉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