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初秋，在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鑑定意見：「（汪）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單位民間文藝研究會沒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無奈情況下，給西南聯大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
現年八十歲、剛做完胃癌手術的楊毓珉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時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來。跟團里一說，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餘喜歡寫京劇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曾祺就這樣到團里當了專職編劇。（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採訪）
老作家林斤瀾介紹說，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關心過汪曾祺調動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盪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複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副團長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一九六四年現代戲匯演，團里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盪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裡，記得當時已結冰，遊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
江青看了以後，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等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這齣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改劇本，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裡凳子上全是書。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說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幹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後親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幹嗎？」而汪曾祺依舊那麼兢兢業業，在階級鬥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分。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採訪）
據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麼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汪說：「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說：「哦，沒有。」江青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她曾與蕭甲說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麼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說：「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棋心裡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說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範圍內說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後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麼多汗，自己後來解釋說，「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說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的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採訪）
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範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也談及這個問題：
「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採訪）
有一回，汪曾祺傷感地對劇團書記薛恩厚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後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說薛：「老薛，怕什麼！回家種地也是革命。」
江青對汪曾祺的寫作才能印象頗深：對《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滿意。在討論第二場時，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兩句，我當場就想了兩句，她當時表示很讚賞。（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
歷經幾年文革風雨，一九七二年四月決定北京京劇團排練《草原烽火》時，還是江青一錘定音：「寫詞也有人，叫汪曾祺寫。」可見江青對汪曾祺手中那支筆的看重，正因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從「牛棚」解放出來，重新參加樣板戲創作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軍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後院會議室去談話，對我說，「準備解放你，但是你那個《小翠》還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說，「那你解放我幹什麼？」李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很不馴服的人……你去準備一下，做一個檢查。」
快到中午的時候，李英儒又找我，說，「不要檢查了，你上去表一個態。」
等群眾到了禮堂，他又說，「只要三分鐘。」我當時很激動，不知道說什麼好，大概說了這樣幾句，「我是有錯誤的，如果江青同志還允許我在革命現代戲上貢獻一點力量，我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表態之後，就發給我一張票，讓我當晚看《山城旭日》，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了一張請柬。又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找我，說讓我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說，「陪江青××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關於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
汪曾祺形容自己當時如在夢中，心情很激動。江青來看戲時並沒有問到「解放」之事，幕間休息，她對汪曾祺說了一句觀後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後來，汪曾祺真實地談到自己內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最初只是覺得她說話有流氓氣，張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係》）
按當時慣例，《紅旗》雜誌要發表各個樣板戲的定稿本。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們討論《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句要改，汪即根據她的意見及時修改，直到江青認可為止。全劇通讀修改完畢，江青深感滿意，汪曾祺也認為自己「應對得比較敏捷」。沒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時半，江青的秘書忽然打電話到京劇團，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原訂團里參加「五二〇」群眾大會的只有譚元壽、馬長禮、洪雪飛三位主要演員。那天，汪正在為《紅旗》趕寫《沙家浜》的文章，他跟軍代表田廣文說：「那文章怎麼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田廣文說：「什麼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麼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們先在一個招待所集中，然後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西側。這天，江青沒有出席大會。《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在幾百人出席的名單中出現了汪曾祺的名字。老作家林斤瀾當時正關在牛棚里，看到報紙一陣驚喜。十幾年後他笑著告訴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門，還等你來救我了。」
汪曾祺那時有了受寵若驚的知遇之感。他的兒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時在長影拍《沙家浜》，劇團的人大都在長春。有一次江青要開會，特意說如果汪曾祺在長春，要派專機接回北京。其實當時他還在北京。」汪朗表示，父親是一個摘帽右派，文革中沒有打入十八層地獄，這與江青對他的看重很有關係。而且父親覺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劇，對唱詞好壞有鑑別力。
江青對樣板戲劇團「關懷」備至，對辦公、劇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諸多方面一一過問。有一次，馬長禮告訴江青，現在劇團在後台辦公不方便，房間窄小。江青問：「你說哪有好的？」馬長禮說，工人俱樂部旁邊有一座小樓。事後江青一句話，把那座小樓撥給北京京劇團。江青嫌原來飾演十八位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歲數過大，稱他們為「鬍子兵」，就調換來戲校年輕學生，表示這群傷病員的戲要整齊。在討論蘆葦盪一場戲時，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詞：「敵人的汽艇過來了。」以此來烘托氣氛。這一切給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認為江青在當時高層領導人中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而且提供了當時算是優越的工作條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毛選》。送給汪曾祺時，江青在扉頁上寫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幾個字，江青寫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幫」後，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題寫的扉頁撕碎了。據說，這一套《毛選》非常難得，只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江青自留或贈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當時備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動。
身為劇團負責人、《沙家浜》的導演，事隔三十多年，蕭甲認為對過去日子應持客觀態度：
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江青一邊看戲，我一邊記錄，不能說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後單獨談，那就表明她經過了思考。有時她說話就比較隨意，她說，「柳樹呆板，太大了。」我們改了，她又說，「我跟你們說了，怎麼弄成這樣？」如果弄得不太好，她還會覺得你跟她搗亂。
有一次，演員們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見，我說，「別爭了，這是江青的生死簿。」
還有一次，江青說：「看《紅燈記》就落淚。」我在背後說：「這不好，這會損壽。」有人匯報上去，江青說：「咒我早死。」市委很緊張，就讓我在黨內檢討。我說，沒惡意，只是詼諧。
上天安門，是江青說了算。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氣。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地寫東西。他在團里挺有人緣，主要演員都看得起他，他在劇作上很有貢獻。（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採訪）
汪曾祺是個嚴謹認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指示製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第一屆全國樣板戲交流會上，他奉命二次到大會上做過有關《沙家浜》的報告。有一次在團里傳達江青接見的情況，他在最後情不自禁地建議喊三聲「烏拉」，以示慶賀。汪曾祺後來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翹著二郎腿、抽菸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他。
汪曾祺以後反省時，也感到自己那時也陷入狂熱和迷信的地步：我對江青操心京劇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說她身體不好，出來散步，帶一個馬扎，走幾步，休息一下。她說一直在考慮北京京劇團的劇目，說她身邊沒有人，只好跟護士說，「北京京劇團今年沒有一個戲，全團同志會很難過的。」我為她的裝腔作態所迷惑，心裡很感動。（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
他曾先後為《沙家浜》寫過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荊斬棘，推陳出新》刊登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動筆前領導指示要突出宣傳江青在樣板戲中的功績，一切功勞歸功於江青。一位領導還叮囑道：「千萬不要記錯了帳。」
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細節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們最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在開打中，讓郭建光和黑田開打，最後把黑田踩在腳下」、「江青同志曾經指出，應當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關鍵的地方，小節骨眼上，不放過」，等等。
汪曾祺對於當時的一個場景一直難以忘懷：在康平橋張春橋那個辦事處，江青來回溜達著，聲色俱厲地說，「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當時我和閻肅面面相覷，薛恩厚滿頭大汗，李琪一言不發。回到招待所，薛還是滿面通紅，汗出不止，李琪說，「你就愛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祺《關於紅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體驗生活，要坐坐牢。於是，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說話。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楊毓珉說：「我們戴上鐐銬，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裡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回招待所睡覺。後來上華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人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
接著，江青又授意改編《草原烽火》，汪曾祺、楊毓珉、閻肅他們又在草原上奔波兩個月，一輛吉普車的玻璃全震碎了。回來匯報說，日本人沒進過草原，只是大青山游擊隊進草原躲避掃蕩，發動牧民鬥爭王爺不符實際。于會泳卻說：「那就更好了，海闊天空，你們去想啊！」
「很早就聽曾祺講述這個故事，幾次聽他在會上講。既把它當做笑話，也看作是悲劇。」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瀾談及此事，不由長嘆一聲。
楊毓珉介紹說，《杜鵑山》第二、六、八場是汪曾祺執筆寫的，全劇寫完後又出了一段故事：江青一開始就說，可以撇開話劇，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鵑山》韻白很好，高興之下又要我們把《沙家浜》的台詞也改成韻白。我們費勁費大了，真寫出來了，江青來電話說，算了，別動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採訪）在寫《杜鵑山》雷剛犯了錯誤還被信任的台詞時，汪曾祺聯想到自己的際遇，一時動了感情。他對別人說：「你們沒有犯過錯誤，很難體會這樣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回憶說：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幹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鵑山》的創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華，應該很好發揮他的這種才幹。（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採訪）一九七三年後，江青與張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聯繫，于會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隊伍，汪曾祺與他們的關係相對疏遠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會泳通知汪參與《新三字經》修改，此書將作為小靳莊貧下中農編的批林批孔讀物，汪只寫了其中幾句話：「孔復禮，林復辟，兩千年，一齣戲。」一九七六年二月，于會泳又要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點，並表示如果樣板戲不注意質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後來於對《決裂》彩排不滿意，批評說像是一根繩上掛了許多茶碗。汪曾祺他們想不出辦法，只好每人讀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開會，原訂匯報各自的設想，可是誰也沒有說什麼，因為暗地裡已經知道「四人幫」垮台了。
我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遊行中覺得心情非常舒暢，我曾說，「哪次運動都可能搞上我，這次運動跟我沒有關係。」我當時很興奮，很活躍，也很衝動。
我寫標語，寫大字報，對運動發表自己看法，參加各種座談會，還寫了一些作品，在團內張貼，向報社投稿，送到劇團希望人家朗誦、演出。
我覺得和江青只是工作關係，我沒整過、害過人。我還說江青在《沙家浜》初期還沒有結成「四人幫」，還沒有反黨篡權的野心，並表示這段問題搞起來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綜合檢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團內給汪曾祺貼了第一批大字報。五月，汪曾祺在創作組做過一次檢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檢查。當時文化部長黃鎮認為，文藝界清查不徹底，壓力鍋做夾生飯，火候不夠，要採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當眾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一掛就是兩年。
當時上面認為江青還有第二套應變班子，老頭成了懷疑對象。老頭天真，別人覺得他日子過得風光，他覺得受苦受累大了，別人對他的認識與他的自我認識有很大反差。把他掛起來，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厲害，在家裡發脾氣，喝酒，罵人，要把手指剁下來證明自己清白無辜。天天晚上亂塗亂抹，畫八大山人的老鷹、怪鳥、題上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處跟文革不合拍，不認同。在創作上痛苦不堪，他是從這個角度認識四人幫的。在大環境中若即若離，沒有成為被政治塑造的變形人。
那時他給老同學朱德熙寫信，從不寫樣板戲如何如何，最多只寫「我等首長看戲，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兒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
那時他寫了不少反駁材料，不同意人家寫的結論。人家讓他簽字，他逐條辯駁。他被單獨審查一陣，讓回家，但不讓串連。從上面來了一批老幹部，整得厲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幫倒之前，卻沒少傳小道消息，把我們嚇死了。《紅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訴我的，說，「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興，手舞足蹈。
後來有一陣審查鬆懈，無人管理。剛好曹禺《王昭君》發表，閒來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崑劇，我改成京劇。那時他已開始收集《漢武帝》的資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漢武帝的人格。後來體力不行，住房太小，沒有條件寫下去。
我們勸他搞小說，他說，「我沒有生活，寫不出來。」實際那時已在打小說腹稿，還找出四七年寫的小說給我們看，讓我們說歸什麼類。
他說，樣板戲十年磨一戲，很精緻。但主題先行，極左思潮影響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藝術。有些唱段可能會流行。王蒙、鄧友梅說不能聽樣板戲，老夫子很同情，覺得是這麼回事，對他們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
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袁韻宜記得那時見到汪曾祺進出辦公室，總是低頭進低頭出，見到熟人說：「我又挨整了。」《杜鵑山》導演張濱江說：「他有時一言不發，眼神悲悽，心裡有事。」最後審查的結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寫了將近十幾萬字的交待材料，成為他十年樣板戲創作的副產品。
後來不少朋友勸汪離開京劇團這塊傷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喬木當場找了一張菸捲紙，上面寫了「汪曾祺到作協」幾個字。汪還是沒有離開，他覺得京劇團自由、鬆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單位那麼複雜。
在那段苦悶的日子，《受戒》、《大淖記事》已經開始謀篇成形。張濱江曾聽他講過《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讀了《受戒》初稿後，驚訝地說，小說還能這麼寫？她給楊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發表嗎？」楊毓珉在一次會上介紹《受戒》的內容，引起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部負責人李清泉注意，就沿著線索索取《受戒》發表。
林斤瀾說到另一名作《異秉》的發表經過：汪曾祺當時跟文學界脫離，狀態很懶。我說，把《異秉》交給我轉寄吧。《雨花》的葉至誠、高曉聲看後覺得很好，說江蘇還有這麼好的作家。但是兩三個月沒發出來，我寫信問，葉至誠說，「我們也講民主，《異秉》在小組通不過。組長說，我們要發這樣的小說，就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可發了。」後來高、葉一定要發，高曉聲還特意寫了編者按。汪很欣賞編者按，認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採訪）
以後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一發不可收拾，聲名遠揚。閻肅看了他的新作，打電話誇獎，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閻肅有感而發：「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從裡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他憶起文革中在上海寫劇本時，與汪曾祺在街頭小店喝黃酒長聊的情景：「我們不敢議論江青，也不提那該死的劇本，就是聊家鄉的事、讀過的好書及早年看過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有一種窮人的樂趣。」
汪曾祺一生都瀰漫著楊毓珉他們所說的書生氣、士大夫氣，成敗俱在於此。
一九五八年補劃為右派的罪證是汪所寫的鳴放小字報《惶惑》，結尾如此寫道：「我愛我的國家，並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菸，去看天上的雲。」
其中有一句最令領導們憎惡：「我願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這句話使他切切實實地付出痛苦的代價。後來他對人說，戴著右派帽子在農村勞動時心裡很慘，唯一樂事就是給六歲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我不會拼音，逼著我學著用拼音給兒子回信。
兒子長大了。目睹父親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勸慰情緒起伏很大的父親。兒子說，你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沒有什麼一致的思想認識，就是有點知遇之恩。兒子說了很多，父親想了想，總是說：「對！對！」汪曾祺後來愛說：「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歸於平淡，平淡如澈。
附：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題記
八十年代在中國作協工作時，曾有幸與汪曾祺先生有過幾次交往，去過蒲黃榆家中做客。他好客，但有時卻安靜得可怕，個性鮮明。汪先生去世後，我多半是從汪先生的好友、老作家林斤瀾先生那裡獲知他的有趣故事。
汪曾祺先生的兒女都非常出色，待人誠懇，樂於助人，像汪朗、汪朝都是有求必應，這麼多年幫了我很多忙。他們所寫的父親著作，我一直認為是作家家屬中寫作最棒的書籍，從不諱言如深，情趣蕩漾，樂不可支。
當時我最想讀到的是汪曾祺的檔案，因為知道1976、1977年汪先生曾被迫寫了十多萬字的交待，以此來換取政治上的解脫。原本查閱檔案之事想像很複雜，難度很大，但沒想到去北京京劇團聯繫時，一遞上介紹信，就受到老幹部處同志熱情接待。經過領導研究，他們同意我查閱部分檔案。記得我第二次去劇團時，那一天剛好有京劇團老人去世，老幹部處的同志大都去八寶山經辦喪事，只留下一兩位小姑娘看家。小姑娘打開柜子，抱出兩捆東西，用一根塑料繩捆了十字結，上面有毛筆寫了「汪曾祺」三個大字。
打開一看，大都是汪先生寫的交待材料，約有十幾萬字，幾乎每一個專題都有專文解釋、辯解，有時一個題目會寫好幾次。汪先生用原子筆寫，下面有複寫紙，一式三份，筆觸很有力量。還有一些是外調、揭發材料，大都涉及汪先生在樣板戲的一些經歷。我大約用了兩三天時間在辦公室查閱，對一些關鍵的資料做了筆錄。這些手寫的材料極為重要，如果書稿中缺失這部分材料，《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就難以成篇。謝謝北京京劇團老幹部處諸位同志，你們的好心好意成全一個寫作的夢想，成全一種史料的流傳。
在此次採訪中，我曾經想努力接近京劇團文革中兩派人士，盡力想取得考證的平衡，但又很難成功，不少人不願再去沾文革中瑣碎、說不清是非的事情，有的人談了最後又不讓在文中引用。最難以忘懷的是老團長蕭甲、老編劇梁清廉、老導演張濱江等老人，他們先後幾次接受我拉鋸般的採訪，不厭其煩，細微至極。他們均是汪先生創作時的重要領導者、合作者、觀察者，他們的口述綿長而又生動，是最出色的佐證材料。
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我引用了一些當時身居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黨代表扮演者）、錢浩梁老師（京劇《紅燈記》李玉和的扮演者）的口述材料，從高層的角度來印證汪先生當時的創作狀態。這十幾年間與劉老師、錢老師私下來往較多，他們對我的個人影響很大，教會我如何看待覆雜歷史的奧秘，平淡對待生活中的中意和失意。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較早寫到江青在藝術方面較為內行的提法，寫到江青指點彩排、關心劇團事務的諸多雜事，通過蕭甲的講述，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江青的一些為人特點：「她對作者到了哪一層不在意，是什麼分子也不看重，誰有才氣就敢用誰，見了有才的人很客氣。」當時寫這些內容時還是有些怯場，畏手畏腳，生怕惹上麻煩。相隔十幾年，我們看待歷史人物的態度似乎變得更加從容和客觀，沒有惡意的漫畫，沒有恣意的醜化。
汪曾祺去世後，老作家林斤瀾一再感慨：「一生最好的談話夥伴沒有了，世上無人可談了。」林老心境的落寞和荒蕪是我們這一代人難以等同身受的，他們在過去險惡政治環境中生存艱難的境遇又何嘗是我們所能體察周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