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位老人都是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審訊和批判的，他們清楚如果不接受這些罪名，他們會面臨嚴刑拷打，而一旦承認，他們又會無休止的參加各種批鬥會，站在台上接受打罵和各種凌辱，因此，他們選擇自殺，用這樣一種極端的形式來保護自己。
第一位死者叫官用民，於1966年4月投水自盡，死時年齡為55歲。（嚴格的來說官用民自殺的時間是在文革爆發前夕，這時農村還處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以下是他死了二十年後即1986年3月中共東溪鄉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關於官用民在「文革」中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死者，官用民，男性，現年75歲（死時55歲），文化程度高小，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分，農民，家住東溪鄉章劉村委會都里村。
"解放前"官用民在十九歲的時候因與家裡賭氣跑到波陽去當了國民黨的兵，在部隊裡有18年，曾擔任過付連長職務，後退伍回來在皇崗偽鄉政府擔任過付大隊長一年多時間，後在（現農機站）遇到國民黨十幾名當兵的，他把這些兵帶到了皇崗，並繳獲了十來支步槍交給了解放軍，解放軍認為他做了好事，就吸收他參加了解放軍約三年左右，後就回家參加生產，還到東溪石板橋看守過山，據被調查人反映在解放以後基本上沒做過壞事，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份的一天晚上，原河東公社付社長胡長春、工作員劉增生、大隊劉梓貴等五人到都里村把官用民捆綁帶到公社，關在油坊房內，據官用炳（官用民胞弟），帶走官用民的第二天，他的愛人送被子到公社去給官用民（因官用民是單身漢），官用民對我愛人講：「他當過國民黨的兵，歷史問題是沒有辦法講，現在又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還講他到郭公山開過黑會（因他到東溪石板橋看過山），他確實沒有做過此事。」據當時擔任值勤任務的河東大隊民兵營長張兆林講：主持審訊的是原河東公社武裝部長程有清、河東油坊廠長鄒坤龍兩個人，一共審訊了二、三次，但是沒有動過任何刑具。但是由於值勤人員思想麻痹，認為官用民沒有什麼大問題，關他的房門也是未上鎖的，官用民由於思想過於緊張，又怕回去丟面子、烈古，不如一死了之，於是他趁值勤人員吃夜餐之機，偷出去了，跑到河東油坊背後坑裡投水被淹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屍體。
根據以上調查情況，因當時擔任審訊的程有清、鄒坤龍二同志均已死亡，具體情況是無法再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官用民因歷史問題自己投水被淹死，我們意見不予追究責任。特此報告。
調查人：陳貴主、張春玄
經黨委審核同意調查人意見中共波陽縣東溪鄉委員會86.4.16】
第二位死者叫劉錫燈，於1970年農曆二月初九在家自縊身亡。以下是1986年3月中共東溪鄉委員會的調查報告：
【關於劉錫燈在「文革」中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死者劉錫燈，男性，現年81歲（死時65歲），家庭出身：中農，"解放前"一貫種田，家住本鄉新屋下村委會山家村。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廣泛深入地開展，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根據當時進駐新屋下大隊的工作組意見，放在山家村召開了一個群眾批斗大會，由工作組員伍金生同志主持會議，批鬥對象是劉錫燈。在批鬥會上主要是要他交待在"解放前"當「股房老闆」和參加「兄弟會」的歷史問題，當時只對他掛了一個黑牌，發動群眾進行檢舉揭發，並沒有對他實行任何刑具和逼供行為。會後由於他自己思想過分緊張，一怕自己脫不了身，又怕連累子孫，於是，就在第二天一九七零年農曆二月初九日早上吃早飯的時候，在自己家房中上吊而死。
根據上述調查情況，我們認為因追查劉錫燈的歷史問題，進行了一般的批鬥，沒有用刑，所以不予追究他人責任。
調查人：陳貴主、張春玄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五日
經黨委審核同意調查人意見中共波陽縣東溪鄉委員會86.3.26】
劉錫燈的兒子所寫的《關於我的父親劉錫燈在「文革」期間不正常死亡的情況》中也提到其父死亡的情況：
【正當廣大幹部群眾都怕搞到自己頭上來了，怕要戴「大帽子」成了反革命、右派等等，一片人心慌慌到處混亂之際，我村工作隊於二月初八（農曆）召開了全村群眾參加的批斗大會。會場設在原劉起先生的學堂屋內，一片所謂革命口號聲中，把我父親帶上了「台」，說什麼我父親送走了劉興。劉興是反革命，我父親也是反革命，如不老實交待就沒有好下場。（其實，當時劉興已被政府抓住了，放在皇崗受審，有案可查）
當夜散會回家，我父親一夜未上床，一個勁地抽菸，思前想後，唉聲嘆氣。由於膽子小，怕挨打逼迫承認成了反革命，連害兒孫，為此上吊自盡而死了。終年65歲。】
一個投水而死，一個自縊而亡，兩個老人用這種方式結束了人生。根據調查報告所講述的內容，他們本都沒有做過什麼出格的大事，也沒有多大的罪狀，在審訊和批鬥中也沒有使用刑具和發生逼供行為，其結論是他們都是因為「思想過於緊張」而自殺。「思想過於緊張」一說，實際上是將他們的死歸罪於他們自己，別人沒有責任，時代沒有責任，政府更沒有責任。是什麼讓他們「思想過於緊張」？以他們的年齡，他們已經見識過「專政」的鐵拳有多狠，他們肯定見過土改運動時痛打「惡霸地主」的場面，聽過鎮反運動時槍斃「反革命分子」的槍聲，他們可能不止一次去參加公審大會，以他們的出身（一個是貧農，一個是中農）也還有可能上台去控訴過或打過「四類分子」，有這樣的一種閱歷，他們「思想」能不「過於緊張」嗎？
「不予追究他人責任」，再蓋上一個大紅的官印，官用民和劉錫燈的兩條命就這樣白白的丟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