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中共人民日報5月25日在其第九版」理論版「發表文章《開拓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新境界》，對習近平**思想進行吹捧。而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則為此後的歷次中共政治運動提供了參考。
25日的中共《人民日報》文章中提到，習近平「明確反對錯誤的思想方法」。
文章引用習近平2018年所說：「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證法，就要反對形上學的思想方法。我們的先人...很多典故都是批評和諷刺形上學的，如盲人摸象、鄭人買履、坐井觀天、掩耳盜鈴、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等等」「任何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觀點都是形上學的思想方法...」。
而且，文章稱習近平強調：「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涉及一系列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的變革，涉及一系列工作關係、社會關係、利益關係的調整，不改革就只能是坐而論道，最終到不了彼岸」。
要理解習近平為何要「明確反對錯誤的思想方法」，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高華教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為此提供了參考。
高華教授說，「1941—1942年毛澤東的全部興奮中心都圍繞著一件事，這就是如何構築以自己思想為核心的中共新傳統，並將此注入到黨的肌體。」
其具體方法概括來講就是「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其中的」教化「顯然是不斷的」洗腦」；至於說「強制」，高華教授在書中說，毛澤東為何「單單挑選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他說，「毛澤東看中康生的是他對自己的絕對順從和康生這個『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懾作用。」
「毛也不對全黨幹部轉變思想抱十分樂觀的態度，毛要利用康生的專業特長，促成全黨思想轉變的工程。康生這個名字所象徵的強制性，將有助於延安的幹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對毛澤東權威的感性認知。」
那麼最終延安人與人之間成為一種什麼關係呢？
高華教授在其書中的注釋仲介紹，
」王世英作為黨的高級幹部在進入延安後，感觸最深的就是『人際關係越來越難處』。他對劉少奇銳：回到延安，我感覺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願做的不願說的，也得去做去說...。劉少奇認為，王世英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他告訴王世英：『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這種革命的『吹牛拍馬』，以後伴隨著等級森嚴的幹部級別制度，逐漸發揚光大，成為某種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以至於長期從事國統區工作、從未去過根據地的夏衍在1949年聽到別人稱他『高幹』，看到文藝家馬寒冰向他敬禮報告時，還很不習慣。」
這也就解釋了中共黨內為何會有類似現象，以及它的根源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