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的鄭雅君的故事可以寫成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本科、研究生就讀於復旦大學，本科畢業論文獲中國社會學年會優秀論文獎，碩士論文獲首屆全國教育實證研究論壇優秀學位論文獎。獲得「復旦大學優秀畢業生」、「上海市優秀畢業生」稱號，目前在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標準的精英。
另一個版本是：她生長在地處偏遠的甘肅省張掖市，少年喪父，由母親獨力撫養。中學時的鄭雅君把全部時間都用來學習，卻因過於緊張，導致第一次高考失利，只能復讀。第二年考入復旦後，她聽不懂老師講課，甚至聽不懂出身大城市的同學聊天。大四時，她發現自己找不到畢業出路，只好申請延畢一年。
某種意義上，是後一個版本裡的鄭雅君造就了前一個。在大學受挫後，她開始思考：大學生的出路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弱勢背景出身的學生，到精英大學後常常碰到障礙，難以融入？同樣是金榜題名，為什麼出路千差萬別？
鄭雅君訪談了兩所精英大學的62名同學。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擁有不一樣的大學生活體驗和職業方向。鄭雅君發現，精英大學是一所精心布置的「迷宮」，學生需要儘早決定自己將要去哪個出口，並擁有一套認識和安排大學生活的技巧——大到職業規劃，小到選課、參加各類活動、刷實習履歷，才有可能順利「通關」，在畢業時獲得儘可能理想的出路。
在此過程中，那些優勢背景出身的學子通常會因為對這套規則的熟諳而占得先機，弱勢背景的學生則往往會經歷茫然無從的階段，有的甚至在臨畢業時才匆忙抓住某個夠得著的機會。上大學的方式，製造了畢業出路的階層差異。
鄭雅君以此為課題寫成了碩士論文，進而擴展成了一本書《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在書中，她根據訪談案例進行了剖析，呈現出路分化的原因和過程。作為一個不算優勢背景出身的學子，她更多地共情和自己相似的同學。她認為，一時的所謂「落後」並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感所在，並努力踐行。
以下根據鄭雅君的講述和《金榜題名之後》中相關內容整理而成——
1
2018年，我正在香港大學上博士一年級。八月的一晚，我和一位師兄站在校園的路邊上，聊著我新一輪田野調查的感受。那時我剛結束了對復旦大學選調生的訪談，自覺有不少新發現。
那時，關於大學生出路的問題，我已經研究了近5年。從復旦到港大，我一直在追索：大學生的出身背景和他們在一流大學接受的精英教育，怎樣對個人的生涯選擇共同產生影響，造成他們畢業出路的分化？
我在復旦上本科時，母校本科生的去向大約是三成出國留學，三成保研，三成就業。看上去光鮮的整體數據，抹不平個體的差異：有人手握多個優質offer，有人臨近畢業才匆忙找了個工作，還有人不確定該幹什麼，依照好學生的慣性選擇了直研甚至直博，將未來五六年漫長的時光交付給或許並不真心喜愛的學術研究……而我自己大四時甚至找不到出路，只好申請延期畢業一年。上的是同一所大學，為什麼出路千差萬別？
恰好在那時，我偶然發現了社會學的視角和解釋能力。雖然我是社會學專業的，其實之前一直並不真正理解社會學，也不知道它能用來做什麼，只是按部就班跟著老師，把社會學作為純粹的「知識」來學習。
大四那年，我選修了一門通識課，《中草藥概論》。原本以為會講開方抓藥之類的，沒想到上課的是一位研究生物化學的老師，完全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講中草藥。
例如某種中草藥里起作用的是什麼化學成分。我突然受到啟發，想到同一個課題，可以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再回過頭看社會學，我發現它提供了一種結構性的視角，去看個體的命運被什麼更宏大的因素影響。就這樣，臨近畢業時，我終於意識到了社會學在做什麼。
我找到我們系的周怡老師，跟她說想用文化社會學的方法去研究大學生。雖然我那時候在我們班根本不算出挑的，但周老師還是給了我很多支持，她建議我繼續讀書深造，「任何題目其實都能做出東西來，只要找到好的切入口」。延畢那年，我靜下心來讀了不少相關的書。我想，既然已經決定做學術了，就慢慢來，慢慢來比較快。
本科畢業，我進入復旦高等教育研究所讀研，正式開啟了研究。為了增強自己的社會學功底，我在高教所讀研的時候還「篡改」培養方案，主動選修了不少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專業課，繼續和我社會學系直研的很多同學廝混在一起。我們有一個五六個人的小圈子，都對教育社會學感興趣，一起去上李煜老師新開的「教育與社會」，吃飯也是聊研究相關的東西，有時候也拉著李老師一起吃，儼然是一個迷你版的學術共同體，我研究能力上的很多長進都來自於這個共同體。
我先在復旦找了18名同學做訪談，之後又到北方一所著名大學訪談了20位同學。了解他們的家境：家庭的經濟地位、地域、父母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自己在校的感受和投入，以及未來的職業方向。
一開始和那些出身背景好、精英氣質濃郁的同學聊時，我心理上有些緊張。我來自西北小縣城，在我的印象中，那樣的同學都很自信，也更容易對人對事進行評判，甚至挑剔。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像數學院的經緯家在上海，父母都是企業中層，家在上海市區有4套房。他畢業於上海「四大名校」之首的某所著名高中，學校開設了500多門發展課程供學生選修。經緯的高中生涯，和普遍印象中的苦讀完全不同。和他聊天時，他經常用來形容自己的一個詞是「有趣」，並且毫不諱言地批評數學院的很多同學學業絕對優秀，但「不夠有趣」，「最後還是去了四大這種很普通很穩妥的地方」。
相形之下，出生背景較弱勢的同學整體顯得茫然、保守。冰倩是留守兒童，從湖南鄉下考進復旦。家裡從沒出過大學生，沒有人告訴她應該怎麼上大學。冰倩覺得上了大學就自由了，懵懂地憑著興趣上課，刷劇，到大三才發現自己的績點根本沒有保研資格。她也沒有任何實習經歷，匆忙準備考研也失敗了，陷入無路可走的境地。坐在我對面，冰倩眼中流露出失落與懊悔。北方大學的禹海來自山西農村，雖然成績不錯，但他意識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學的不同。比如同學要出國了，他才意識到還有這樣的路徑：「自己的經歷以及所處環境的限制，導致自己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會比別人晚個一兩年，差別很大。」
隨著案例累積越來越多，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大學是一個精心布置的「迷宮」，並不存在一條「主路」或標準走法。每一條小路（例如科研、學生會、社團等）都各有乾坤。學生們在各條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邊選擇路線，一邊在路途上收集著有價值的籌碼（成績、經歷、獎項等）。
「迷宮」出口的路主要有三條：出國留學、國內讀研和求職，對應著不同的籌碼要求和兌換率。比如打算畢業後出國留學，就要著重提升成績和外語能力，最好還能參與學術研究和境外大學交流項目；如果準備求職，成績就僅是次重要的要素，實習經歷和對行業的了解更加關鍵。
進入精英大學，學生需要儘早決定自己將要去哪個出口，並擁有一套認識和安排大學生活的技巧——大到職業規劃，小到選課、參加各類活動、刷實習履歷，才有可能順利「通關」，在畢業時將手中的籌碼兌換成儘可能理想的出路。而這套技巧，更多是由優勢的家庭經濟文化背景帶來的。換句話說，那些出身背景好的同學，比其他人更加「會上大學」。
在北方大學做訪談的那個冬天，告別被訪者後，我常常迷失在龐大的校園裡。就像我，以及和我相似的同學，因為缺少優越的文化背景加持，在大學四年裡，難以找到一條合適的路。
2
大四上半學期，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做交換生。宿舍區在半山，正對著吐露港，一眼望出去，大海茫茫無際。我感覺自己的人生也是那樣，看不到出路。
這是三年茫然無措的大學生涯帶來的結果。進大學第一年，我特別想不通一件事。從小到大，我已經夠努力了，沒有浪費任何一天，為什麼和其他同學相比，我看上去那麼差？
怎麼差呢，甚至連別人說話都聽不懂。同宿舍3個室友，一個上海的，一個昆明的，一個瀋陽的，我是唯一一個來自省會城市以下的。她們很友好，但我發現自己聽不懂她們聊天。她們說托福，我一臉懵，那是什麼？
一入學有個英語測試，根據成績分到不同層級的班裡上英語課。室友們都進了最高級的班，我進的是倒數第二層級的班，據說哪怕不參加測試，也能分到那裡。更挫敗的是，連這個層級的課我都聽不懂。我高考英語136分，不算是個太低的分數，但一直是按應試去學的，我當時的實際英語水平不足以造出一個日常生活中能用的句子。
選課也讓我摸不著頭腦。課程不該是學校安排好的嗎，怎麼還要自己選？室友們也不太明白怎麼選，不過她們會找學長學姐們請教，帶回來一些經驗。比如儘可能把通選課安排在大一修完，其他課程也儘量往前趕，為高年級出去實習爭取時間。我就照貓畫虎地學著大家的方法選。我還得去學校的機房，因為我當時並沒有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因為在我老家「據說」這不是必需品。
到了專業課上，迎頭又是一擊。大一的專業必修課有徐珂老師講的《社會學概論》，徐珂老師課講得好是有名的，因為這門課是很多社科專業的基礎課，別的學院的同學也對這門課讚譽有加。新聞系都有很多學生修他的課。他上課經常用很多電影來舉例，像《玫瑰的名字》《巴別塔》《楚門的世界》《肖申克的救贖》，來幫助學生理解當時對我們而言還很陌生的社會學理論。但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些電影，更別說理解背後的理論了。
後來和徐珂老師熟悉了，我告訴他，那時一到他的課堂上我就睡覺，因為聽不懂。一次迷迷糊糊醒來，只見徐珂老師兩手在空中托舉，說「社會就這樣浮現出來了」。我心裡嘀咕這是啥啊，社會咋還能浮現出來？
還有一次，老師表揚一位同學的課程作業。我到現在還記得那篇作業叫《金色拱門之下》，講社會的麥當勞化。理解那套文化符碼的人一看標題就明白是說社會像麥當勞一樣，正在變得快速、流程化。但我不懂，只覺得同學好聰明好厲害，我只知道麥當勞是吃的，他們怎麼還能抽象出一套東西來？
復旦的生源很多來自江浙滬比較發達的地區，那些年自主招生又占了相當比例。你知道，自主招生的要求更傾向於篩選出那些家庭文化背景好、視野開闊、很早就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而我中學時除了三毛，基本沒看過別的課外書。三毛還是在刷N遍題後，擠出空偷摸看的。對人文社科知識，我的了解可以說是零。我媽是學農林的，她也不懂那些，不可能給我什麼啟蒙。慢慢地，我意識到自己和很多同學的文化底色不同。他們在用那套彼此洞悉的語言交流，我身處他們之中，就像個山頂洞人。
就連參加社團，背後也是文化資本在起作用。我加入過校園媒體，但不會找選題，判斷不出什麼值得做報導，寫出來的稿子也不符合要求，不久就退出了。還曾經想進學生會學術部，覺得聽上去挺高端嚴肅的。面試時學長問我，假如我們舉辦一場活動，嘉賓遲到了，你作為組織者需要唱首歌維持氣氛，你會唱什麼歌？你知道我唱的什麼嗎？我唱：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兒吹向我們。
結果當然被刷掉了。後來想想，學長的問題其實也是在對「文化密碼」，看我和他們的要求是否匹配。如果我唱一首年輕人都喜歡的流行歌，或是更小眾、顯得更有品味的歌，肯定就能通過。但高中三年我是不允許自己聽歌的。因為一聽歌旋律就會刻在腦子裡反覆播放，會影響我學習。搭計程車去考場考試，我都會特意請司機不要放音樂。當下流行什麼歌，我根本不知道。
後來我在訪談中了解到，很多來自弱勢背景的同學都經歷過和我類似的衝擊。因為不具備精英大學中默認掌握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我們撞上了「文化障礙」。
整個大學四年，我都在追趕周圍的同學，試圖至少看上去和他們相似。別的不說，成績不能落下。我找教材，畫重點，背誦，應對考試。需要寫論文或讀書筆記的，就慢慢摸索老師喜歡什麼樣的文章套路，照著去寫。畢竟也不笨，整天花心思經營這些，成績還過得去。但其實骨子裡沒變，還是做題家那套思路和方法。交際圈也限於和自己背景相似的幾個同學。後來我讀到哈佛大學教師安東尼·亞伯拉罕·傑克的《寒門子弟上大學》，書中指出「入學並不代表融入」，那時的我，並沒有融入大學的主流文化背景和生活。
到了大四，我得到機會去香港做交換生。這其實也是一個隨大流的舉動，因為同學們都去境外大學交換，大部分是大二大三去，我因為英語不行，一直拖著不願考語言，拖到了大四。當時還是很高興的，雖然晚了點，畢竟看上去和同學們一樣了。
體驗了一段時間新鮮感，尋找畢業出路的壓力來了。我才發現，在主流的幾條路徑上，自己幾乎都沒有做好準備。我在一個做社區建設的公益機構當了很久志願者，工作能力很受肯定，就想著要麼去那裡工作。結果機構裡帶我的老師跟我說，國內的社工發展不算理想，以你的學校背景，沒必要做這樣的工作，拒絕了我。如果想保研，則要從10月份開始準備一系列手續，而我人在香港，在復旦處於休學狀態，沒辦法申請。至於出國留學，也沒有提前籌劃。
那幾個月我特別焦慮，每晚要到凌晨三四點才能入睡，白天又醒不來，大把大把地掉頭髮。一次起晚了，想起還有廣東話課的口語考試，急匆匆趕到考點，考試已經結束，教室里空無一人。我站了一會兒，悵悵地離開了。
錯過這個考試對我的成績沒什麼實質性的影響，但帶來了很大的心理衝擊。我覺得自己的狀態已經糟糕到連正常生活都維持不了的地步。到了年底，出路仍然沒有著落，我終於決定，延期畢業一年。
不能按期畢業，感到挫敗是必然的。好在那時，社會學的養分已經能夠給我提供一些幫助。我想，陷入這種困境不全怪我，而相當程度上在於我生長在西北小縣城，起點比別人低，來到名校，我需要更多時間去適應。當時我就是這麼告訴自己的。
我至今都感謝復旦，在我無路可走時給了我一個緩衝期。當時我已經修完所有課程，沒有所謂正當理由要求延畢。但學校很快批准了我的延畢申請。
從香港回到復旦，好舍友在宿舍區門口等我，幫我拿大包小包的行李。在被關愛的氛圍中，我舒緩了下來。延長的一年，也讓我終於能有個空隙緩口氣，尋找方向。
從那時起，我開始想要研究大學生的出路。大家不是都說，上了好大學，接受了好的教育，就會有光明的出路嗎？為什麼我4年下來一個出路都沒找到？到底卡在了哪裡？教育和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到底有什麼關係？我迫切地想要弄清這些問題。
在校園裡做訪談的鄭雅君
3
我自己算是依靠教育實現了向好的流動。中學時，我一直是小鎮做題家，臻於化境的那種。
小時候，確切地說五年級前，我過的就是普通小孩的生活，挺無憂無慮的。我家在甘肅張掖市臨澤縣，我爸在發改委工作，媽媽在林業系統。他們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靠上大學跳了龍門，從農村老家走了出來。
那時我爸爸工作上挺順利的，做到了發改委主任，我媽覺得，一家有一個人幹事業就夠了，她應該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單位要她下基層鍛鍊，方便將來提拔，她不肯去，寧可不提拔，就是為了不離開家。
我上五年級那年，我爸出了車禍。好好地出門，人就那麼沒了。一夜之間，我媽的整個行動邏輯都變了。她覺得她沒了依靠，我也沒了依靠，只能靠自己了。從那時起，我媽生活里最重要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動用所有她夠得上的資源和力量，去支持我的學業。
她把我轉到相鄰的一個縣城上初中，寄住在親戚家。因為臨澤縣太小了，大家都知道我們家的事，當時我在學校當班長，有時要管理調皮的同學，有人就會用你沒有爸爸這樣的話來嘲笑我。我媽怕我受影響，給我轉了學。生活一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從一個什麼都不用憂慮的掌上明珠，突然就背井離鄉，沒有依靠似的。
其實那時我並不理解死亡是什麼，爸爸不在了對我會有什麼影響。我爸在的時候也不管我，他只負責給我買好吃好玩的，日常照顧我的事是我媽在做。最直接影響我的是我媽的焦慮感。我才11歲，她就老念叨，你將來考不上大學怎麼辦，考不上大學怎麼辦。
有時我媽半夜睡不著，會一個人自言自語，好像在對我爸說話，抱怨說你一了百了，我怎麼辦，現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聽到後會有負罪感，覺得要是沒有我的話，我媽就可以跟著我爸去了。也想不通，自己怎麼就從一個寶貝變成了累贅呢？
我那時候經常做夢，夢見我媽可能哪天自殺了，或者說精神分裂，沒辦法照顧我了。我就老在盤算，如果真發生那樣的事，我們家房子值多少錢，能不能賣，應該找哪個親戚求助。後來很多年裡回顧自己的生命，我才發現我的很多恐懼、恐慌，其實都來源於那時。
到我初中畢業，我媽覺得張掖市區的高中更好，想盡辦法把自己從臨澤縣調動到了張掖市。你知道想從縣城調到市區特別難，但她就是做到了，為了讓我能在張掖市上高中。
高二讀了文科後，我真的是努力到了極限的程度。因為高一時不太適應，數學學不好，英語也一般，整體成績比較差。我媽找了各種人來給我做思想工作，像我爸有個同學是當地赫赫有名的民樂一中的校長，我媽就把我領到他家裡去受訓，聽他說以你現在的成績根本考不上大學，你不可以這樣，看看你媽媽對你付出了多少，你沒有選擇，必須要好好學習。
我們上學本來就早，7:30或者7:00就要早讀，我為了能多學一會兒，會再早起半個小時，晚上學到一兩點才睡。學校規定每天要跑操，我要麼溜號，要麼跑操時也帶著小紙條，邊跑邊抓緊背幾個單詞。真的是所有時間都用來學習。漸漸地成績趕了上來，在年級位居前列。
那時我肯定是那種非常令人討厭的好學生。比如考試的時候，我們按成績排考場，我永遠在第一考場的頭幾個位置，周圍都是成績接近的同學。答卷的過程中，我會故意做出輕鬆的姿態，翻卷子翻得很快，表示我已經做到第二面了，你們還沒有翻面，給周圍同學施加心理壓力。現在反思，一個人想要在競爭中獲勝的想法太過強烈的時候，真的會催生出一種人性的「惡」。
但其實私下裡，我根本沒有那麼氣定神閒。每次考試前我都會壓力爆棚，情緒崩潰到哭，擔心萬一沒有考到前面的名次怎麼辦。有時我媽看見了，會跟我一起哭。高考對你來說是唯一的機會，你覺得這輩子的前程都壓在上面，命懸一線。
第一次高考，我在這樣巨大的焦慮下考砸了。考試時緊張到什麼程度呢，連勾股定理都想不起來，結果比我平時的成績差了七八十分。下了數學考場，我就知道完了，要復讀了。
那年我的成績可以上個一本，但我沒報志願。我又不是考不上好大學對吧？要是去個一般的大學，覺得對不起自己的付出，還有我媽的努力。她每天在家把飯做好，給我送到教室，我吃完屁股都不用挪就可以繼續學習。從我家走到學校也就15分鐘，但她想幫我把這點時間都省出來。
復讀那一年，我延續著高三的學習強度。我想，高考發揮失常，說明我對知識的掌握還是不夠紮實，那就再一遍遍壓實它。做題到後來，我一看題就知道出題的意圖，它的考點，容易犯的錯，做完就知道自己能拿多少分。焦慮還在，但焦慮已經大不過我的實力了。
第二次高考，考完數學後我想起算一道題時公式可能帶錯了。那道題是4分，我跟我媽說，要是那道題沒錯，我就是146分，如果錯了就是142。最後果然是142。所以說，那時我已經是個臻於化境的做題家了（笑）。
最終我的成績是全省第40名，進了復旦社會學系。當時我媽帶我去蘭州見復旦的招生老師，對方說以我的分數，進復旦只有法學和社會學兩個大類可選。我不喜歡爭訟，不想學法學，而且高中時看一些新聞調查節目，覺得社會調查挺有意思。雖然不知道社會學是幹什麼的，但感覺應該和那相關。我覺得如果能當一個新聞記者，去做些為社會爭取公平正義的事，挺不錯的，就選了社會學。後來做了訪談我發現，很多同學進大學時都是這麼稀里糊塗報專業的。
在復旦門口和送我的媽媽告別，我對她說：媽媽你放心，我會好好學習的。我朦朧地知道大學和高中不一樣，但並不清楚怎麼不一樣。跟我媽那樣說的時候，我想的大致還是繼續拿出做題家的努力和韌勁，在大學裡拿好成績。
後來大學上得不算順利，在香港交換時那麼焦慮，我從沒告訴過我媽。延畢那個暑假我沒回家，在學校跟著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熊慶年老師整理數據，其實也有點不願回去面對那些關心的問詢。不過，那時我已經確定了下一步要做什麼，些許挫折感不會再困擾我。同班的同學們畢業時，我還和他們一起開開心心走了紅毯。
在本科大五的畢業紅毯上，鄭雅君（右二）與媽媽和兩個去年已畢業的好朋友一起走。
4
訪談完復旦的18個同學，我自覺已經找到了家庭背景和職業偏好間的某種聯繫：出身背景不具備優勢的同學往往把更多權重放在了回饋家庭、求取穩定上，更傾向於回家鄉做公務員這類工作；出身背景好的則更喜歡選擇賺錢多，或是自己感興趣的職業。
當年年底我到北方大學訪談，原本只是想驗證自己的發現，卻遭遇了挑戰。在北方大學，公認最好的學生很多會去體制內，大家都覺得那樣很光榮，賺錢是什麼玩意兒，不值一提。我之前建立的框架一下就坍塌了。
回到復旦，我對導師訴苦，導師笑呵呵地說，解釋不了也是一種發現，想想為什麼解釋不了？
一年後我再赴北方大學，在訪談中，北方大學和復旦的同學的共同之處清晰地浮現出來。我才意識到，問題出在我自己的預設上。之前我預設，每個同學的出路都是自己深思熟慮後選擇的。我曾認為這個假設很自然，這麼大的事，怎麼會有人不多方思考對吧？但眾多同學的真誠講述讓我看到，的確有相當多的人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做選擇，並據此來規劃大學生活。
在此基礎上，我把大學生組織大學生活的模式分為兩類：「目標掌控」型和「直覺依賴」型。前者大部分來自優勢背景的家庭，了解大學迷宮的規則，職業目標清晰，行動明確。而後者則無意識地陷入無目標狀態，主要倚靠直覺和舊有習慣來組織大學生活。通常，前者能為主體帶來更優勢的出路。
和目標掌控型的同學交流，我時常能感到他們的自信和對職業方向的主動求索。像把「有趣」當作重要標準的經緯，本科期間數次創業，最後選定金融作為未來行業。為了入行，他跨專業考了金融類研究生，畢業後收穫了好幾個理想的工作邀請。最終經緯選擇了做一家全球頂尖投資銀行的交易員，工作地在香港，起薪50萬元。他對此很滿意：「這個工作可以讓我用錢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投票。」
追求的過程中，目標也可能發生變化。有個和我一起去香港交流的學弟學的是新聞，原本滿懷新聞理想。那幾年新聞媒體遭受了很大的衝擊，他跟我說，「理想不能當飯吃，我現在都羞於跟人家說我是搞新聞的。」他決定轉向金融，開始費盡力氣找各類金融實習，「我要洗白自己的簡歷」。因為跨行業，他找工作並不很順利。求職期間我見到他時，他一臉疲憊，但仍堅信自己的選擇：「既然都是當『打工狗』，我為什麼不找一塊肉多的骨頭？」
目標掌控不一定都通向更現實、獲利更多的出路，也有人走向了相反方向。我在北方大學見到一位陝西同學，他的選擇令我充滿震撼。他從熱門的經濟學逆流轉到相對冷門的社會學，為的是「致力於社會的改善」。後來他回到陝西做選調生，經常在朋友圈關心社會時事、公平正義。
與目標掌控型相對應的，就是類似本科時的我這樣的直覺依賴型。囿於文化資源的不足，意識不到要及早規劃未來出路，或是迷茫度日，或是延續中學時的好學生慣性，一心只關注成績。不少人到臨近畢業，才匆忙抓住自己夠得著的某個機會。禹海一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在大三下學期選擇了符合主流的路徑——推薦免試博士。即便已經有了看上去光鮮的出路，禹海仍在後悔，沒有早些思考自己的未來。
看到許多同學和我一樣，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的出路是怎麼來的，我的很多困惑得到了共鳴。意識到這樣的困惑不是個體的困惑，它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也在很大程度被安慰，明白了本科時的茫然並不全是自己的錯。
聽了眾多故事，我慢慢明白，為什麼有時教育看上去對於改變命運很無力。社會本身就有強烈的「再生產自己」的慣性傾向，也就是說一個穩定社會的運轉，總是朝著鞏固和再造現存秩序的方向去發生。再生產的過程中，資源會自然流向那些本就富裕的地方。認識到這個，你就不會再那麼naive地覺得讀書理應改變命運，不然就是社會不公平。可這個社會就的確是不公平。
當弱勢背景的同學苦苦摸索大學和社會的規則時，優勢背景的同齡人早已從父母或更多信息源那裡獲取了信息。他們中有些人的父輩甚至是參與規則制定的人。前者只能遵從規則，得不到好結果時責怪自己不夠優秀，後者則有底氣質疑和無視規則。經緯高三時參加過復旦的自主招生，成績並不理想，因為文史科目需要識記的題他大多答不準確。「我絕對不會記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任何意義。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上博士後的兩個暑假，我又在復旦開展了兩輪針對農村學生和貧困專項學生的訪談，激發了更強烈的共情。一個大四女孩告訴我，奶奶從小就跟她說要好好讀書，要有出息。但在進入復旦前，她連電腦都沒有接觸過，實在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麼樣的出息。
看著女孩的眼淚，我暗自決定，我的書要為和我一樣經歷過迷失無從階段的學子而寫。從故事中，我挖掘出不少直覺依賴型同學最後獲得較滿意出路的例子，告訴同類學生，自己同樣有過上好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有個出生在農村的女孩，進入復旦後適應得較快，也很努力，學業績點高，還拿到出國交流的機會去了芬蘭。視野拓展後，她決心以後要環遊世界，體驗更多未知的風景。本科畢業，她到香港讀了研究生。在她看來，這段履歷增加了她求職的籌碼和做人的底氣。回來後，她如願進入一家著名企業工作。
同樣重要的是，從外顯角度（比如職業獲得）去測量，「直覺依賴者」因為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表現很可能不如「目標掌控者」。然而如果從多個衡量內在個人發展的角度測量，在大學裡的散漫發展和自由探索，卻可能讓「直覺依賴者」在內在自我的探尋上取得進步。從迷茫到探尋，再到找到吸引我的路，我自己的經歷，就是對此的一個小小註解。
在書里，我還剖析了大學迷宮的規則，希望為同學們順利通關提供參考。社會的確不公平，但我想儘可能為被嘲諷為小鎮做題家的那些學生做點什麼。否則，我都對不起將自己的經歷與心路歷程向我敞開的同學們。
復旦剛入學，身著「志德書院」書院服的鄭雅君
5
剛上研究生那段時間，我經歷了難忘的自我破碎。原因不是像本科時那樣不適應，恰恰相反，是由於我突然成了優秀學生。
本科論文我根據和熊慶年老師整理的數據，寫90後名校學生成績和家境的關係，很意外地拿到了中國社會學年會的優秀論文獎。這是全國性的會，入圍評獎的都是很好的文章，作為本科生能拿獎，我挺受寵若驚的。進入高等教育研究所讀研後，熊慶年老師是我的導師，他挺肯定我，加上好多研究生同學是從外校考來復旦，和他們相比，我對復旦肯定更熟悉，一下有了優勢似的，成了出挑的那一個。
但我完全沒有享受這種變化，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錯愕。以前總怪自己不夠優秀，現在明明什麼都沒有改變，換了個地方就成優秀了，難道是真的變優秀了嗎？其實沒有，只不過是評價環境和標準變了。我突然發現，自己此前很多年追求所謂的優秀有多荒謬。既然優秀不是個客觀存在，而是取決於某個評價體系，那麼我難道要為了被評價而耗儘自己的一生嗎？
困惑接踵而至：我到底是誰，我到底想幹什麼，如果我的目標不再是趕上其他優秀的同學，那麼我的目標是什麼？它有什麼意義？
那段時間我像著了迷一樣，碰到人就和對方討論，你覺得你現在做的事有什麼意義？甚至還去問了熊慶年老師。幾天後，熊老師給我發了個郵件，附著他職業生涯中發表的所有學術論文。在郵件里他說：這些論文，現在看來大部分都是「垃圾」。
熊老師的個性非常謙和，他的話一定有謙遜的成分。但我也能感覺到，他可能的確認為，從長遠來看，自己的很多論文或許不是很重要。
老師的話給了我又一個衝擊。過去習慣外界的評價體系時，我覺得做學術挺體面的。但當我開始向內尋求，熊老師讓我知道，做學術也可能變得沒有意義。並不是說走了學術這條路，意義就自動來了。
2017年碩士論文答辯現場鄭雅君與熊老師的合影
我在訪談中加入了這個話題。繼而發現，這似乎是這個年齡段的同學普遍的困惑。包括那些曾讓我覺得有距離感的精英同學，他們和我一樣，也要面臨意義製造的問題。
我意識到，能夠自由地去探索我的答案，還可以通過研究聽到別人的答案，這是個非常大的特權和幸運。熊老師曾建議我把本科論文擴展一下，寫成碩士論文，這樣兩年就可以畢業，能把延畢耽擱的時間搶回來。但我堅持要做出路問題的研究，我說不為別的，我就是想解決自己的困惑。我不僅想弄明白大家的出路是怎麼來的，還想知道他們是怎麼從出路中找到意義的。
復旦的昌盛生長於甘肅偏遠農村，高考前沒有出過省。到復旦後，他發覺和條件優越的同學比，自己的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趕得上的」。他陷入長達一年的輕度抑鬱，不去上課，拒絕社交。昌盛向我描述自己那段時間的狀態：躺在三樓的床上看著窗外，「外面陽光很好，但我不願意出去，我感覺我和外面是隔絕的。」
幫助昌盛尋求到意義的是他所學的社工專業。社工面對的大多是弱勢群體，昌盛學習了如何幫助他們，也在情感上產生了共鳴，慢慢從抑鬱中走出來。後來他做了選調生。
還有給我深刻印象的梓桐，是從雲南農村考入復旦中文系的。經歷了兢兢業業刷績點、參與支教、去台灣交流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大三時，梓桐開始跟隨老師做一個古典文獻學的項目。他漸漸發現，自己對讀書和思想最有興趣，確立了做學術的志向。「提出有啟發的洞見或者觀念，能夠幫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處境，這是我最想做的事。」他認為讀了這麼好的大學，如果滿足於過小確幸的生活，「我覺得你是沒良心的。」「只追求獨善其身，不求道的話，那沒有價值。」我問他所說的道是什麼，他回答：是張載的橫渠四句。
有些同學讓我看到，有時，意義來自選擇後的建構。前段時間我去都江堰旅行，見到了訪談過的一位復旦學妹。她畢業後作為選調生去了都江堰，現在在當地機關的政研室工作，專門負責寫材料。她告訴我，可能自己寫的東西80%落不到實處，但想想只要有20%能落實，也是善莫大焉。她與家鄉有深刻的情感連接，願意去服務當地。
我開始感到自己的研究是有價值的，不需要誰認可或是發表，而是它自身具備內在價值。它滋養了我的生命，擴展了我的認知邊界，也讓我更理解他人。你發現生活可以有很多種，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種。特別是雖說像家庭背景這樣的參數無法改變，常會讓人覺得無力，想躺平，但當你走到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中去的時候，你會發現現實比理論精彩得多。人如何看待自己無法改變的因素，如何創造意義，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也會覺得的確需要對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說簡單躺平完事。不誇張地說，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我整個人都脫胎換骨了。
修改書稿時，我特意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加了一章，討論價值信念。我覺得，如果僅僅指出上大學需要具備的技巧，導致大家都鑽營式地去學套路，這個沒有意義，無非是換一種方式卷，搞成了成功學。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想獲得長遠的發展，可能必須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到底想幹什麼，什麼事情對自己有意義。這些問題是不能迴避的。
書出版後，我給每一位接受過我訪談的同學都寄去了一本。出乎意料，他們都很高興，有人甚至在朋友圈主動披露「我就是書里那XX」。兩周前，我在一檔播客節目裡分享了自己研究過程中的一些體會，並且公開了微信號方便接受反饋意見。沒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加我，絕大部分都是大學生。他們有的給我寫了很長的信，表達自己的共鳴，告訴我這個研究對他產生了什麼影響；有的就是一兩句話，單純表達祝福和支持；也有的什麼也沒說，大概只想躺在我的朋友圈裡，當一個安靜的支持者。
博士六年，我繼續著寒門學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礙的研究，即將論文答辯。全力將我從小地方托舉出來的媽媽，將會看到我學業的最終成果。最近出了書，好多叔叔阿姨知道了，在朋友圈轉發媒體對我的報導。我媽挨個點讚，回復「謝謝您長期以來的鼓勵和支持」，再加兩個抱拳的表情。（作者：羅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