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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絡傳言稱，一位剛入職四川大學的顧姓導師疑似存在學術不端，在其華南理工大學課題組中，一位今年畢業的蘇姓博士被曝介入顧某婚姻。爆料者還稱，部分蘇某署名一作的論文系他人成果，且這些論文刊發在Science子刊、Nature等國際頂尖期刊。
截至6月2日，華南理工大學和四川大學先後發布通報，對於顧某和蘇某事件啟動調查，同時表示，對學術不端和師德失范「零容忍」。
到底是蘇某足夠優秀，還是依靠顧某的裙帶關係攫取擠占了他人成果，還有待兩所高校的調查。然而，在網際網路引發的輿論中，人們更熱衷討論所謂「學術妲己」，應該被鄭重以待的學術不端和師生關係異化問題遮蔽在桃色新聞下。
消失的導師：異化的師生關係
在這次事件中，被推上熱搜的是蘇某，人們冠以「學術妲己」的稱號。在類似事件討論中，人們的討論逐漸模式化：一個學術能力不如同儕的女性，如何通過兩性關係，攫取擠占學術資源。
然而，掌管學術資源分配、擁有制定績效標準的當事一方消隱。
近年來，武漢理工大學陶崇園墜樓事件、西安交大楊寶德溺亡事件、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案，一再使導師和學生嚴重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浮出水面。
以制度賦予的權力為基石，導師手握「生殺大權」，學生學業進程的速度和成敗、所獲資源的多寡、人際關係網絡等都高度仰賴導師。涉及課題研究、科研項目和學術交流等事宜時，沒有導師的首肯，學術資源有限的學生寸步難行。
一些高校教師和學生的關係雜糅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尊師重教」、傳統師徒的人情、公司化的績效考評，一旦學生對導師表示出「反叛」，面對的可能並不只是某個具體的權威個體，而是一整個利益同盟。
因此，在很多時候，我們無從聽見更多受害者的聲音，也無從得知，在寶貴且有限的科研時間裡，被攫取資源和搶占成果之後，原本可以創造更多科研成果的他/她們最終流向哪裡。
對於此次傳言中的「師生戀」問題，在過去幾年中，隨著類似事件的曝光，一直都被熱議。
在中國，關於高校「師生戀」的態度，官方表態可見2014年教育部發布的《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生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其中劃出紅線：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並要求各地各校根據實際制定具體辦法。
2020年11月，教育部網站發布《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明確了導師指導行為「十不得」，其中包括：不得與研究生發生不正當關係。
浙江大學從事大學治理研究的劉愛生在其論文仲介紹了美國高校對「師生戀」的3種立場：絕對禁止、相對禁止和強烈地不鼓勵。通常做法是以調離的方式終結二者存在的教學或指導關係，影響惡劣者可能被開除。
此種態度的背後，一是師生之間權力不對稱，使得學生一方的「自願同意」值得懷疑，甚至「在權力不對稱的情況下，師生戀有轉化成性騷擾的風險」。近年來學術界曝光的多起性騷擾事件，其背後都源於學術權力過於集中、師生關係缺乏制度制約。
此外，美國一半的高校對「師生戀」的政策中都談到利益衝突、裙帶關係、偏袒和不道德行為。一旦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界限被打破，也被認為損害教育氛圍，「破壞或危害有效教學、學習和專業發展所需要的持續不斷的信任」。
根據顧某事件里被曝光的視頻，二者的關係似乎並不私密，且在一定範圍內有所傳播，但過程中是否有來自製度的約束尚未得知，但這絕不應止於桃色新聞。
近幾年，類似事件中，人們將這一沉重話題用「學術妲己」涵蓋，這種稱謂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女性在學術領域遭遇的敵意和不被信任：女性可能被認為學術能力不如男性——如果想獲取資源和成功，只能通過「性別優勢」——這類涉及歧視的言論和態度只會對女性取得更高學術成就製造更多障礙。
不能止步於學術瓜
在網傳的顧某事件中，幾個關鍵詞「婚內出軌」「淨身出戶離婚」「為愛送文章」等等，滿足了受眾的窺私慾，但輕佻的討論令事件一再失焦。
如果網傳爆料者所言為實，這一事件中可能涉及竊取剝奪他人學術成果、利用學術權力占據過多學術資源的問題。
關於竊取剝奪他人學術成果等問題，此前就多有曝光，實施者多為掌握權力的一方，比如高校的行政領導、權威學者、導師。
2020年11月，天津大學化工專業退學碩士研究生呂某在網絡實名舉報，在123頁舉報材料中，呂某稱，2011-2020年期間，該校化工學院教授張裕卿所做的實驗和發表論文多次造假。其中，張裕卿多次把研究生的實驗成果和論文內容署上女兒的名字，甚至在其女高中時，讓她以「參與修改論文」為由，在其研究生的論文中署名。
隨後，天津大學發布通報，稱經調查組初步查證，認定張裕卿學術不端行為屬實。張裕卿承認其本人有學術不端行為，並願意承擔全部責任。天津大學已解除與張裕卿的聘用合同。
呂某舉報一年多後，張裕卿團隊發表的2篇論文被出版社撤回。2022年5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布了一批科研不端案件，其中稱，經查，張裕卿7篇論文存在署名不實的問題，11篇論文存在圖片重複使用問題，2篇論文存在數據造假問題。
2021年，湖北科技學院一位2015屆畢業本科生孟玉朋稱，其臨近畢業時，曾設計一款血糖無創檢測儀，並帶著這項畢業設計參加了本科畢業論文答辯。6年後，他發現學校老師葉華山等人於2017年利用自己的學術成果，申報了三項專利。
當年11月，湖北科技學院認定葉華山存在剽竊他人學術成果和不當使用他人署名的學術不端行為，對葉華山暫緩2年申報高一級專業技術職務崗位，並取消其3年內研究生導師的申報資格。
大規模調查也顯示，當前學術界中，學術不端並非孤例。2008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延東等人曾對中國科技工作者狀況進行大型抽樣問卷調查，涉及209個站點3萬多名科技工作者。
參與調查的科技工作者中，逾半數人表示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研究者有學術不端行為，其中，「在沒有參與的研究成果上掛名」（侵占他人成果）發生比例最高，為43.7%。
然而，當被問及學術不端行為是否有遭遇處罰時，41.5%的人回答「只有極少數受到處罰」，28.1%的調查者稱「不知道」。
在學術不端的另一面，是中國學術界整體對學術規範和學術倫理缺少共識，且多數人對學術規範的邊界認識不清。
參與調查的科技工作者們更傾向認為造成學術不端的首要原因是制度環境：以量化為主導的學術評價制度和大環境，個人「迫於」種種制度不得已而為之。
顯然，在面對學術界這一頑疾時，不能寄希望於每一次個案的曝光和事後追責，而需要從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學術評價、監督和管理制度。
對於防止學術不端和師德失范，我們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讓人不敢逾界的土壤。
我們需要明晰學術界手握權力者的邊界，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加強學術界對科研規範的培訓，形成真的共識；加大對學術不端等行為的懲戒。建立專業化機制，甄別舉報，完善申訴和維權機制，公開透明回應訴求。
對於高校來說，能做的也不只是在事後表態對相關問題「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