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戚本禹晚年寫過一本回憶錄，談到他在中辦秘書室的工作，提到兩件事，是頗有點得意的。一件事是參與《毛選》的編輯、校對，負責標點符號的把關，被大家認可，都叫他「戚標點」。
他的另一項工作，是為毛偉人收集信息，他編輯摘錄的資料，毛看得最多，畫圈最多，以至於中辦領導特意對有大學學歷的人說：「你們要向戚本禹學習，他送上去的報告總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們的東西總給退了回來，這多浪費啊」。
回憶錄發表後，當年同戚本禹共過事的中辦秘書，都說他編造謊言，添枝加葉，自我吹噓。為此還專門組織了座談會，加以駁斥。
但有一條不能不承認，戚本禹比其他秘書，更善於揣摩上意，投上所好。
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後，階級鬥爭提上了議事日程，從長時間不講變成了「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政治嗅覺靈敏的戚本禹，從偉人閱讀的書目中發現毛在看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其中就包含《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很快意識到這是一個寫作方向，於是也找來相關文章深入研讀。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戚本禹決定從李秀成的自述入手，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寫一篇震動史學界的翻案文章。寫作時，戚本禹刻意模仿毛的文風，在遣詞用句上，下足了功夫。文章寫成後，在1963年元旦前寄給了《歷史研究》編輯部，並在稿子前面附了一封信，說明寫作動機，是在看了有關太平天國的話劇後，認為對李秀成被捕後的描寫不符合歷史事實，因而寫了此文。認為李秀成被捕後所寫的自述，是一篇投降書，是他投降變節的有力證據。
編輯丁守和看到來稿後，覺得文字清楚，講了些道理，可以發表。從寄稿的信封上看，作者來自中共中央辦公廳。丁守和將自己的編輯處理意見上報了主編黎澍，黎澍表示同意，並提醒說戚本禹既然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排印後可送田家英一份，請他看看，也送羅爾綱一份，聽聽他的意見。為此，丁守和曾打電話給田家英，問他對戚文的意見，田家英回話說，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大家進行探討，總是有益的。還說戚這個人不是好東西，可以壓一段時間再發。所以稿子一直拖到第4期，才將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並與羅爾綱、梁牯廬、呂集義等先生的商榷》發表出來。同期發表的文章，還有羅爾綱寫的《關於李秀成自述考證的幾點說明》。
戚文發表後，反應不一。不久，中宣部有領導表態說，對農民革命的英雄人物不要輕易否定，並要近代史所開個會澄清一下。
這位中宣部的領導就是副部長周揚。周揚主持召開了學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設》雜誌負責人的會議，專門討論戚本禹寫的評價李秀成的文章。周揚認為戚的文章是一種「翻案風」。他說：李秀成無論如何功績是不能抹煞的。對歷史人物，不能按共產黨員的要求。即使是共產黨員，動搖一下，最後被敵人殺掉了，也不能認為是叛徒。糟蹋了這個人物，第一學術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
周揚在會上提出了兩個補救辦法：由中宣部內部發一個通知，要各地對戚本禹這篇文章不要轉載，不要公開評論或討論，然後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寫一篇正面評價李秀成的文章，仍由《歷史研究》發表，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意見。
考慮到劉大年文章的寫出、發表需要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北京史學界人士可以先開個座談會，會後發個消息，在報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學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見。
其實，不單是周揚，史學界的許多著名學者，如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鄧拓等，也都對戚本禹的文章持批判態度。
在隨後召開的北京史學界人士座談會上，翦伯贊對此作了系統發言。
翦伯贊認為：「李秀成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功勳卓著，在國內外的名聲都很大，作為歷史上的農民出身的革命領袖，評價應當慎重，應當看主流，看大節。是『偽降』？『真降』？還是『爭取曾國藩共同反抗外國侵略』？都不要輕易做結論。」他特別反感戚文盛氣凌人的態度，他說：「共產黨員應當虛心，應當學會平等待人，不要因為自己學了幾句馬列主義就盛氣凌人！」
而此時，戚本禹正在閉塞的冀東農村做調查，對北京的討論一無所知。等到他回到北京後，才知道自己的文章不被認可，這使戚本禹非常緊張，惶惶不可終日，只好認栽，準備寫一篇檢討文章收回自己的看法。
檢討文章尚未發出，形勢就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轉。有人找到戚本禹，口頭傳達了上面對李秀成是否投降變節的十六字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傳達者還說：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戚的文章正好針對了這個現象，為黨立了一功。
這讓戚本禹一掃萎靡之狀，立刻精神抖擻，又寫出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變節行為》，明確提出了叛徒問題，在史學界產生了更大震動。戚本禹也隨即搖身一變成為學界明星，受到了上面的重視。
此前，戚本禹的職務是中辦信訪科科長，現在一看，顯然有點屈才。於是將他納入住在釣魚台寫「九評」的理論班子，同時，《紅旗》雜誌總編陳伯達也揣摩上意，將戚本禹調到《紅旗》雜誌擔任歷史組組長。可別小看了這個組長，它比許多大報的總編還大。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戚本禹的地位急劇上升，取代田家英擔任了辦公廳副主任，同時成為文革小組成員之一，排名在姚文元之前，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長。這一年他35歲。
因為升遷太快，戚本禹不免得志猖狂，以為可以呼風喚雨，於是惡性膨脹，到處發號施令。那段時間，戚本禹說話口氣非常大，一副居高臨下的派頭，許多初出茅廬的小年輕都把他看成統帥，喊他「戚大帥」。
非但如此，就連老資格的理論家陳伯達，也讓他三分。殊不知，這正好替自己埋下禍根。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陳伯達對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講話時，開場白就說：「我的上級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級是汪東興同志，我這個老百姓是歸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來跟你們這些人民的勤務員見見面，所有的問題請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請這個司令官上任」。
「戚大帥」也毫不客氣，隨即發表了長篇講話。開場的口氣就很大：剛才聽了很多情況，我負責把這些情況回去向小組反映。還有你們對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見，這些問題，接待站的領導同志、汪東興同志都在，他們會負責解決的。
這人一旦利令智昏，便不知分寸，戚本禹居然把汪東興都當成下級，安排起他的工作來了。
據閻長貴說：運動初期，中辦和全國其他單位一樣，也分成對立的兩派。戚支持一派，汪支持一派。戚派甚至寫出過《汪東興的屁股摸不得嗎？》這樣的大字報。
當時的「戚大帥」可謂威風凜凜。但他其實也弱智，竟然沒想過這是在找死。
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裡面的王、關、戚是壞人，下決心要解決王、關、戚的問題。
他對楊成武說：「你回去告訴總理，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單獨當面向總理匯報，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不過，當時並沒有抓戚，還想爭取他一下。因而，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只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王力、關鋒被軟禁在釣魚台賓館審查後，原來找他們的造反派都轉過來找戚本禹了。對此陳毅說：只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
半年後，《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群起攻擊戚本禹，不久，同王、關一樣，戚本禹也被宣布「請假檢討」，但處罰重於王、關二人，直接送進了秦城監獄。
到一九八〇年「兩案審判」時，王、關被開除黨籍，但免予刑訴，隨即釋放。而戚本禹不但被開除黨籍，還被判處了18年有期徒刑，就因為他跳得最凶，整人最凶。
2023-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