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還把江青在北京10萬人大會上的講話做成錄音，在全國播放。周恩來還多次在會議上露骨吹捧江青。在1968年3月23日晚上的大會上，周恩來甚至喊出「江青萬歲」的口號。有評論稱，周恩來卑躬屈節、諂媚奉承吹捧江青，一手促成了江青的地位。

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昭雪，指出他們的受迫害都是林彪和「四人幫」所為，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直言：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為什麼只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圖為中南海。1967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正當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鬥得你死我活之際，在毛的眼皮底下，在中共首都北京，發生了一起驚天大案——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震驚中南海的反革命信件1967年10月8日，...

令人驚訝的是，陳伯達晚年所寫的《求知難》，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讀書》雜誌上公開發表。儘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蹟！須知，《讀書》雜誌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識界雜誌，在知識分子中享有頗高的聲譽。筆者的文友、劇作家、作家沙葉新，曾對《讀書》雜誌有一...

陳伯達說：「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這可以解讀為一名有理想的書生，把他的智慧獻給了製造中國一場浩劫而身敗名裂。頗具文人氣質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為革命而犧牲前寫下沉重自白，認為參加共產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是一場「滑稽劇」。相信陳伯達讀過這位先知者的遺書，但兩年後，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後才恍悟到是一場悲劇。這是二十世紀給中國知識界留下的一個教訓。

1967年10月，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陳伯達等在首都機場迎接被印尼政府驅逐出境的中國外交官。

中國唯一文革博物館是胡春華主政廣東時被強行關閉的，當時的胡春華已經敏銳意識到一場暴風驟雨席捲而來，在政治問題上必須表明立場做出選擇！拆毀文革博物館也是胡春華的投名狀，以為可以藉此在政治上與習近平保持一致，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習近平根本不把這些共青團官員放在眼睛裡，也沒有打算讓他們在未來的中國政壇上發揮作用。

毛的「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江青。只有胡喬木一人因長期養病躲過文革一劫，其他人終局都不好。陳達伯被毛打倒，後被判刑18年；葉子龍文革被關押審查7年；江青後來被當成「反革命集團首犯」抓捕，被判死緩，後自殺。田家英最慘，文革剛開始便自殺，死時只有44歲。

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指控犯有「惡毒攻擊罪」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判決死刑，立即執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發表作者胡平題為《解讀晚年周恩來》一文。文章稱，據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下令殺害遇羅克。周恩來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梳理劉少奇冤案並分析其歷史背景，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本文沒法論述劉少奇冤案的全部情況，只說說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我認為，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戚本禹比其他秘書，更善於揣摩上意，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裡面的王、關、戚是壞人，下決心要解決王、關、戚的問題。投上所好。陳毅說：只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一九八〇年「兩案審判」時，王、關被開除黨籍，但免予刑訴，隨即釋放。而戚本禹不但被開除黨籍，還被判處了18年有期徒刑，就因為他跳得最凶，整人最凶。

黎明前4點多鐘，閻紅彥被發現服藥自殺，桌子上留有一張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在閻紅彥身亡後一周內，1967年元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會議，會上周恩來是這樣定性閻紅彥之死的：「閻是一肚子不滿情緒，群眾起來後，叛黨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