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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其人
傅斯年,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他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朝開國後的第一位狀元,康熙皇帝的老師,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傅斯年少年聰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時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他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三年半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
在歐洲遊學的六年半里,傅斯年沒得一張文憑,卻選修了實驗心理學、數學、物理、化學、醫學、邏輯學、比較語言學等許多學科,對西方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也廣泛涉獵。最後,他落腳到史學上,成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回國,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和史學系兩系主任,之後創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
到廣州不久,傅斯年就親眼目睹了1927年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
那場暴動有多可怕?國軍抗日名將張發奎,在口述自傳中回憶說,三天之內,共產黨到處殘酷燒殺,燒毀的街道估計三十多條,房屋萬餘棟,殺死無辜民眾一萬五千多人,傷者就更難以計數了。整個廣州陷於恐怖之中。
張發奎說,「我親眼看到遍地死屍。」尤其是在天字碼頭地區,屍體沿馬路一直堵到龍眼洞,堆滿死屍的手推車兜兜轉轉才能穿過街道,「我們收埋了兩千多具屍體,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廣州市民」。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曾披露,在暴動前,廣州共產黨就擬好了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傅斯年也在名單上。還好有人通風報信,傅斯年逃到朋友家中,躲過一劫。
廣州暴動,其實只是中共武力奪取全國政權,在一個城市的小規模預演,不過血腥程度已經震驚傅斯年了。
1932年6月,他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其中談到,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傅斯年仔細研究過中共的理論,看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共產主義書籍。上世紀三十年代,學過心理學的他總結出,中共的所謂「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一,中國人恨西方人;二,窮人恨富人;三,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無名者恨知名者;六,農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長輩。
傅斯年認為,中共的「階級鬥爭」就是把人的仇恨和報復欲合法化了。回看歷史,經歷過「文革」等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此應該有切膚之痛。
「傅大炮」開轟:毛不過宋江之流
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當時,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避免內戰。1945年7月1日,作為無黨派知名人士,傅斯年也被硬拉去了一趟延安。
傅斯年跟毛澤東早就認識的。當年毛澤東當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時,傅斯年正在北大讀書,是著名的學生領袖,常到圖書館看書。所以在延安,毛澤東特地邀請傅斯年談了一個晚上。
從延安回重慶後,同行的其他人都對中共印象很好,只有傅斯年——就像胡適評價的,他很有學問、有理智,心思又細密——所以頭腦很清醒,和別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據《懷念傅斯年》一書,傅後來對老友毛子水說,「他對共產黨徹底失望」。他和老同學羅家倫也談過幾次,「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在和毛澤東的談話過程中,傅斯年發現毛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都看得非常熟。他認為,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然後去利用民眾的心理弱點。他對毛子水說:「毛澤東僅僅是個爭權奪利、假仁假義的宋江之徒,絕不配談社會改革。」
羅家倫還提到這樣一件事:在延安時,毛澤東躊躇滿志地領著傅斯年走過大禮堂,禮堂里掛滿了「密密層層的錦旗」,都是各地獻給毛的。
結果大家猜傅斯年什麼反應?他可是有名的「傅大炮」,非常耿直敢言,炮轟過當時中國的兩位「皇親國戚」——行政院長宋子文和財政部長孔祥熙,把兩人轟下了台。
看到錦旗時,傅斯年忍不住了,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澤東會聽不出其中的嘲諷意味嗎,不過,他當面沒說什麼。
離開大陸前對中共的預言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國共和談中助他一臂之力。但傅斯年對和談根本不抱希望。
他回信說:「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此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的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
1. 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
2. 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
3. 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
傅斯年繼續寫道:「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導和平,忍辱負重,至矣盡矣,受其侮辱亦無以復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見諒於國人矣。乃共產黨既如此,則和平運動恐須適可而止矣。」
現在看來,傅斯年信中說的,中共好戰,絕不考慮人民,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必走蘇俄路線,打壓有思想的讀書人等,都已經被歷史驗證了。
臨終前夕再次透析共產黨
1949年1月,傅斯年遷往台北,並接任台灣大學校長。據台大教授、教育家陳雪屏回憶,傅斯年赴台時,健康情形已很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他還曾不止一次地喊出,「讓布爾什維克滾出台大!」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的去世,讓胡適等學者悲痛不已。臨終之前,傅斯年寫過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什麼國家?》《我們為什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
在《自由與平等》中,他指出,「馬克斯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說,在共產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
傅斯年還說:「舉凡共產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盡了。總而言之,共產黨本是近代文明中變態心理的產物,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
因此,為了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
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以及時至今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高壓與欺騙,都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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