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的動力越強，就越有可能將所有具體的戰略選擇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決定：站在美國還是中國一邊。
譯者：撒母耳
當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最近訪問韓國和日本時，西方防務聯盟發表了一系列聲明，以傳達「跨大西洋和印度洋-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關」這一信息，並強調「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站在一起保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
北約認為，將這些「志同道合的國家」團結起來的，是「中國帶來的系統性挑戰」。儘管斯托爾滕貝格迴避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對手，但他肯定地指出，「其日益增長的自信及其脅迫性政策會產生後果。既為了你們在印太地區的安全，也為了我們在歐洲-大西洋的安全」。
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地緣戰略舞台，印度-太平洋地區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關注，而不僅僅是來自北約秘書長。許多觀察家都在關注中美大國競爭的加劇如何改變該地區的安全架構，導致新的地區集團的出現，如「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和澳英美三邊安全聯盟（AUKUS）。
其他人則專注於自由貿易集團形成過程中地緣經濟格局的變化，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以及美國為經濟合作而發起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
還有人在探討，相互競爭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七國集團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PGII]），或迅速擴大的技術脫鉤議程，包括先進半導體的供應鏈政治，會如何決定區域連接模式。
然而，很少受到關注的是，在印太地區建立聯盟和劃定邊界的身份形成過程所發揮的作用。事實上，「志同道合」（like-mindedness）——分享基本的政治價值觀和原則的理念——似乎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標準，因為他們在迅速擴大與印太地區的戰略接觸和聯盟建設，同時越來越多地批評和疏遠中國。
通過對安全援助、地緣經濟夥伴關係和基礎設施/技術連接上依靠誰的戰略選擇施加影響，這種建立聯盟的努力將以根本的方式塑造該地區的地緣戰略格局。因為這些身份認同的動力越強，就越有可能將所有具體的戰略選擇簡化為一個單一的總體困境：是站在中國一邊還是美國領導的西方聯盟一邊。
這提出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即西方國家在建立聯盟的做法上有多大的一致性。儘管如上所述，斯托爾滕貝格最近採取了一種明確的立場，但自2021年以來，G7國家實際上一直帶頭在印太地區開展西方的聯盟建設工作。
根據G7國家的政府官方聲明和戰略文件，「丹麥國際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DIIS）的一份新報告，對目前西方在印太地區建立聯盟的努力的相對範圍和深度進行了系統的經驗性測繪。隨著11月底加拿大印太戰略的公布，大多數G7國家（包括法國、德國、美國）現在已經採取了正式的戰略，而英國和日本則以不太全面的方式提出了他們的戰略指導方針（義大利只是在一份立場文件中提出）。儘管存在這種相當大的差異，報告發現，在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脅迫和自信的擔憂中（儘管並非所有G7國家都直接將中國作為一個外來者或挑戰者），所有G7國家都對印太地區的法治和基於規則的區域秩序有著根深蒂固的承諾。
然而，作為一個集團，G7國家在過去幾年中發表了一系列的聯合聲明，大大推進了這一進程。事實上，他們已經採取了一種非常強烈的共同立場，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聯盟，除了各自對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承諾之外，還分享一套廣泛的自由價值觀和原則。此外，他們還通過不斷宣傳「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是具有包容性，並以法治、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民主原則、透明度、領土完整以及和平和包容性地解決爭端為基礎「的說法，來鞏固其共同立場。
在他們的聯合聲明中，G7國家也都明確無誤地將中國描述為「自由和開放的印太」的主要挑戰者：
我們鼓勵中國堅持其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的承諾……我們提醒中國必須堅持《聯合國憲章》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避免威脅、脅迫、恐嚇措施或使用武力……根據中國在國際和本國法律下的義務，我們敦促中國充分尊重人權。
「四邊安全對話」國家（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在其峰會上也推動了這些基於身份的努力，即在印太地區建立一個共同價值觀的國家聯盟，而最近的自由價值促進聲明，如《開放社會聲明》（Open Societies Statement），則提出了一個更加廣泛的議程。
顯然，拜登政府是這一切的主角，美國總統本人不僅提出了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的總體意識形態鬥爭，而且還發起了民主峰會（第一次於2021年12月舉行，第二次定於2023年3月）。然而，「丹麥國際研究所」的報告揭示出，共同價值觀的議程是如何在更廣泛的西方國家中產生共鳴的，這些國家目前正將自己定位為印太地區的戰略行動者。
就中國政府而言，它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印太地區建立聯盟的努力是「過時的冷戰劇本」，目的是「打著『自由和開放』的旗號，拉幫結派，製造各種小集團」。但對北京來說，風險很大，因為它面臨著西方國家日益團結的聯盟，他們正努力將印太國家納入自己的影響範圍。最終，這種建立身份認同的做法可能會大大重塑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格局，並有可能使中國處於邊緣地位，儘管它與該地區大多數國家有著強大的經濟和基礎設施聯繫。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最近放棄了其「戰狼」（wolf warrior）的外交風格，而似乎發起了魅力攻勢。它能否成功地使西方國家在印太地區不再保持一致，仍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