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財長珍妮特·耶倫、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相繼訪華，都提到中國的產能過剩。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產能過剩的？
獨生子女政策破壞經濟穩態
1980年的《公開信》認為人口增長「增加撫養費」，「為就學、就業增加困難」，因此需要通過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減輕就業壓力、降低總撫養比。總撫養比是指少兒人口（0-14歲）和老年人口（65及以上）與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的比值。
此後很多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也認同這些理由，比如著名經濟學家樊綱認為，「寧要老齡化，也不要不充分就業」。其實「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論一樣荒謬。
王豐、蔡昉等人口學家將計劃生育減少兒童而降低總撫養比稱為「人紅利」，認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了15%，對人均GDP的增長貢獻了26.8%。事實上，這種總撫養比下降不是人口紅利，而是人口高利貸，因為破壞了經濟穩態。
保持最佳血壓和血氧含量至關重要，因為出現偏差會導致疾病甚至死亡。2500多年前，老子就提出了社會穩態的哲學概念：「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和泥制陶，正因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鑿門窗造房屋，正因為留有較大的空間，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過「無」來實現。
這種哲學用於描繪生產和消費的關係再恰當不過：生產(「有」)為消費(「無」)服務是世界強國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大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依靠生產和消費並舉，進口和出口兩旺，引進和輸出均衡，收入和支出雙高。
筆者在2004年的一篇9萬多字的報告和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根據生物哲學的穩態原則指出,計劃生育將長期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近期因為總撫養比過低導致內需不足、勞動力「額外」過剩、產能過剩，遠期導致勞動力不足和老人「額外」過剩。
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過低
各國都強調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美國之所以是經濟大國，不僅僅是因為是生產大國，更因為是消費大國。
居民消費通常占GDP的60%。比如，2013-2022年期間，高收入國家占59%，除中國外的中等收入國家占61%，印度占60%，越南占57%。為了維持這種消費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占GDP的60-70%。1983年，中國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2%，家庭消費占53%，都大致正常。
兒童和老人不生產，但消費，尤其是兒童有巨大的消費力，因為願意為孩子花錢是父母的本能。然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孩子數，從而導致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63%下降到2011年的33%，「額外」過剩上億勞動力。總撫養比下降降低了家庭的剛需，導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降至2011年的40%，進而導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降至35%。此後，由於老人數的增加，使得總撫養比上升，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重也略有上升，但2023年仍只占GDP的44%、38%。
比如說，如果主流家庭有3個孩子，那麼居民可支配收入需占GDP的60-70%才能維持收支平衡。但是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40%就可以滿足一家三口的剛需。過去四十年，中國家庭收入一直在增長，但增速低於GDP增速，於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知不覺中從1983年的62%下降到現在的44%。
（作者提供）
由於中國的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8%，使得服務業只能提供47%的就業，而已開發國家的服務業提供70-80%的就業。將經濟比作一座房子，在已開發國家，「牆壁」（工農業生產）約占20％的空間，而「房間」（服務業）則占70-80％。而中國的「牆壁」占據了53%的空間，「房間」面積只占47%，不得不在「租住」其他國家的房間（即通過出口提供就業）。中國政府至今沒有意識到需要擴大「房間」的空間，而是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以進一步加固「牆壁」。
中國內需不足的核心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因此儘管中國政府在刺激消費上絞盡腦汁，但毫無效果。最滑稽的是，在一些經濟學家的忽悠下，中國竟然提出「內循環」理論，指望像其他國家一樣靠內需推動經濟。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內循環哪能循環得起來？
脆弱的社會保障網導致高儲蓄率
脆弱的社會保障網加劇了中國的消費不足。以2022年為例，全國共有7.34億就業人口，但只有2.38億人參加了失業保險，2.91億人參加了工傷保險。更糟糕的是，只有極少一部分失業或工傷人員能享受到福利。比如全年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為5.6%，這意味著失業工人超過2500萬。然而，只有620萬失業工人領取了失業保險，平均每人9623元（1431美元），只是人均GDP的11%。由於失業率被低估，實際領取失業保險的失業人口比例肯定更低。
2022年，在3.01億領取養老金的人員中，1.36億（占45%）的城鎮退休職工平均每月領取3606元（536美元）；另外1.65億（占55%，主要是60歲及以上的農村老人），平均每月僅領取205元（30美元）。而獨生子女一代顯然無力贍養他們的父母。既缺乏社會保障，又缺乏家庭保障，百姓別無選擇，只能減少消費，存錢養老，存錢應對各類社會風險。因此，2018-2022年中國的平均儲蓄率高達45%，而世界其他國家作為整體僅為23%。
婚姻危機加劇消費不足
中國的婚姻危機也造成了消費不足。在全球範圍內，女性的消費能力遠遠高於男性，比如美國女性控制了85%的採購。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選擇性墮胎，女性消費者不足，並正在引發嚴重的光棍危機。2020年人口普查顯示，初婚年齡（男性28-32歲，女性26-30歲）的性別比高達125，農村地區為134。很多有男孩的家庭根本不敢花錢，而是省吃儉用，存錢為兒子結婚買新房，支付巨額彩禮。中國甚至流傳：「男人的消費能力不如狗」。
隨著青年人口的減少，並且很多女性也因為生活壓力和青年失業率高而選擇不婚，因此新婚數從2013年的1347萬對下降到2023年的768萬對，導致消費下降。
結論：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總撫養比下降，進而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過低和勞動力「額外」過剩使企業更具競爭力（即所謂的「低人權優勢」），政府有財力提供產業補貼，政府和企業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投資和創新，國際投資者也賺的盆滿缽滿。脆弱的社保減少了消費，導致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光棍危機進一步弱化了消費。所有這些共同導致了中國的內需不足、產能過剩。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內需不足使得今後增長難以為繼。並且過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得主流家庭連一個孩子都養不起，生育率只有1.0，面臨人口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