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作家嚴歌苓新書《米拉蒂》封面截圖
著名旅美華裔作家嚴歌苓因為譴責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處理不當，並呼籲關注鐵鏈女事件，於去年遭到中國政府的封殺。今年六月，她通過自己在德國柏林成立的出版機構出版了她最新的中文小說《米拉蒂》。本台記者王允就此對嚴歌苓進行了專訪。以下是專訪的內容。
幻滅
記者：嚴老師，您好！這部小說從內容上看，似乎是在講女孩子米拉蒂在八十年代從軍隊文工團轉業後，成為一個青年作家，在那個年代的一些際遇，以及之後在1989年初夏之後，出國後自由創作的經歷。這個過程似乎是以1989年初夏作為分割的，小說做這種安排的用意是什麼？
嚴歌苓：你也能看出來，小說的內容比較貼近我的經歷和時間表，所以你可以說它比較接近我的自傳，但實際上它也是虛構的。我是用了一段我在八十年代的經歷，從79年到89年這十年，也包括我遇到的老一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來布局和結構這個故事的。我在1989年秋天離開了中國，就是跟著我的腳步來寫這個小說的。
記者：您在1989年秋天離開中國，有什麼樣的背景嗎？我們都知道1989年初夏發生了天安門學運和「六四」事件。
嚴歌苓：對，在六四以後，就是覺得特別失望、痛心，有一種巨大的幻滅感。當時我出去是因為有一個美國的邀請，到水牛城的一個大學，叫做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去參加二十世紀軍事文學研討會。在這之前，我已經去過美國的幾個寫作中心，所以我對美國青年作家的創作氛圍非常羨慕。也去了愛荷華那個全美最最精英的青年作家寫作中心。去看他們討論作品，參加他們的課程，那個時候我不會英文，但我的翻譯就跟我說，他們在互相批評對方的作品。能夠那麼激烈地批評和討論作品，我就非常羨慕那種自由。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下決心來美國讀書。
記者：您說離開之前感到巨大的幻滅，具體是指什麼？
嚴歌苓：當然就是指天安門事件，居然在天安門發生了這麼一件讓我們這一代青年作家都感覺到非常非常震驚、痛心的事件。其實也不是在天安門，是從我的單位，玉泉路到天安門的路上，中間經過了木樨地，因為我的單位是鐵道兵，後來改成鐵道工程指揮部。那條路正好就是士兵進城的那條路。所以就覺得非常幻滅。
記者：幻滅的是什麼？
嚴歌苓：就是在八十年代，我們曾以為自己可以像美國作家或者西方作家那樣能夠自由地創作和表達，到那個時候我們發現，原來是不可以的，是不可能的，讓我感覺就是十年一覺中國夢吧。
美籍華裔作家嚴歌苓
文學的故鄉
記者：這十年的最初您是從軍隊文工團出來，這段軍旅生涯您在之前的作品比如《芳華》中也有展現。軍旅生涯對您的創作來講，更主要是一個熟悉的素材，還是有某種情結？
嚴歌苓：我還是有一定的青春情節。作為軍人來講，我是很小就當兵，所以我意識形態的形成，還有成年後的一段生活，都是在軍隊裡。所以那段生活是刻骨銘心的，而且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個性。比如說，非常自律、意志非常堅強，這些都跟我在軍隊的經歷分不開的。
記者：我看過電影《芳華》，那是一部非常感人的電影，實際上它是寫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悲劇。在這些作品中，我在想一個問題，這段軍旅生涯，可以算是您文學的起點，或者說是您個人文學的故鄉嗎？
嚴歌苓：對，軍旅生涯對我是的。因為我不像正常的小孩那樣，做學生，然後按部就班地生活，我是很早就接觸到不同的文化，比如說，西藏、彝族，這都是兩個很大的民族。我們的巡迴演出經常就是在西藏，在大涼山地區。所以我很早就向不同的文化打開了視野。
記者：但是這個軍旅生涯有沒有對您後來的創作形成限制？
嚴歌苓：那倒沒有，因為我的基礎跟一般的軍人不同，我是出生在一個藝術家的家庭，我的父親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他的藏書給了我對文學最開始的啟蒙。我最初根本不知道我會走上文學寫作的道路，我爸爸媽媽都以為我就唱唱跳跳一輩子了。後來忽然之間，我從越南前線的傷兵包紮所回來的時候，就感覺到跳舞這些遠遠追不上我的思想。所以人家就感覺我一夜之間就改行了。
記者：回到這部小說，您剛才也提到這是類似於自傳體的小說，為什麼你要安排到現在這個時候來寫和發表？為什麼不是之前？
嚴歌苓：這本小說我其實早就想寫，我想寫沒有具體的中心戲劇情節來貫穿的一部小說。所以這個小說是打散的，特別以人物為主，它不像《第九個寡婦》、《扶桑》，或者是《芳華》、《小姨多鶴》等小說，這些小說都是有一個中心戲劇核，有一個中心的戲劇事件，圍繞這個戲劇核來發展。所以這部小說的故事是比較散淡的。
記者：小說實際圍繞著八十年代來抒寫的......
嚴歌苓：對，就是八十年代的覺醒和幻滅。
集體睡去的知識分子
記者：其中有一點對於當下特別有意義，就是其中尤其提到1989年之後知識分子群體又集體睡去的現象。這裡所謂「集體睡去」，您是基於一些什麼具體的現象？
嚴歌苓：對，你看到這一點非常敏感。這實際上是一種隱喻的表達吧。最開始的那種興奮，感覺就是像醒來了的那種感覺，但後來又發現還是那麼回事，然後就幻滅，就是睡回去了的感覺。
記者：您能提到一些您觀察到的具體現象嗎？
嚴歌苓：我的那些作家朋友，當年年輕的時候我們一塊兒玩文學的朋友，各個都一樣，各個都是這種感覺，非常非常的幻滅。八十年代我們信以為真，認為理所當然的，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we will have more freedom to write, to express, to think(想當然地以為我們將有更多的自由來寫作、表達和思考)，就覺得肯定是越來越廣闊的一種可能性，可能性好像是無限的，尤其是當初剛開始接觸到美國的作品的時候。我爸爸家美國的作品倒是不多，多數都是俄國的、法國的。但忽然之間，就覺得像夢一樣，也不知道是醒來了，還是在夢中，那十年就是這個感覺。現在談論起來，我們還覺得八十年代，跟現在比較起來，那個時候多美好。
記者：您接觸到中國大陸文學藝術界的很多知識分子，你覺得他們真的是睡著了，還是一種偽裝，就是他們內心有很多很多想表達的？
嚴歌苓：是的，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是在裝睡。有句話不是說，你永遠叫不醒裝睡的人？很多人都是這樣。現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不出聲，很多東西實際上也發表不了。很多題材都不能涉足，現在變成了，作品裡提到吸毒也不行了。
記者：您描述了這種集體睡去的現象，您是想表達一種悲劇嗎？
嚴歌苓：當然，這是很可悲的。因為我很多小說都在探索自由這個主題。比如《陸犯焉識》寫的是被關起來的一個政治犯。自由這個主題是我一直在玩味，反覆在追問、思辨的這麼一個主題。西方現在的一些現象也讓我想到自由這個詞。並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有益的，有些自由是傷害別人的。《米拉蒂》也是關於自由的主題。《陸犯焉識》也是關於這個主題。《第九寡婦》也是，一個老地主被拘禁在地窖里，失去了自由，但他後來拒絕出來了，就是他覺得自己已經獲得了自由，這個自由是他給自己的。還有扶桑這樣的人。扶桑這樣一個妓女，其實她心裡是有一片自由的，不是別人給她的，而是她自己就有的這種自由，所以她拒絕被拯救。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扶桑》，我在裡面對自由的思辨是非常激烈的。
自由是重要主題
記者：您在美國有很多經歷，而中國是您的故鄉，您現在又在德國。我們知道，在自由這個詞上，中西方有很大的一個差異。因為自由的詞根是只在西方文化中才有，在東方文化中，包括中國，並沒有自由這個詞根。所以，似乎在這個問題上，中西方是有差異的。在您多年的跨國經驗中，在您多年的寫作過程中，您有沒有覺得中國人或中國文化對自由的理解與西方是有很大差異的？
嚴歌苓：我們現在所講的是思想自由、表達自由，就是把你自由思考的成果自由地表達出來，用無拘束的，沒有羈絆的、沒有顧忌的方式表達出來。我們所說的自由是這個，並不是抽象地講自由這兩個字。知識分子，包括作家、藝術家，我們都是在這樣的語境下來講自由。
記者：回到八十年代的主題，八十年代對您來講非常重要。而今天的一些文字表達，無論文學上，還是社會科學或人文作品中，人們似乎仍然在不斷回望八十年代，這種回望是基於一種什麼心理？
嚴歌苓：是一種懷念，因為那個時候很多書、很多題材都是現在不可以涉獵的。包括最初的傷痕文學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對人性的認識，對人性在文革中的表現和剖析，都是現在不可以碰的。所以，我們是很懷念那個時候的自由度。
記者：從文學上講，很多當今中國文學界最重要的一些作家都是來自八十年代，他們的很多作品讀者都很熟悉，您覺得八十年代給當代中國文學界留下了什麼重要的影響嗎？
嚴歌苓：當然的，那個時候出來的作家有些現在依然是一線的作家。因為那個年代，突然之間對很多東西、很多題材，對很多大的社會和個人的題材都可以接觸到，尤其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政治上、理想上顛覆性的思考和文學上的呈現。我們那一代作家並不完全是關注個人內心，我們關注個人和民族，都是聯繫在一起來思考和表達。後來的這些作家可能就更多關注個人的內心、個人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作家不是這樣的。
擔心自廢武功
記者：您的作品是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去寫中國人，您可以比較一下您的這種寫作和在中國寫作的作家嗎？比如王安憶等人。你會覺得自己的選題和筆觸會更加自由和沒有限制嗎？
嚴歌苓：如果是在中國發表作品，那都一樣，因為是通過同一個審查制度。有的雜誌社尺度稍微大一點，有的稍微小一點。有的出版社有擔當一點，有的缺乏擔當一點。只是這樣一種區別。但是，審查制度完全是同一個系統的。比如宣傳部下面的圖書司這樣的機構，他們負責審稿、審書，他們手裡握著書號，沒有書號你也出不了書。所以，我為什麼一下子就決定不玩了，不跟他們玩了，我就是怕這種制度會在潛意識裡慢慢地、逐漸地形成審查習慣，這種潛意識是很可怕的，我已經意識到我在形成這樣的潛意識。這對一個作家來講，是最妨礙他創作力的。這是傷害他原創力的。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我不希望任何人來審查我了。
記者：您之前在中國長期發表作品，這個過程中，您有自我審查、自我閹割嗎？
嚴歌苓：我自我審查的時候是沒感覺的。有的時候，我腦筋會突然想一下，這個能不能寫，能寫到多大一個尺度？但大部分時間，可能我已經順著這種思路拐過去了，後來我認識到這個比較可怕。後來我有時候覺得打一下擦邊球，這樣或那樣表達一下，但果然每次都會被抓出來，就會告訴我，這個話不能這麼樣講，這個要改掉，一些情節也是這樣。逐漸逐漸，我就覺得，我會不會從一開始就不選擇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情節，這樣的細節或這樣的表達來創作？那不就變得很可怕了嗎？那就是自廢武功了嘛。
記者：這次的小說您是在很多年後首次只在中國之外發表，剛才您也說了，很多人說這次的小說和以前很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是不是因為您可以在完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可以自己表達？
嚴歌苓：各方面都有，第一這是一個多元的、不是圍繞一個中心事件來寫，主要就寫了這麼一組形象，通過米拉蒂把他們串起來，她的父親、母親和叔叔，還有戰友等人。還有不一樣的，確實是膽子大了一些。
記者：能否講一個細節，來說明有的文字或表達是您以前在國內絕對不可能發出來的？
嚴歌苓：就包括你剛才提到的，醒來了，又一個一個睡回去了，到了一個新世紀。我寫的是他們身體上就消亡了，寫到米拉蒂的父親、叔叔，一個一個就這樣離去了。
記者：最後一個小問題，為什么小說的主人公叫「米拉蒂」？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含義？
嚴歌苓：書在一開始就提到了，她父親是一個業餘小提琴家，所以就給了她三個音符，米拉蒂。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記者：王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