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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裸身別毛像 內蒙八百鐵漢北京上訪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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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後,胡耀邦1978年曾報請華國鋒,要求平反「內人黨」案。1979年11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滕海清在內蒙所犯下嚴重罪行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之後,於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遞交了第二份報告。報告中指出:「在挖『內人黨』中,內蒙遭受的酷劫是駭人聽聞的,林彪、康生、四人幫是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這一慘案的罪人!

內蒙古內人黨黨魁,席海明先生(大紀元)

在中國古代王朝,當某些老百姓冤情無法在地方官府解決,就往往會冒著巨大的風險進京告御狀,皇帝在知曉後,會派大臣重新審理,將公道還給老百姓。在中共篡奪政權後迄今,前往北京上訪告狀的老百姓是絡繹不絕,曾經有數據顯示,每年前往北京上訪的有一千多萬人,然而,他們的申訴經常是得不到任何結果,反而將他們推到更糟糕的境地。

在這些上訪者中,發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的內蒙古「八百鐵漢」裸露著上身,將碗口大的老毛像章別在胸前的肌肉上,來到中南海(中共國務院辦公室)門前,哭訴內蒙古人民所受的災難,最為震撼。現在的人,估計很多都沒聽說過吧。據說,此情此景引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軍民圍觀,人們極為同情,暗罵共產黨喪盡天良。

這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血腥的故事?

了解中共的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就是一個嗜血成性、濫殺無辜、殺人如麻的邪黨,其罪惡實在是罄竹難書。比如被中共自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究竟有多少中國人蒙冤死去,有多少中國人遭受迫害,迄今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因為中共十分害怕公布真實的數字引起民憤,因此也不敢將這段歷史告知年輕人。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上,關於文革僅有薄薄的三頁紙。

不過,在1997年出版的由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曾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這是怎樣的觸目驚心!

在這些含冤死去、遭受迫害的中國人中,不僅有眾多的漢族人,還包括一些少數民族。根據中共官方統計,四十多年前發生在內蒙古的「內人黨案」,就有34.6萬人遭到污陷、迫害,有16,222人被迫害致死,81,808人致殘;而在《內蒙古自治區史》(內蒙古大學編)中的記錄顯示,有27,900餘人被迫害致死,有12萬多人被迫害致殘。

然而,民間認為實際數字應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據,如蒙古族學者巴赫認為:逮捕關押了80萬人,50萬人致殘,5萬人被迫害致死。而當年中國蒙古族人口不過200萬,按民族人口比例,其致死、致殘、被迫害人數之高,的確駭人聽聞,可以說,這近乎於是對一個民族的毀滅。

所謂「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最早是在1925年的張家口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支持下成立的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並受其操控,為其發展黨員等。30年代中期解散。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部分老黨員又重組「新內人黨」,但在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解散。不過,在文革期間,又被翻出。

1966年文革爆發後,也波及到了內蒙古,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烏蘭夫6月在北京開會時,被指責「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而遭到批判。華北局書記解學恭等人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報告中甚至稱其為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烏蘭夫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8月,中共撤銷了烏蘭夫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華北局第二書記職務,並將他軟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內蒙古。烏蘭夫是在文革期間最早被罷黜的地方高官之一。內蒙古的黨政領導人也多受其牽連。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指內蒙古領導人王鐸、王逸倫等為保守派的後台予以批判。5月,滕海清調任內蒙古軍區代理司令員。6月18日,成立了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7月,中共華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烏蘭夫錯誤的報告》,列舉了其五大罪狀,其中一條罪名是「長期以來包庇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哈豐阿」。哈豐阿時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曾參加過「內人黨」。

11月1日,內蒙古革委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滕海清曾任北京軍區副司令,1967年5月的華北局會議以後,內蒙古軍區降為省軍區,滕海清任代司令。而隨著烏蘭夫的被逐出內蒙古的政治舞台,隨著革委會的成立,一場所謂「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簡稱「挖肅」運動也轟轟烈烈地展開,其主要目的就是挖出烏蘭夫的死黨和餘黨,擴大打擊面。

隨之成立的「專案組」從哈豐阿入手,將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活動歷史翻出,並將同樣加入過「內人黨」的原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抓捕、批判。在其後批判特古斯的各種文章、大字報、發言稿中,一個含義模糊、內容廣泛的一個新政黨被炮製出來,它既指1946年哈豐阿組建的第二代「內人黨」,又指1960年後「復活」的反中共的內人黨。

如當時宣傳「多年來,特別是1960年以來,『內人黨』的活動甚為猖狂,先後召開了幾次大會,發展了新黨員。」同時還「製造」出諸多「新內人黨」的變種組織,如「統一黨」、「民族獨立黨」、「柳條子黨」、「井眼黨」、「沙窩子黨」、「黑虎廳」、「白虎廳」等。也因此,在人們想像中產生的「新內人黨」成為了一個血腥絞肉機。

1968年2月,滕海清受到了江青、康生的接見。康生表示「內蒙地區蘇修、蒙修、日本特務不少。『內人黨』至今還有活動,開始可能揪的寬點,不要怕!」秉承著江青、康生的旨意,滕海清決心將內蒙古的「挖肅」運動繼續深入下去。

4月13日,滕海清在群眾大會上發布命令向「新內人黨」總攻。4月14日-26日,內蒙古大學黨委副書記巴圖在酷刑之下,指認鮑蔭扎布等16名領導幹部是內人黨骨幹。這些人隨即被逮捕,並在受到酷刑逼供後又指認新的內人黨成員。

4月23日,《內蒙古日報》發表《發動全面總攻,奪取決戰決勝》社論。哈豐阿、特木爾巴根(註: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等眾多領導幹部被打為「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哈豐阿、特木爾巴根等後來均被迫害致死。

4月26日,《關於「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叛國案件的報告》報送中共中央。康生向滕海清指示:「你們內蒙古的同志腦子裡是沒有敵情的。內蒙古有這麼大的反革命組織,你們還向中央請示什麼,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7月5日,內蒙古革委會召開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7月20日通過了《關於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處理意見》,意見認為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以烏蘭夫為總頭目的「老內人黨」轉入了地下,對內人黨支部委員以下的骨幹分子按反革命分子處理,一般成員限期自首,抗拒從嚴。該處理意見隨後以「內革發351號文件」的形式傳達全區,對內人黨的迫害自上而下迅速開展起來。

也是在7月20日,在滕海清下達的文件《關於在牧區劃分和清理階級成分的幾項政策規定(草案)》中,全面否定了中共「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一貫政策,決定在牧區劃分階級、鬥牧主,分牲畜。在牧區劃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貧牧等兩個階級,六個階層。牧主、富牧是牧區的剝削階級。不僅如此,中共還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喇嘛中劃分階級,以喇嘛的學位來劃分。凡是劃分為牧主、富牧、封建上層、宗教上層份子的人,剝奪其公民權,沒收他們的全部金銀珠寶,大量現款,所有牧畜,凍結其所有的銀行存款,直接歸國庫所有。

也因此,內蒙古境內的約1500座寺院被打、砸、搶。佛教文物被毀壞逸盡,珍貴的「大藏經」等經典被付之一炬。除畝產歸公外,甚至連喇嘛的個人生活資料也被沒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爛之後,佛頭上巨大的鑽石、紅寶石等不翼而飛,即被那些目不識丁的軍人所偷。

此外,滕海清除發布《敦促內人黨登記》一號、二號通告外,還發表《圍剿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的標語口號》,通過威嚇、暴力的手法,將許多人揪出來,而被揪出來的人若不承認自己是內人黨,則受到拘禁、刑訊;而承認了,又要供出新的內人黨成員。比如,滕海清在內蒙古軍區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個內人黨,其中10個人被迫害致死。而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也挖出十二個內人黨黨支部,68名骨幹,200餘名黨徒。

之後在為時一年半的時間內,內蒙古「挖肅」內人黨的迫害活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縣鄉村,甚至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肅和東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區。

蒙古族人民遭受了一場空前的災難,上百萬人受到株連,七十至八十萬人遭到逮捕和關押,學校、工廠、辦公室、寺廟等等都成為私牢,許多蒙古族精英被消滅。

嚴家其、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指出:「內人黨」冤案為全國「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發生的最大冤案之一。」而在整個文革所有的冤假錯案中,「內人黨」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體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稱登峰造極、令人髮指。迫害的方式包括壓槓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穿指甲、掏肝臟、壓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頭、割鼻子、割耳朵,等等,還有在哲里木盟曾有婦女被逼與公牛交配;有兩眼被挖出的,叫做取走兩隻燈泡。錫林郭勒盟則有被活埋的,其慘狀經歷者不堪回首。

如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120多戶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還有16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80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

1968年11月以後至1969年的5月,「內人黨」迫害事件達到了頂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內蒙古人民帶著墨寫的、血寫的漢文、蒙文的各種告狀信、申訴書、親人的遺書、血衣、刑具,紛紛以步行、騎馬、扒火車等各種手段,歷盡千辛萬苦前往北京。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開篇提及的內蒙古的「八百鐵漢」上訪。他們一致要求懲處滕海清。

由于越來越多受迫害的內蒙古人進北京告狀,而藉由文革達到了打倒劉少奇等人目的毛澤東也決定給文革降溫,因此在1969年九大後,中共中央針對內蒙古發出了24號文件(簡稱「五二二指示」),毛在文件中批示稱「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文件要求對誤傷的好人要徹底平反,關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釋放。

毛的意思是中共挖「內人黨」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內人黨」是存在的,「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也是真的,清理階級隊伍也還是對的。也是,老毛和中共從來都是正確的!

為此中共中央高層試圖以拋棄滕海清來平息內蒙古局勢,滕海清很快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蒙古人的憤怒之情,隨著種種慘案的公布於眾,而日益高漲。到處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屬舉行的街頭控訴會和刑具展覽會,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向滕海清討還血債!」「挖內人黨是政治騙局!」還有許多死亡家屬自發組織起來,起名曰:「五十孤兒上訪團」、「一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等等,都來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令人心碎。

1969年6月至7月,在數次的「批滕大會」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對著那些孤兒寡母、身體殘廢的受迫害者聲淚俱下的控訴。不知此時為中共效力的滕海清作何感想?

頗為諷刺的是,內蒙各級領導也加入了上訪隊伍,他們指責中共中央的方針朝令暮改,過去不挖肅是右傾,現在挖肅了是左傾,基層領導成為了平反運動的替罪羊。內蒙古地區出現了「批滕派」和「保滕派」兩大陣營。更令北京高層擔憂的是,地方軍分區高級軍官公然不買內蒙古革委會的帳,政府機關被圍攻、武器彈藥被搶奪,內蒙古社會出現了權力真空。擔心內蒙古生變以及外蒙古藉機介入,中共高層只得中止「批判滕海清」。

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將北京、蘭州、瀋陽三大軍區的負責人召集到北京,召開了一個分割內蒙古的緊急會議。決定: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里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盟劃歸甘肅省。最後,原內蒙古自治區的三分之二領土被瓜分。此舉目的是結束內蒙古的動盪,防止出現不測事件。

不過,此舉效果不佳。內蒙古的權力真空和動盪依然存在。中共遂將滕海清等人召到北京,並宣布在內蒙古實現軍管。毛將內蒙古軍區由大軍區降級為省軍區,歸北京軍區管轄,又調六十九軍、四十二軍進駐內蒙古與二十七軍和三十八軍聯合實施全面軍管,名為抵禦外敵,實為防止蒙古人暴動。

對內蒙古宣布實行軍管,標誌著製造了「內人黨」慘案的內蒙古革委會核心小組退出了歷史舞台。1971年5月,內蒙古的全面軍管宣布結束。

在軍管期間的1970年1月,北京軍區內蒙古前線指揮所決定:現有黨、政、軍幹部十九級(即科長)以上者,全部進入中共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洗腦子」。該班的班長是康生,政委是江青,顧問為周恩來。洗腦班長達兩年多,創下了「學習班」之最。而滕海清1975年被調任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

文革結束後,胡耀邦1978年曾報請華國鋒,要求平反「內人黨」案。1979年11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滕海清在內蒙所犯下嚴重罪行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之後,於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遞交了第二份報告。報告中指出:「在挖『內人黨』中,內蒙遭受的酷劫是駭人聽聞的,林彪、康生、四人幫是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滕海清、吳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這一慘案的罪人!他們罪行嚴重、民憤極大,應予以黨紀、國法的嚴肅制裁!不然,確實難以平內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憤。

但事實上,中共最後卻只處理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角色,而滕海清因中共中央認定「內人黨」是林彪和四人幫直接干預,康生與陳伯達授意、指使而造成的,滕海清只是政策的執行人,同時念及此前的功勳、貢獻,決定從寬處理,不予追究刑事責任。這自然與中共無法清算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澤東的原因是一致的。

1988年,滕海清還獲得了中共頒發的一級勳章,他1997年以88歲高齡去世,只是不知去世前他是否曾為被自己害死的蒙古人而懺悔過?難道他就不怕死後受到懲罰嗎?

毫無疑問,「內人黨案」是蒙古人心中永遠的痛,而他們期待著的是徹底清算行兇者和其背後的中共的日子早一天來到。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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