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誤解的種族歧視
今天筆者嘗試來談談一個敏感話題：國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是真實普遍的嗎？
在各種社交媒體，幾乎都有網友不辭辛勞地發布有關黑人的圖片和視頻，不外乎個別黑人說中國女孩是「easy girl」，炫耀在床上搞定了多少中國女孩，或者是黑人成功牽手穿著白色婚紗的中國女孩，抑或是黑人在地鐵這類公共場所各種囂張跋扈。
面對這些照片和視頻的撩撥，在跟帖的評論中，大概率都有「黑人」如何如何，如果只看這些內容，你會想當然認為中國人種族歧視很深，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表現有欺騙性。
筆者以為，中國人這種侮辱性的種族歧視話語，彰顯的不是自己的優越感，而是屈辱感，是對政府所給予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的憤憤不平，是對這種違反基本政治倫理的政策傷害自己卻無力改變的憤懣，而屈辱憤懣是需要發泄出口的，而且這種歧視帶有一定程度的防守性，是對異種入侵威脅的應激反應，下意識的試圖通過貶低「他者」來隔離對方，通過蔑視性評價給自己種群的女性與之接觸設置一層障礙，以降低跨種群通婚的數量，將威脅控制在一定限度。
正因為這種歧視並非產生於內在的優越感，所以它也是很容易治癒的。只要國家走向正常，尊重基本政治倫理，人們能從公共政治生活中獲得自尊，能以正當的方式影響政治決策，不再被恣意地傷害尊嚴和損害利益，能理性地認清種族歧視無論從道德上還是從利弊權衡角度都是不可取的，以中國人普遍溫和的性格，當能順利克服之。
自春秋以降，中國的傳統文化確實講華夷之辨，但並不排斥以夏變夷。這足以證明華夏根底上還是一個文化而非種族共同體。一個世俗的族群，其實很難對其他種群產生很深的隔閡，偏見歧視只是理性不及的產物，而一個不具有正常公民權利的人很難理性。
而且我們都會有個經驗性常識，人越卑微，在爭執中就會越大聲，肢體語言也會越誇張，而有分量的人說話會有一份靜氣，人們都會側耳傾聽。大多數人們只會關注到兩者素質的高低並厭惡卑微者的呱噪，卻沒看到身份對話語權的加持。卑微的人沒有資格優雅地說話，因為你小聲說話沒人能聽見，而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人，必定卑微。
所以中國人這種泄憤式的歧視話語，我從中體會到的是一種無力感，一份無奈和憤懣，還有一份憂慮和恐懼。
實在的說，卑微的人也沒有資本假裝自己強大且寬容，否則被損著牙眼連疼痛你都喊不出聲，你的生存境遇將愈發悲慘。有人可能會問，憂慮與恐懼還不至於吧？古語有履霜堅冰至葉落而知秋的說法，或許人多多少少有誇大威脅的傾向，而且政治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人對威脅的感受越強烈，但國人此處對威脅的看法，筆者以為並非是全然虛構的，政府「全天候」的超國民待遇強化了這種受威脅意識。
（二）羞辱國人的超國民待遇
在華的外國留學生，不僅免收學費及各種雜費，而且每人每年還有10多萬的生活補貼（編著註：現在達30萬/每年），這個數額足以碾壓中國98%以上國民的收入。中金公司2022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計13.28億，占總人口的94.8%。雖然98%這個數字是筆者估測的，但恐怕還是保守了。
在華的留學生們無一不生活的優遊自在，而反觀我們的孩子，學費雜費生活費都要依靠父母承擔。官方信息顯示，我們有6億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一般來說國民所得是符合正態分布的，想像一下，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間的又會有多少人呢？在校大學生有多少孩子出自這些家庭呢？
這樣家庭出來的男孩子，自負精神枷鎖，何敢瀟灑的戀愛呢？相對於那些出手闊綽住宿條件又特別優越的外國留學生，他們又如何去公平競爭呢？
何況一些高校還專為外國留學生推出一種學伴制度，以給予女學伴潛在的各種好處的方式，鼓勵女生擔任留學生的學伴，現實中雖然發生過留學生試圖非禮女學伴的事件，但更多是玉成了女學伴與留學生的戀愛關係。
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客觀效果卻是將女生當作「和親禮物」的學伴制度，無疑是對女生赤裸裸的物化。即便所有參與的女生都是自願的，即便她們都對批評這種制度的人持敵視的態度，甚至誕生一種不屑一顧的莫名優越感，也無改於她們被物化的現實，這種有組織的作為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校恥和國恥。
這種為留學生刻意製造的近水樓台的便利，又進一步讓我們的男孩子處於競爭不利的位置。
筆者在2018年曾發起過一次公民行動，反對給予外國留學生超國民待遇，當時有49名律師，8名媒體人和作家及240多名公民參與聯署，這份公民意見書傳播甚廣，兩次被公眾號轉載閱讀超過10萬，其中一次是多年專注於促進女性權益的馮媛教授轉發的。一個文本，能兩次被轉載閱讀超過10萬，它必定是引起了公眾廣泛的共鳴。
除此以外，筆者當時還向教育部、財政部和山東省政府申請公開如下信息：獎學金年度財政支出總額、享受獎學金的留學生人數以及獎學金的申請標準，但均未獲回應。權力依舊傲慢地奉行著「不回應、不反省、不改變」的「三不」方針。此次公民行動雖然沒起作用，但我個人仍然為此付出了相當的代價，當然這個不足掛齒。
筆者之所以對給予外國留學生超國民待遇耿耿於懷，乃是因為我將其視之為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國人的刻意羞辱和權利踐踏，而且它的動機和想達成的目的，也讓我一直困惑。這種政策無異於讓我們的孩子在嫉妒與怨恨中成長：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天生低人一等？
這樣如何培養平視外國人的心態？如何培養一種自信平等開放包容的現代公民意識？如何讓他們從內心深處對國家懷有感情呢？
平等是啟蒙時代以來最深入人心的價值追求，很多人可能無法體察自由所具備的中心性和本體性的價值，但幾乎所有人都厭憎不平等，至少在感情上如此。
如此在政策層面和執行層面公開的對自己的國民進行歧視，在我有限的閱讀和認知經驗中，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無論一個人多麼進步主義，恐怕也得承認一個事實：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是有族群依附屬性的。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對昂撒文化可能的衰落憂心忡忡，其基本論據就在於西歐裔白人在美國人口數量的相對比例下降。
儘管筆者對亨廷頓身上那份通過學術包裝但一不小心就會流露出的白人優越感有點厭惡，也將他在《文明衝突論》中所提出的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會聯合反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前景視為無稽之談，但我理解他在《我們是誰》中的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