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奮鬥有用嗎？在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之後，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處境，決定命運的主要是社會因素。
我家小區的保潔老趙，來北京打工了23年，60歲時卻沒法退休。他未來的養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歲為止。
他這代農民工，也是我國「第一代農民工」，生於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進城打工，不少人務工超過30年。但這8600萬餘人到晚年，情況和老趙大致相同。
老趙是河南駐馬店人，2000年來到北京，那年他32歲，看過門，做過綠化，2007年來到我們小區做保全。如此又過了10年，49歲了，還沒攢夠錢結婚，一個人住在冬天沒暖氣、夏天潮濕發霉的10平方米地下室。
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當時在報社實習，需要出一篇農民工的稿子，而老趙是離我最近的農民工。
「我7年沒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2700。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情況，大家都是這樣的。」臨走他叮囑，「這幾句話你千萬不能刪」。
不止這幾句，關於老趙的整個部分都被刪掉了，原因是「負能量」。老趙不符合我們對於農民工生活的美好願景，但這個人群的實際處境，比我們能想到的還要更糟。
安徽師範大學的副教授仇鳳仙做了一項研究。她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農民工老去後如何維生。我在報告的字裡行間看到了無數老趙——
當我們熱議「延遲退休」，擔心60歲不能休息，他們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動為止」；
當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領到3000元退休金，他們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
他們都打工超過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還不到5萬元；
他們掙到錢都寄回家裡，供孩子上學，但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我們更容易忽視的一點是，他們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們在本該退休的年紀不得不繼續努力工作，但結果是，他們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諾他們的，譬如天倫之樂和醫療保障，也得不到工人應有的回報和尊嚴。
1993到2005，全國城鎮職工的月工資提高了1260元，而農民工的增長幅度是：68元。
他們並非不努力，但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命運。仇鳳仙最後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的處境，即這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排斥性政策的影響，遠非個人能決定。
他們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臨的困境驚人地相似，這或許是一個社會中，弱者們常見的命運。
「退休」不存在
現實中的老趙，已經整整兩年沒有領到過一分錢工資了。4年後，小區取消了保全崗位，於是他就轉去做保潔，不料又過3個月，保潔崗位也不給發錢了。
老趙仍然在堅持給小區做保潔，他每天早6點來清理兩個垃圾桶，7點垃圾站開門時「永遠第一個到」，然後回去清掃6棟樓。為了掙出飯錢，收垃圾時他自己分類去賣廢品，每月能賣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錢他都不給你咋整呢？」他說要耗到拿回工資。
他不是沒考慮過勞動仲裁，那是在他沒領到工資的第21個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這份14年的工作從來都沒有勞動合同。
因此，這份工作的狀態，處在一個薛丁格貓的狀態，如果最後他能領到工資，它就是，如果領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趙眼裡，這個「工作」仍然「來之不易」，因為他已經55歲了，在勞務市場，這個年齡只能去做更不穩定的日結工。由於「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將連去工地搬磚也失去資格——政策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工地。
老趙不是孤例，站在60歲前後這個坎上，好多農民工為了能有份工作，想盡了辦法。
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歲的農民工辦了張假身份證，把年齡改小7歲，結果剛上工兩天，就在檢查時被抓獲。他被罰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歲的保潔員想跳槽，但總因年齡被拒。她也花300元辦假證，把年齡改小11歲，最後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難找，即便冒風險，第一代農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調研的農民工里，76.1%決定60歲以後繼續在城市裡打工。
他們並不具備退休享福的條件。城市裡的老人有養老金保本，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農民工群體裡，這個數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領到。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輕時顧不上考慮晚年，只能把工資用在當下。2009年養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這項政策如何與自己的未來有關，於是沒有參保。他們60歲後只能領基礎養老金，每月僅100多元。
參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養老金是「多繳多得」的。一位45歲工人已繳了11年養老金，但其實一直按低檔繳費，60歲後每月只能領195元。他在得知這個數字後問，這有什麼用？第二句：我交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一個月就拿這點錢？
為了領到較高的養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歲時一次性補齊此前15年的保險費，共8萬元。她湊不出這筆錢。她每月只掙幾千元。「都讓我交養老保險，我吃什麼呢？」她決定放棄，繼續做環衛工人。
這些農民工也沒有什麼存款。接受調研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過20年，但是超過一半（55.2%）存款不到5萬元。
他們只能繼續工作。但市場和政策限制，卻讓他們隨年齡增長，越來越掙不到錢。
50來歲的農民工還可以在建築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兒。雖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聲讓拎泥桶、搬木頭，就要立刻去幫忙，很多人還會自願加班多掙些錢。一位山東56歲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時，有時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還能繼續干。
當年紀超過60歲，他們連掙這份辛苦錢也失去資格。近兩年，各地出台「清退令」，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建築工地。他們只能轉去做綠化、保潔、倉庫管理員，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過70歲，他們在城市幾無生路了。一位農民工71歲被迫回鄉，在村里幫忙蓋房子，工錢一天100元。75歲時，一家勞務仲介下鄉招保潔員，工資一天110元。雖然只多10元，他還是去了，69歲的老伴剛做完膽結石手術3個月，好在也能幹活，兩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從此他帶著老伴，每天早6點坐1小時車進城，到一處工地上倒垃圾、掃地，下午4點再坐車回鄉，一周干7天。他說：「能動是福氣，不能動就可憐了。」
工作、收入被時代限定努力也存不下錢
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進城打工。他們最能掙錢的青壯年時代，恰好是城市發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時代紅利為什麼沒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打工半輩子，為什麼還是沒能存下錢？
我們來看看這三四十年間發生了什麼：
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進城，在1989年創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開始清退農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萬人，所有單位、企業都要每月填表報進度。那時，「民工潮」衝擊了城市管理，同時城市正面臨下崗潮，城裡人也要再就業。農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煩」。
三四年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城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又被允許進城了。兩三年後，他們再一次遭清退，因為城市又面臨大規模下崗。
但他們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過，只知道有天被開除後就很難再找到活。一位89年開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記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橋洞住了一個月，自己帶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對農民工可以參與的工種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類工作中，只有一類「允許考慮」使用外地勞動力，前提是招不滿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個行業、103個工種，都不許雇用外地勞動力；
在青島，市屬企業每招一個外地人，還要交50塊錢；
他們甚至無法像後來的農民工那樣進入工廠做流水線（很多工廠也僅限本地戶籍），他們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願乾的，建築業和人力裝卸。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們中21%遭遇過欠薪等權益侵害。
漲薪更無從提起。在改革帶來紅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而全國城鎮職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相當於他們在黃金年齡段，一直被降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