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每當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大家都會不自覺聚焦向一個話題：重點高校的入學機會不平等。
（這裡說的是重點高校是指中央部委直屬院校，其中教育部直屬76所，以及工信部、中科院、衛健委、國家民委所轄的11所「211」工程大學，它們系中央財政撥款建設的高校，這些理應是「全民所有制」資源，不同區域享有的機會均等的。至於，其他211院校、「雙一流」大學和普通本科院校，都是主要依託省級財政撥款，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如果你是一位河北承德考生，那麼你上985院校的機會不足隔壁北京、天津的30%，不如東鄰遼寧考生的70%；你上211大學的概率，不如北面近在咫尺的內蒙古學生的60%。你即便比這四個省市考生多考100分，可能只有機會在省屬重點高校河北大學或河北師大就讀，而他們同樣的分數，會上一個985院校或優秀的211院校。
如果你是一個河南南陽考生，那麼你升入985高校的機會，也遠遠比隔壁湖北、陝西考生低。比如2021年，河南省參加高考人數是105萬，985院校在豫錄取人數為10537人，也就是說占比只有1%；而陝西省考生31.2萬，錄取人數多達7477人，湖北省考生人數40萬，錄取人數8484人，這兩個省985院校錄取率都是河南的2倍以上。
社會的確是充滿機遇不均等的，有的是資源天賦差異造成的，比如鄂爾多斯掘地即是煤，而隔壁的寧夏、陝北則只有貧瘠的黃土；有的是歷史長久形成的社會經濟基礎造成的，比如東部沿海自從宋元以來就是全國經濟中心，西部地區不是一時半會就能趕上的。有的則是人為造成的，並且有機會改變，卻遲遲不改，高考教育就是。
比如，被稱為高考地域模式的「山河四省」——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在民國時期高考沒有那麼難。山東的山東大學、齊魯大學、青島大學，山西的山西大學、銘賢大學，河南的河南大學都是全國名牌大學，河北因為天津當時沒有獨立直轄的緣故，更是北方教育重心。
那時候，山河四省考取北大的機率遠遠比現在高，1926年北大共有2267名學生，籍貫來自山河四省的為732人，約占總數（2206人）的32%。而2022年北大錄取新生中，山河四省+天津，大約只占總數的17%，如果剔除天津則比重不足15%。可以說這四個省的學生接受最優質教育的機會，或者享受的教育平等權，遠遠不如民國時代。
（二）總體上說，重點大學集中化和招生本地化，是導致這種機會差異的直接原因。
上述87所中央直屬重點高校，70%以上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南京、成都等區域中心城市，而這些高校招生又嚴重向所在省份傾斜，本來是全國考生可以公平競爭共享的資源，最後成為本省的私家財產，而外省人得不到機會，導致了全國各省之間，考取重點大學的機會差異達到近6倍。
那麼，這種集中化、不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答案還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和由此肇造的高教計劃體制。
1952年的院系調整其歷史影響不再贅述，它不僅徹底改變了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辦學機制、教學模式、培養方向，中國的高等教育從更接近現代性的世界主流模式，改為蘇聯模式，同時也顛覆了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很多省的高等教育資源被強制拆分遷徙，集中到幾個重點城市，以適應即將建造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的人為不均等性體現在：
1.教育資源向政治中心及大區行政中心過分集中，以適應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模式。在新的教育資源布局中，作為首都的北京是絕對的教育資源中心，不僅華北的民國名校南開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等優勢學科被遷往北京，同時，還依據工業發展需求，又設立了各類專門院校，即今天海淀區學院路上的「八大學院」，包括北京地質學院、鋼鐵學院、石油學院、礦業學院等等。
此外全國大區行政中心上海、瀋陽、西安、武漢、成都、廣州，也成為高校資源聚集地。這其中獲益最多的是西安，西安本來高等教育資源窪地，在抗戰前西安幾乎沒有像樣的高等教育，然而，抗戰中高校西遷，以及1952年的院系調整，使得該市成為全國高等教育資源最豐富城市之一，1978年確立的全國88所重點院校中，西安占有8所。
2.取消高校招生自主權，在教育領域也確立了中央集中分配指標的體制，即「分省定額」招生制度。本年度國家建設用多少人，就招多少學生，做到「一個蘿蔔一個坑」。比如，1952年教育部規定，華北區名額15530、華東區名額15910,、中南區名額7560、西南區名額3300，不得隨意超越，此後到1959年又把指標進一步細化到省一級，即今天高校分省定額招生的來歷。
3.招生本地化。為了滿足本大區工業化需要，減少區域間計劃調換的程序，也為了減少辦學成本（外地生需要更多的交通和伙食補貼），教育部規定，本行政大區內的重點高校（北京高校、哈工大、哈軍工等除外），原則上只在本區內招生，尤其是偏重大區中心所在省份招生，而不得跨區招生。比如華中工學院（現在的華中科大前身之一），原則上只在中南區招生，服務業中南區的工業建設，華東區的山東考生、江蘇考生沒有機會就讀這個學校，只能就讀華東工學院。
此外，為了服從國家經濟和政治戰略，招生名額還特別向計劃工業集中的區域和少數民族傾斜，比如重點投資項目集中的東北三省，以及少數民族集中的西部邊疆省份，這也是這些地方至今高考錄取分數遠遠低於內地的原因。
因此，高等教育的「1952體制」，奠定了兩個不公平的基礎：即優質教育資源的高度集中，招生名額的高度集中。不過客觀來講，這種制度這在當時情形下，具有相當程度合理性，是國內國際大背景下，一種效率最優路徑選擇，以達到集中力量實現局部工業化，來增強國防的目的。
並且當時高等教育，尤其是重點大學教育，是一種精英教育，只有極少數人才能享受到。對於絕大數人來說，此生註定與此無緣，因而，這種不公平長期被社會忽略，或者是認為是一種可以承受的不公平。
（三）不過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之後，過去計劃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安排，顯得愈發不合理，社會上批評聲音越來越多，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過去計劃體制時代，高校多數是條管、包分配，個人考取本省的普通院校，跟考取重點大學差異不大（比如考取省電力學院、礦業學院，就可以分配到供電局、礦務局，待遇不見得比重點高校畢業生差），另外可以通過參軍、招工等改變命運。而市場經濟時代，在人力資源自由流通中，學歷成為首先衡量一個人價值屬性的標籤，教育成為個人改變命運最重要通道。尤其是要想實現階層跨越，平民子弟只有通過優質高等教育。長期維持招考的不平等，顯然阻塞了相當多平民優等生的上升渠道。
其二，1998年後的一些列高教改革，擴大了這種不平等性。首先是高校擴招、高校合併，讓過去高教中心城市的優勢進一步擴大，比如西安交大在90年代本科招生規模在1200人左右，2000年合併了西安醫科大學和陝西財經學院兩所普通院校，又加上擴招，招生規模達到近6000，同時，西北工大、西北大學等也在擴招，所以，陝西與隔壁山西、河南的優勢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
同時，中央部委將部分辦學權下放，希望地方在土地、財力等方面加大對部屬高校力度，以加快一流大學建設進步，地方政府則以增加對本地招生名額，作為與教育部的討價還價籌碼，這進一步加速了高校招生「屬地化」。
最明顯的例子是，復旦大學在高校擴招前，只把20%計劃投放在上海，21世紀初則達到50%左右。2007年全國34所首批985院校中，有13所本地生比例超過40%。到去年，仍然有4所高校在40%以上，22所高校在20%以上。只有京內的北大、清華、人大等7所學校本地生比例平均降至8%左右。
這種的機會不平等，導致了很多問題，比如，高考移民問題；比如，山河四省年輕人熱衷考研、考公務員問題，由於高考不能給他們提供有效上升渠道，只能是寄希望於「二次高考」改變命運。其實這些地方基礎教育好，學生素質高，不合理的體制讓他們把大量精力消耗在選拔性考試上，是社會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而另一方面，那些招生計劃特殊偏向的落後省份，由於基礎教育太落後，即便是優質教育資源特殊投放，也很難對社會產生實際效果。以邊遠地區11省為例，2022年985院校向這裡投放招生名額約3.4萬人，占全國錄取總量的18.8%，過去幾十年基本都是這個比例。但是截至2022年，這11省區籍貫的中科院院士僅46名（不排除相當也是特殊照顧才評選上），不足院士總數（1540人）的3%。
所以，對落後地區的優惠傾斜，應該儘量投入它們最急需，同時能對學生產生層次銜接的資源，而不是資源越優質越好。最優質資源更適應投放到基礎教育好的地方，更能體現它們的價值。
（4）高校招生分省定計劃，實質是跟計劃經濟下統招分配和城市配給制相配套的制度，體現國家統一調度的意志。現在人才流動早已經實現了市場化，高考招生與招工已經完全脫鉤，堅守各省招生指標，既不公平也沒有，早已經沒有意義。同樣是大學招考，考研都可以不以省份定指標，為何高考就不可以呢？即便是一些人擔心的放開會導致新的不均等性，相信以中國人的智慧和政府強大宏觀調控能力，也總能很好解決的。
那麼如何改革這種不平等呢？
筆者認為，可以有以下三種途徑。
第一，人口均等原則。即按照各省高考年齡段人口，在全國同齡人口中的比例，劃分招生名額。當然這過程中，可以有一些浮動，比如，由於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基礎教育發達，聚集了全國最優秀中學，招生比例可以適當上浮；為了照顧少數民族，尤其是那些人口較少的民族，可以參照全國人大少數民族選舉辦法，為其留出特定名額，但是少數民族學生總數原則上不應該高於招生總數的10%（少數民族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9%）。
有人說，高校所在地過去為高校發展做出了很多貢獻，是不是應該給予特殊上浮。筆者認為，重點高校對所在地的回饋，其實遠遠大於所在地為其付出的土地、財政照顧，並且這些回饋遠非是金錢可以衡量的。因此，應該逐步取消對所在地的招生特別照顧，至少是照顧幅度，不應該高於招生總額的5%（至今平均仍在15%—20%），以體現中央直屬高校的屬性。
第二，權利與貢獻對等原則。即按各省對中央納稅額多少劃分，這樣也有一定道理，國立大學經費中，那些納稅大省貢獻最大，享有的招生名額理應最多。按照這個思路，獲取招生名額最多分別是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北京、山東、四川這幾個繳稅大省。
第三，市場自主原則。前兩者仍是有鮮明計劃色彩，應不採用、盡不採用。我國招生計劃體制是全世界很少有的，是計劃體制的遺留，本質上說，不能與市場經濟的現實相配合，應該逐步淡化，過渡到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為主。
也就是說，按照目前研究生招考，或者遵循全世界高校招考主流模式，在招生中，原則上忽略地方籍貫，單純按成績和資格條件錄取。比如哈佛大學錄取，並不優先考慮學生是不是麻省生源；劍橋大學雖然是公立，也不會降分錄取倫敦生源、劍橋郡生源。當然在錄取中，也會考慮一些平權原則，比如說照顧少數民族學生、落後地區學生等，但是原則上不准超過全部招生計劃的5%—10%。
總之，重點大學招生改革，不能再推遲了。這種始於70多年前的制度，本是適應當時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國情，早在1998年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中，就應該做出更適合經濟社會需求的改變。而如今已經延遲了四分之一世紀了，繼續維持這個制度，並不符合全國多數考生和多數家庭的利益，我們理應讓其更加合理化、公平化，這也是構建社會平等的一個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