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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叢:不要指望獨裁者自行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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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識形態並非維繫伊朗政權的唯一粘合劑。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樣,伊斯蘭革命衛隊是腐敗的,它在這個伊斯蘭共和國的生存中擁有巨大的經濟利害關係。但物質激勵通常不夠。在其他許多獨裁國家,與現政權的生存有利害關係的安全部隊成員已經叛逃,以避免在現政權面對壓力時成為失敗一方。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期間,埃及軍方拋棄了總統穆巴拉克,導致他下台。2000年,塞爾維亞安全部隊同樣硬扛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當時有大批民眾抗議,要求他下台。相比之下,當這個政教合一的政權遭遇影響深遠的挑戰時,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其他國家行動者在幕後予以鼎力支持。

過去十年裡,伊朗領導人的處境變得極其艱難。伊朗政權面對的是全國範圍內一再發生的抗議。2009年,強硬派的在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似乎從改革派的挑戰者穆薩維(Mir Hussein Mousavi)那裡竊走了總統選舉,之後,數十萬伊朗人走上街頭,抗議持續數月之久。隨後,2010年代,愈發嚴厲的國際制裁導致通貨膨脹失控,貧困急劇上升。這些情況在全國各地引發了一波又一波抗議。2019年晚些時候,抗議者譴責哈梅內伊,並放火焚燒了許多政府場所、銀行、加油站和安全基地。2022年秋天的大規模示威表達了對現政權更廣泛的種種不滿,包括對經濟狀況的抱怨,對伊斯蘭政策和現政權使用暴力的憤怒。

但政府以同樣的殘忍和不妥協回應每一波民眾威脅。2009年,政府對抗議活動的回答是監禁和處決異見人士,並對反對派活動人士實施一系列高調的公開審判。2019年,警察開槍射殺街頭的抗議人士。2022年,伊斯蘭武裝力量動員隊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再次成為政權的主要防線,他們殺害抗議者和未成年人,侵入學校,實施了數千次逮捕。

伊朗的例子說明,高層團結對威權政權的生存至關重要。從歷史上看,獨裁者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大規模抗議,而是來自政治盟友和他們自己軍隊中的下屬。與反對派活動人士不同的是,這樣的內部人士擁有強制性的武力和對關鍵國家機構的控制權,這是奪取權力所必不可少的。考慮到絕大多數政府和抗議者之間的實力不匹配,假如政府內部沒有發生高層叛變,挑戰者就幾乎不可能成功。

事實上,獨裁統治下的成功反對派,往往由拋棄政權的政客所領導。在許多國家,包括1989年的羅馬尼亞、2002年的肯亞、2003年的喬治亞、2004年的烏克蘭和2005年的吉爾吉斯斯坦,獨裁者倒台的部分原因是,他們的盟友一致拋棄了執政黨,加入了反對派。例如,1991年,尚比亞的獨裁統治解體,當時,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經濟崩潰促使政府的核心支持者棄政權而去。如一個叛逃者解釋的那樣,「只有愚蠢的蒼蠅……才會跟著死屍走進墳墓」。

但伊朗的統治精英在經歷同樣影響深遠的經濟危機和其他壓力期間依舊意志堅定。哪怕是改革者,也即在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立場更為溫和的內部政治人士,也拒絕與政權決裂。教權統治的反對者一度滿懷希望地轉向一些人物,如在2009年,他們找到了穆罕默德·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擔任總統)和穆薩維,但這些領導人拒絕與那個神權體制徹底決裂。事實上,2009年的抗議活動爆發一周後,穆薩維就呼籲停止示威活動,並敦促支持者繼續忠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種對教權統治的忠誠幫助剝奪了反對派的組織和領導層,而反對派正需要這樣的組織和領導層,以將該國民眾巨大的不滿情緒導向對政權更嚴重的挑戰。因此,最近的抗議活動基本上是沒有領導人的。

儘管反覆的抗議、民眾的不滿和經濟危機顯然令政權弱不禁風,但在高層沒有罅隙的情況下,政府不太可能垮台。

普京的隱匿遺產

不同於共產主義的中國和伊斯蘭主義的伊朗,普京俄羅斯不是一個革命政權。蘇聯很早就已解體,普京也是通過選舉而非暴力鬥爭上台的。但普京的獨裁統治從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獲益匪淺。

首先,蘇聯漫長的全能統治時代實際上妨礙了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個從革命中崛起的國家甚至剿滅了最基本的公民社會形式或滲透其中,那些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反對黨、工會、教會和其他國家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的組織,這些組織原本可以為民主提供一個基礎。雖然獨立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開始出現,但仍相對孱弱,部分原因是經濟中最有利可圖的部門仍容易受到國家干預。因此,俄羅斯的反對派既缺乏組織,也缺乏潛在的資金來源。

其次,普京對俄羅斯的控制得到了廣布而高效的安全部門的支持,這個部門可以直接追溯到1917年成立的政治警察。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安全力量,幾乎在每一棟公寓樓和每一家企業都有代理人。儘管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解散了共產黨的執政機構,但他基本上沒有動過克格勃,而普京的職業生涯就是從克格勃起步的。1990年代,克格勃被正式廢除,並被拆分為幾個機構,但其核心職能和人員保留在了FSB(聯邦安全局)。

今天,聯邦安全局成了普京獨裁統治的堡壘。聯邦安全局的規模遠遠大於其他許多國家的這類組織,並得到數百萬告密者的支持,它滲透到俄羅斯媒體、商業和民間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據學者凱文·里勒(Kevin Riehle)最近對俄羅斯情報機構的研究,目前俄羅斯的人均安全人員數量要多於蘇聯統治時期。聯邦安全局的工作重點是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之類主要反政權領導人,2015年,涅姆佐夫在莫斯科遭到肆無忌憚地暗殺;最近,聯邦安全局又盯上了弗拉基米爾·卡拉-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和阿列克謝·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這兩人都已入獄。

在俄羅斯,有組織的反對派現在非常弱小。七十年的蘇聯全能主義削弱了獨立力量,他們無法抗衡普京龐大的安全機構。

俄羅斯的革命遺產也有利於普京,因為它減少了發生軍事叛亂的可能性,即便在烏克蘭戰爭這樣災難性的作戰進行其間也是這樣。

戰場上的挫敗,尤其是在這樣的挫敗可以向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錯誤決策問責時,往往會引發軍事政變。事實上,俄羅斯在戰爭頭幾個月蒙受的羞辱讓許多人認為,普京可能會被他的武裝部隊推翻。但正如政治學家亞當·凱西(Adam Casey)指出的那樣,普京政權保留了蘇聯用反間諜官員滲透到軍隊中的做法。在大多數獨裁國家,這都是一項艱難的壯舉,因為它們傾向於繼承而不是創造自己的軍隊。但蘇聯沒有這樣的障礙,而且革命遺產賦予了普京識別潛在軍事反對派的能力,這使得武裝部隊挑戰他要難上加難。

沒有永遠的革命

當然,哪怕最強大的革命的獨裁政權也不會永遠存在,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也並非不可戰勝。

德黑蘭和莫斯科的政權比北京的政權更加脆弱。到目前為止,儘管發生了經濟危機和民眾騷亂,伊朗政權依舊保持著凝聚力,但那不意味著它可以無限期地這樣做。假如經濟繼續惡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加劇,裂縫或許最終會在政權內部開始形成。從中期來看,隨著在奪權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革命者中最初的狂熱一代相繼故去,發生分裂的機率可能會增加。如同在1970和1980年代的蘇聯那樣,接替他們的年輕官員或許會少一點意識形態色彩,因此在危機到來的時刻更有可能叛逃。此外,哈梅內伊現年84歲,身體欠佳,尚未指定繼任者。考慮到強硬派的實力,他的亡故有可能激發政權內部的分裂,儘管可能性不大。

俄羅斯政府的脆弱,源自該政權集中權力於一人之手。今天,普京的統治基本上不受其他機構或行為者的約束。他的政權不是基於在革命的伊朗動員了強烈的忠誠和犧牲的那種意識形態,也不是基於中國共產黨之類成熟的執政黨(這樣的黨會提供超越單個領導人的持久性來源)。因為一切都取決於普京,所以,他的最終死亡或喪失能力可能將他的政權拋向混亂。每個人都要猜誰可能接替他。如此不確定性在個人特色鮮明的政權中是常見的。同時,考慮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力量平衡,這樣的過渡帶來民主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

中國政權仍比伊朗政權和俄羅斯政權更強大。中國的經濟狀況顯然遠好於伊朗。儘管習近平的權力較他的最近幾位前任少受一些約束,但他的統治遠沒有普京的那麼個性化。習近平的政權依舊建立在一個強大而制度化的黨國科層制基礎之上,俄羅斯沒有對應的那種機制。當然,中國並非沒有自己的問題。除了低經濟增長和考慮不周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外,近年來的廣泛腐敗使得一些觀察家認為共產黨正在「萎縮」,正變得「脆弱」,並處於「晚期衰退」階段。習近平在過去十年中大力開展的反腐敗運動表面上減少了(但絕沒有根除)政府的瀆職行為。無論如何,這個政權強大的科層制、非同尋常的高壓能力和孱弱的公民社會,可能使政府免受未來腐敗醜聞或其他危機的影響。

對抗革命的政府是錯綜複雜之事。來自西方的政權反對者的強硬戰略往往會增強凝聚力,為獨裁政權提供方便的替罪羊。事實上,對古巴的數十年制裁可以說幫助鞏固了菲德爾·卡斯楚於1959年建立的政權,並使其合法化了。此外,與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和政治實力強大的國家公開對抗,是難以為繼的。

2020年3月,俄羅斯伊萬諾夫市(Ivanovo),普京在檢查一面旗幟。圖源:Aleksey Nikolskyi/ Sputnik/ Reuters

但西方遠非無能為力。儘管自2010年代初以來對伊朗實施的日益嚴厲的經濟制裁併沒有導致伊朗政權垮台,但過去十年裡,這些制裁引發了經濟危機,造成了民眾的不滿和抗議的一再發生,從而削弱了伊朗政權。在俄羅斯,史無前例的制裁迄今未能動搖普京政權,但在國際上孤立了普京,降低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可能還削弱了該國在烏克蘭發動戰爭的能力。

普京在烏克蘭的行動清楚表明了無力與挑戰國際自由主義準則的大國對抗的危險。避免衝突的願望造成德國和其他西方大國遷就俄羅斯所認為的地緣政治利益,並且哪怕在俄羅斯2014年入侵並非法吞併克里米亞之後,仍尋求與俄羅斯接觸。但這些努力並沒有遏制俄羅斯的地區野心,並且西方相對溫和的應對措施幾乎可以肯定鼓動了普京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的其他地區。今天,除了少數幾個之外,所有歐洲國家都意識到有必要正面挑戰俄羅斯。

革命的獨裁者及他們的繼任者是當今國際秩序面臨的最棘手挑戰之一。儘管俄羅斯與歐洲關係密切,但普京仍決定入侵烏克蘭,這表明,經濟紐帶和共同的物質利益不足以維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相反,民主國家必須團結起來,著手捍衛民主價值觀:向受到攻擊的民主國家提供軍事支持,並向反對獨裁的國家提供外交和物質援助。儘管這些努力不會在短期內推翻革命的獨裁政權,但更積極主動、協調一致地抵抗獨裁政權,將使西方更有能力遏制,甚至可能在長期內擊敗獨裁政權。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與Steven Levitsky合作的近著為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he Violent Origins of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本文原題「Don’t Count the Dictators Out」,見於《外交事務》雜誌2023年7/8月號,2023年6月20日發布。正文中的超連結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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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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