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引人矚目的暑期檔大片之一，是諾蘭執導的《奧本海默》。影片改編自普立茲獎的獲獎作品《美國的普羅米修斯:奧本海默的凱旋與悲劇》(「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一書，該書出版於2005年，由傳記作家Kai Bird和歷史學家Martin Sherwin共同執筆。
此書作者之一Sherwin曾任教於塔夫茨大學，專治核武器發展史。他早在1980年就與出版商簽約，欲出版一本關於奧本海默的傳記，為此採訪了上百位和奧本海默有過交往的人物，搜集的資料有5萬頁之多，其中包括日記和FBI解密的檔案文件。因為資料浩繁，涉及的人物眾多，出版計劃一拖再拖。直至1999年，Sherwin力邀好友Kai Bird加盟，兩人共同完成了該書的創作。
獲獎傳記《美國的普羅米修斯:奧本海默的凱旋與悲劇》
該書甫一出版便好評如潮，得到了科學界和知識界的廣泛認可。物理學家John S. Rigden也在「今日物理學」上發表書評，對此書大加褒揚，稱它是眾多奧本海默傳記中最全面的一本，其「生動有趣的細節，將奧本海默引人入勝且令人深思的一生呈現給讀者」。物理學家有為物理學家立傳的傳統，Rigden就曾為核磁共振的發明者拉比寫了傳記《拉比：科學家與公民》。《美國的普羅米修斯》能得到Rigden的首肯，可見作者的功力和心血。
要把一部有700頁之多的傳記作品搬上銀幕實非易事，然而諾蘭導演巧妙地把曼哈頓工程和公聽會交織穿插在一起，作為兩條並行的主線來講述奧本海默的一生，很好地呼應了原書「凱旋與悲劇」的副標題。美中不足的是奧本海默性格的發展略顯突兀，沒有原書的娓娓道來和細膩論述，少了一些激情和人格魅力，悲劇色彩較濃。也許是理工科的背景使然，我更喜歡原書把物理學和物理學家放在大時代背景上的視角，覺得在大尺度上政治不過是泡沫與浮塵，探索山川自然和科學人文的愉悅要持久得多，基調色彩也更溫暖。建議喜歡電影的朋友們，不妨再去讀一讀原書。
（一）
奧本海默，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曼哈頓工程的領導者，常被稱為「原子彈之父」。
奧本海默於1904年出生在紐約市一個猶太家庭。他少年才俊，18歲入讀哈佛，主攻化學，三年後以優等生的成績畢業。在校期間，對物理、建築、藝術、詩歌也多有涉獵。畢業後求學歐洲，先在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從事實驗物理研究；後來迷上了理論物理，遂轉至當時的理論物理中心哥廷根大學，師從玻恩，23歲取得博士學位。
才情過人的奧本海默，天性敏感多思、內向憂鬱，因而也有著比同齡人更不尋常的青春之旅。在劍橋期間，對實驗物理的力不從心讓他深感失落，以至於做出了把一隻浸泡了毒液的蘋果放在他導師辦公桌上的極端之舉。雖然由於父親的斡旋得以保留學籍，但被迫每周去倫敦看心理醫生，可惜收效甚微。
在一次和同伴去柯西嘉島的度假中，奧本海默讀了普羅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逝水年華》，書中主人公的心靈掙扎，以及全書內省式的敘事方式，在奧本海默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鳴，也讓他走出了憂鬱和自閉。
如果說文學讓奧本海默擺脫了心靈困境的話，理論物理則讓奧本海默找回了自信和一生的立足點。
奧本海默與他的哥廷根導師玻恩
一戰後的德國雖然民生凋敝，然而由玻恩領軍的哥廷根學派，集聚了當時物理學界眾多的精英人物，他們年輕而富有朝氣，無視愛因斯坦「上帝不擲骰子」的勸誡，一心要創作出有別於前人的音樂。奧本海默加盟哥廷根學派時，理論物理新音樂的華彩樂章已然成形，人們正在積極探尋一個連貫的主題，好把這些風格迥異的樂章有機地整合起來，一部關於「量子力學」的寬廣深遠的交響樂已經呼之欲出。置身於這樣的氛圍中，奧本海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刺激。
結束了求學生涯的奧本海默受聘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並同時在加州理工兼職任教。這段期間是奧本海默的高產期，其研究範圍涵蓋了從基本粒子、核物理、量子電動力學到天體物理、宇宙射線等眾多的領域，有不少頗具原創性的工作問世。而奧本海默也以他敏捷的才思和獨具魅力的人格，成為學生崇拜和摹仿的對象。
奧本海默是學生們的偶像
奧本海默的求學時代，美國的物理學尚不能望歐洲的項背，美國物理學會的旗艦雜誌《物理學評論》（Physics Review）經常被閒置在哥廷根圖書館的書架上一年多都無人問津。然而，奧本海默和他留歐的美國同齡人一起，改變了這種狀況。與奧本海默同屬海歸的拉比，在哥倫比亞大學領導的分子束實驗室率先做出了核磁共振實驗。而奧本海默則在伯克利創建了有國際水準的理論物理研究中心，在他和加速器的發明者勞倫斯的共同領軍下，伯克利一躍成為美國物理學的研究重鎮。
奧本海默在伯克利任教期間，也是美國大蕭條處於最低谷的時期。出身於富裕之家的奧本海默卻兩耳不聞窗外事，還經常帶著學生到舊金山的高檔餐館，由美酒相佐來高談闊論物理，屬於「何不食肉糜」一族。然而，從歐洲不斷傳來的物理學同行被納粹德國迫害的故事，使奧本海默走出了物理學的象牙塔，開始關心時局與政治。大蕭條催化了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當時的東西兩岸頗有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同情工會，支持羅斯福的新政，也積極參與西班牙內戰，奧本海默的妻子、弟弟、弟媳和女友都是美國共產黨員，還有幾個學生都屬於其中的活躍分子，奧本海默也因此深深捲入，為以後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奧本海默與弟弟Frank
奧本海默與家人在家中的溫室里
（二）
領導曼哈頓工程，無疑是奧本海默一生事業的巔峰。而當時的軍方負責人戈羅夫斯將軍為什麼會選中不僅毫無任何行政及實驗物理方面的經驗、而且還因為和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被列入了FBI黑名單的奧本海默，著實令人費解。用拉比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最不可能的人選。」不過最終有目共睹的事實卻證明：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時機，一個氣質敏感憂鬱的左翼理論物理學家，也同樣可以成為一個富有親和力、行事果斷的卓越領導人。其間有多少時勢造英雄的成分，是一個會令史家永遠爭論下去的話題。
有兩樣東西令奧本海默一生鍾情——物理學與新墨西哥州的山巒。伯克利時代的奧本海默時常幻想著二者兼得的美妙，曼哈頓工程讓他得以如願以償。奧本海默親自選中的洛斯阿拉莫斯，兩面環山，一面是廣袤的沙漠荒原，四月份山峰上仍覆蓋著積雪，有一種超然世外的冷峻美。一位物理學家的妻子曾這樣描述洛斯阿拉莫斯的四季：秋天，楊樹金黃的葉子和墨綠的常青樹交織成一片斑斕；冬天，風雪覆蓋了荒原和山川；春天，嫩綠的新芽透露出勃勃生機；夏天，乾燥的沙漠風吹著響哨穿過松林……
洛斯阿拉莫斯超然世外的美
1943年初，創建伊始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只有百餘位科研和後勤人員，兩年之內，迅速發展為擁有4000餘工作人員及2000餘官兵的大型國立實驗室，其規模遠遠超出了奧本海默最初的設想。那裡薈萃了戰時眾多的物理學精英，有已經功成名就的貝特，也有野心勃勃的泰勒，還有初出茅廬的費曼，這群人的平均年齡不足26歲，充滿活力與創新的想法。他們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山野嶺里夜以繼日地工作，目標只有一個——趕在納粹之前造出原子彈。來自英國的塔克寫到：在戰時的洛斯阿拉莫斯，我看到了雅典精神，看到了柏拉圖的理想國。
在洛斯阿拉莫斯簡陋建築里的學術研討會
前排左起：布拉德伯里、曼利、費米和J.M.B.
二排左起：奧本海默、費曼和波特坐在後面
不過，若說洛斯阿拉莫斯便是戰時的學術桃花源也不盡然。那些在象牙塔里呆慣了的書生們要面對的，不僅是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簡陋的生活條件，還有來自軍方由於保密需要對學術交流的限制。對於習慣了在無礙的交流中碰撞出靈感火花的科學家們，這顯然是和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實驗室創建伊始，視保密為頭等大事的戈羅夫斯將軍便主張所有人員皆採用軍隊編制，遭到許多科學家的反對，不少人乾脆表示若是非要穿軍服就拒絕參加。對於將軍作出的各部門之間必須保密的規定，大家也經常明知故犯，使得這一規定不久便形同虛設。
對於科學家們的抗爭，奧本海默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親共的前科，無時不在FBI的監控之下；另一方面，他又深諳公開與透明對科學探索的重要性，因而對科學家們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在理論部主任貝特的倡議下，實驗室堅持每兩周舉行一次討論會，從學術問題到具體操作，事無巨細，都屬於討論的範疇。除此之外，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們，還同其他參與曼哈頓工程的實驗室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與協調。曼哈頓工程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成功，和科學家們共同營造了一個有高度學術自由、公開透明的交流氛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44年底，盟軍登陸諾曼第六個月後，歐洲戰場的戰事行將結束，曼哈頓工程失去了原有的緊迫感，科學家們開始認真思考原子彈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其實這樣的思考一開始便存在著，奧本海默曾力邀拉比擔任實驗室的副主任，拉比以「不願意看到三百年的物理學研究結晶成為大規模殺傷武器」為由拒絕了。但更多的科學家出於抵抗納粹的使命感，投身到了原子彈的研製中。隨著德國的戰敗，有人開始質疑繼續研製原子彈的必要性，也有人預見到了戰後的核競賽，實驗部主任威爾遜因此組織了公開的討論會，探討原子彈對文明的影響和科學家們的立場與態度，在或公開或私下的場合里，這樣的討論貫穿了整個原子彈的後期研製過程。
奧本海默把弟弟Frank（中）帶到洛斯阿拉莫斯參加第一顆原子彈測試
1945年7月16日，人類歷史上第一顆原子彈試爆「三位一體」（Trinity）在阿拉摩高德沙漠獲得成功，巨大的蘑菇雲升起之後，戈羅夫斯將軍說：「常規戰爭的時代結束了。」奧本海默則想起了印度教經書《薄伽梵歌》中的詩句：「我變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毀者。」
（三）
二戰之後，奧本海默的名聲如日中天，成了華府的座上賓，媒體追逐的對象，公眾眼中的科學代言人。
與此同時，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爆炸也徹底震醒了科學家們，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會應運而生，一封有近300人簽名的備忘錄遞交到了華府，呼籲政府成立原子能管理機構，以有效防止未來的核子戰爭，和平利用與開發原子能。成立原子能管理委員會（AEC）的法案很快被提交至國會並得到了通過，然而卻和科學家們的初衷背道而馳——政府想藉著AEC來控制原子能技術的擴散，維持美國的核壟斷地位。雖然由奧本海默任主席的AEC顧問委員會幾乎是清一色的科學家，占據AEC要職、擁有決策權的，卻大都是律師、政客和銀行家，其中便有左右了奧本海默後半生命運的劉易斯•史特勞斯。
史特勞斯何許人也？此君只有高中學歷，畢業後以推銷鞋子為生，一戰時在胡佛主持的援助歐洲難民的機構中謀得一份差事，以此為跳板進了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憑著工作賣力與善於迎合，史特勞斯娶到了銀行合伙人的女兒，從此平步青雲。成了百萬富翁的史特勞斯變得野心勃勃，開始利用金錢與關係進軍政壇。奧本海默和史特勞斯相遇時，史特勞斯不僅是AEC的成員，還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董事會的成員，正在為研究院招募新院長。他看中了奧本海默。
奧本海默（左），史特勞斯（右）
1947年的夏天，奧本海默把家從西海岸搬到了普林斯頓，正式出任高等研究院院長，這對奧本海默是件一舉兩得的事情。首先，普林斯頓學術環境得天獨厚，研究院又有雄厚的資金做後盾，奧本海默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行政才能，構築理想中的學術王國；其次，彼時的奧本海默頻繁地出入於華府，是政府諮詢有關核武器技術與政策的不二人選，普林斯頓和華盛頓DC間的近距離，替他省去不少旅途的勞頓。
奧本海默治下的高等研究院，除了有愛因斯坦、馮•諾伊曼等諸多的大腕外，還有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有著研究院四小金剛（the four musketeers）之稱的派斯、戴森、楊振寧和李政道，他們四人日後均有重要工作問世，成為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
派斯晚年致力於科學史的創作，其寫作也秉承了物理學的風格，以精準的理性分析代替似是而非的感性猜測，文風簡潔優雅流暢，令其他寫同類題材的人望塵莫及。他為愛因斯坦寫的傳記（Subtle is the Lord）曾獲國家圖書獎，已成為研究愛因斯坦的必修書。派斯也曾為奧本海默立傳，可惜書未完稿便與世長辭，後由他人補白付梓印刷。
戴森耄耋之年依然關心社會事務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依然關心社會事務，筆耕不輟，無論為文或是作訪談，不管是論及氣候變暖還是科學與宗教之衝突，其特有的犀利深刻與言簡意賅，令人耳目一新。他於2020年去世，享年96歲。
正是這樣一批既在學術上卓有建樹，又兼具人文情懷的學者，奠定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學術界令人矚目的地位。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
奧本海默（右）與愛因斯坦在 IAS
在IAS的意氣風發的四小金剛。左起：派斯、李政道、楊振寧、戴森
在研究院眾多的重量級學者中，論學問和成就，許多人遠在奧本海默之上，要「管理」好這些人並非易事。加上奧本海默本人挾領導「曼哈頓工程」之威，難免盛氣凌人，因此遠非一個沒有爭議的院長。然而這些無非是學者之間在一些具體事務上的分歧，而他和史特勞斯的衝突，則為日後的政治迫害埋下了禍根。奧本海默雖然是由史特勞斯親自出面招為院長的，但兩人在理念上相去甚遠，所以奧本海默甫一任院長，便明示董事會史特勞斯不宜出任董事會會長一職。對於史特勞斯意欲購買離任教授的房產以便近距離控制研究院的意圖，奧本海默也迅速作出回應：以研究院的名義購下房產，出租給後來的學者。以此傳達給史特勞斯一個清晰的信號。
奧本海默和史特勞斯更大的矛盾，則來自於在AEC的共事中。對於原子能技術和其在戰後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時期，奧本海默便和玻爾在午夜的雪野中有過長談。對於玻爾提出的通過公開與透明來抑制核競賽的主張，奧本海默不僅深表認同而且身體力行。但這樣的立場不過是科學家們單純的一廂情願，和總統要做核大國的主張格格不入。而時任AEC主席的史特勞斯，正是這樣的核政策的制定者與推行者。
奧本海默和史特勞斯最初的聯手，或許有很強的互惠互利的成分。奧本海默希望以研究院為據點，建築學術上的精神王國，並通過涉足政壇來實現兼濟天下的抱負；史特勞斯則想利用奧本海默的聲望，來牢牢控制住AEC，進一步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然而理念上的差異使二人漸行漸遠，直至最後分道揚鑣。
1948年，由包括尼克森在內的國會議員組成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開始舉行一系列公聽會，調查大學校園裡的共產主義運動。「原子彈之父」的光環未能使奧本海默免於被傳訊的命運，更糟糕的是：面對議員們緊鑼密鼓的盤問，奧本海默完全亂了陣腳，居然指名道姓地把僅有親共思想的學生定性為「紅色」，令不少同行感到不解和憤怒，也為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處敗筆。
與HUAC公聽會幾乎同時，國會也在討論是否允許出口放射性同位素。雖然AEC以4：1的多數批准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出口，然而反對的一票來自主席史特勞斯，於是奧本海默被再一次招到國會。這一次奧本海默立場異常堅定，明確表示出口同位素不會危及國家安全，當有人以放射性同位素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為由提出異議時，奧本海默反唇相譏道：一瓶啤酒，一把鐵鍬，都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引來議員們的一陣鬨笑，也讓他和史特勞斯的關係雪上加霜。
1949年8月，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令杜魯門幻想的核壟斷僅維持了不到五年，美蘇間的核競賽就正式拉開帷幕。泰勒隨即提出研製氫彈，遭到奧本海默的反對，成為其以後被問罪的主要原因。
自1950年始，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史特勞斯不失時機地和FBI聯手，向白宮遞交了幾英寸厚的對奧本海默的指控。1954年4月，AEC進行了長達四周的公聽會，對奧本海默進行安全審查。公聽會是在極度不公平的情況下進行的，奧本海默的律師無權接觸有關文件，他們的談話也被監聽。最後的裁決雖然肯定了奧本海默是個忠誠的美國公民，但不再被允許接觸任何機密了。
公聽會結束後,奧本海默院長的地位也變得岌岌可危，愛因斯坦迅速在研究院的教授中徵集簽名，向董事會表明了學者們對這場政治迫害的態度，奧本海默才得以繼續擔任院長。與此同時，來自美國各大院校的上萬名學者聯合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表達科學家們對此事的憤怒和譴責。
而此時的奧本海默已然蒼老了許多，英氣不再。
1967年2月28日，奧本海默因喉癌去世，骨灰遵其遺囑被拋撒在維京群島的大海里。
結語
從大蕭條到二戰，及戰後不斷升級的冷戰，奧本海默所處的時代風雲激盪，值得一代又一代治史的人們窮經皓首、大書特書。建築於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之上，物理學家們也寫下了物理學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如果說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影響尚屬於思想和認知範疇的話，原子彈的爆炸則讓公眾和政客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科學、重新認識科學家這個群體。對於這段物理學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代，奧本海默曾有過這樣的論述：
「那是一個在實驗室里耐心工作的時代，有許多關鍵性的實驗和大膽的決策，有許多錯誤的嘗試和不成熟的假設。那是一個真摯通訊與匆忙會議的時代，有許多激烈的辯論和無情的批評，裡面充滿了巧妙的數學擋架。……對於那些參與者，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自宇宙結構的新認識中他們得到了激奮，也嘗到了恐懼。這段歷史恐怕永遠不會被完全記錄下來。要寫這段歷史須要有像寫奧迪帕斯或寫克倫威爾那樣的筆力，可是由於涉及的知識距離日常生活是如此遙遠，實在很難想像有任何詩人或史家能勝任。」
以奧本海默對物理學的洞見，以及他的才情和經歷，這段歷史若是由他本人來寫，該會是精彩無比。如今，我們只能從這段簡短的文字，想像一下那個年代在奧本海默心中，是怎樣一個激情與理性交相輝映的年代。
隨著冷戰的終結和新千年的到來，奧本海默的時代離我們已漸漸遠去。然而，從俄烏戰爭的核威脅到對人工智慧的恐懼與探討，歷史似乎又在以驚人的相似重演著。也正因為此，重溫這段歷史，能給人帶來新的思考和啟迪，這也許便是諾蘭導演拍「奧本海默」電影的初衷吧。
余昕初稿於8/5/2009，修改於8/13/2023
作者余昕近照
作者余昕與室友吳雪筠攝於2019年科大校園
作者余昕1981年進入中國科技大學就讀，1986年獲自動控制學士學位。1996年獲麻省理工學院放射科學博士學位。現任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生物醫學工程系F Alex Nason講席教授。為美國生物醫學工程學院（AIMBE）和國際醫學磁共振學會（ISMRM）會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