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門，1953年拆除城樓，1957年又拆除箭樓。
北京的城牆，一開始是並沒打算拆的。當初，解放軍與傅作義談判，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證這座歷史文化古城免遭炮火破壞。作為古城的防禦屏障，北京城牆自然也在保護之列。
北京大學土木系的孔慶普，1950年分配在北京市建設局道路科任技術員。他的任務，就是負責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門樓等古建築的管理和維護修繕。51年4月，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還給北京下撥了維修款，用於修繕城樓。這一年修繕完了七項工程；隨即又上報了第二批的修繕計劃，但讓人意外的是，卻一直沒有得到批覆。
到了1952年5月，風向就突然轉變了，主持修復工作的孔慶普接到指示，凡是影響首都交通改善工程的城牆、城門、牌樓，都要逐一拆除。
最初，但凡要開城牆豁口，都需要經過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討論通過，再報市政府批准。梁思成是「都委會」副主任，每次開會，梁思成就講，「中央機關就不應該設在老城裡」。這話很容易產生誤會，讓人覺得好像剛住進中南海，屁股還沒坐熱，就要被請出去似的。
後來，彭真市長生氣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個首都規劃小組，由北京市委直接領導。小組設在動物園西邊的暢觀樓，因此這個小組也叫「暢觀樓小組」。此後，建設局開闢城牆豁口的報告就不再報都委會了，而是直接報暢觀樓小組審議，再上報市政府。這樣一來，「都委會」就被邊緣化了，等於繞開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氣，找到副市長吳晗訴說委屈。吳晗不但沒支持他，還積極參與拆除工作。從此，梁思成就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後來的情況證明，專家生氣作用很小，領導生氣就厲害了，而且層級越高就越是厲害。50年代初，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
上面發了話，下面當然要抓緊實施，將領導設想的藍圖變為現實。所以才會有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的動議，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倍感興奮，積極推進，導致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在整個城市蔓延。
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的問題。
文物局局長鄭振鐸說：「如有要拆除牌樓，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中央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但吳晗綿里藏針地回覆說：「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
但林徽因的態度很鮮明，堅決反對拆除文物，她說：「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
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獨特景觀，這類似於西方都市街道中的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對此建議，吳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觀點：「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據理力辯，吳晗便說：「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
這帽子就大了。
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在會上，梁思成被數次氣哭。最後，毛澤東的一句話給爭論定了性：「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拆與不拆，已不是單純的建築問題。在這場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註定只能是失敗者。
後來，在文化部舉辦的歐美同學會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吳晗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林徽因大聲譴責，說吳晗「必將身敗名裂」。當時她肺病已重，聲音沙啞低沉，但神情與膽魄都讓吳晗無以應對。在權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婦不能力挽狂瀾，但在精神道德層面，卻使吳晗的猥瑣齷齪彰顯無遺。
從1954年1月起，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牌樓。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只剩餘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無一遺存。1969年，內城城牆也被盡數拆除。
戰亂沒有毀滅的京城古建築，在吳晗等人的運作下灰飛煙滅。
病重中的林徽因絕望地追問：「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窗里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梁、林是中國最具專業眼光，也具備傳統良知的建築學家，終身從事古建築的考察和保看護作。他們保護北京古城牆的呼籲，出於至情至性。二戰時，盟軍對日本實行無差別轟炸，梁、林拋開家仇國恨，建議保護日本京都、奈良，使其免於毀於戰火。而對自己國家的古城牆，他們卻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拆再拆，一毀再毀。
與梁、林等人的痛心疾首不同，一些專家學者卻顯得歡欣鼓舞。
他們認為，北京古城牆的建築是為了抵禦外敵，這個目的面對飛機大炮，已經沒有什麼實用性了；作為一國之都的北京，眾多古建築在將來一定會影響城市交通的發展，限制城市的進一步擴張。郭沫若還有一個非常高大上的理由：城牆是封建餘孽的象徵，必須拆除。
處在當年的政治環境，郭的看法自然是極其革命的。但在文物觀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所謂「封建餘孽」之說，就顯得十分荒謬而愚蠢了。
北京古城牆創始於元代，建成於明代，沿用於清代、民國。古城牆周長24公里，牆基寬24米，牆通高12-14米。四角建角樓四座。城牆內為夯土，外包磚石。外層包磚1米左右，多為明代大城磚，內層包磚0.7米左右，多為清代小城磚。
北京的城門有「內九外七，皇七禁城四」的說法，這種說法表明北京城共有二十七座城門。其中「內九」指的是：正陽門（前門）、宣武門、崇文門、阜成門、朝陽門、西直門、東直門、德勝門和安定門。「外七」指的是：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廣渠門、廣安門、東便門和西便門。
「皇七」指的是：天安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大明門（大清門）、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而「禁城四」指的是紫禁城的四個門：午門、神武門、東華門和西華門。
目前保存下來的只有天安門城樓，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箭樓和一段城牆，加上後建的假古董永定門城樓共6座，其餘30座500多年歷史的城樓、箭樓也已蕩然無存，全被拆毀。
有人記下了許多城門拆除的時間。
崇文門：1950年拆掉瓮城，1968年全部拆光。
永定門：外城最大、最重要的城門，1950年拆除瓮城，1957年將城樓、箭城一併拆除。
西便門：1952年將城樓、箭樓、瓮城一併拆除。
阜成門：1953年拆除瓮城、箭樓台基，1965年拆除城樓。
左安門：1953年將城樓、城台、箭樓、瓮城全部拆除。
朝陽門：1953年拆除城樓，1957年又拆除箭樓。
右安門：1956年拆除箭樓、城台及瓮城，1958年又將城樓拆除。
廣安門：1957年拆除城樓。
東便門：1958年修北京火車站拆除城樓。
宣武門：1965年拆除。
東直門：1965年拆除。
西直門：1969年因修地鐵將城樓、箭樓、閘樓、瓮城一併拆除。
安定門：1969年因修地鐵拆除。
這樣大規模的拆除，北京市是做不了主的，也沒有這樣大的膽量。彭真為此事找過毛澤東，毛的答覆是，黨內的事兒我負責，那些事兒歸少奇同志管。
孔慶普據此說，下令拆城牆的是劉少奇。具體負責拆除的，是他孔慶普。劉少奇已經看不見孔慶普的答記者問了，如果他能看到，不知道他是否同意孔慶普的說法。
目前，北京明城牆遺蹟還剩兩處，崇文門至東南角樓一段，是現存最長的明清北京城牆，全長1540米，占地15.4萬多平方米，連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代北京城東南城角樓，是相對保護完好的明清城牆遺址，也是明城牆遺址公園的核心保護內容。
現在回頭再看1950年代初期，圍繞古城牆是保留還是拆除展開的那場爭論，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和留英建築專家陳占祥提出的「梁陳方案」，應該是很有遠見的。梁陳方案建議，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確保不在舊城建高層建築。這樣，長安街就如同一根扁擔，挑起北京新舊二城，新城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舊城則是古代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遺憾的是，梁陳方案未能獲得官方支持，北京城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拆牆行動。從1952年開始，政府組織市民義務勞動，動員各單位拆牆取磚，將北京外城牆全部拆除，內城牆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在北京古城牆如火如荼地拆除時，梁思成不止一次地表示：「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於文物建築的那種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
哲人已矣。1972年，梁思成病逝，拆除仍在繼續。幾十年後，就連位於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遭遇了「維修性拆除」，現場一片瓦礫。
而就在這次拆除事件發生之前，梁林故居已經納入北京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登錄項目，故居屬於不可移動文物的認定也正在進行中。然而，即使有了「免拆護身符」，梁林故居仍然難逃拆除命運。
想想也是，北京城牆都被毫不可惜地拆了，梁林故居又算得了什麼？
2020-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