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鐵軍，澳門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美國加州自由撰稿。
我高中檔案的事情，非常嚴重，其內幕細節，別說我自己不知道，班團幹部不知道，就連班主任呂愛民老師也不知道。
故事開始之前，先得普及一點毛時代的檔案知識。不了解的人會說：「檔案？不就是保存文件資料的牛皮紙袋子嗎？沒電腦的年代，醫生保存病例，秘書整理公文，個人保存信函記錄，不都需要紙袋裝好，編號、歸檔、備查嗎？」嘿嘿，字面上當然不差，但毛時代的中國，大家都給政府打工，人人有個編號的「人事檔案」，封面印著兩個紅色大字：「機密」。工人檔案歸勞動人事部門管理，幹部檔案歸組織部管理，裡面裝著黨團領導，政工部門，給該人做的書面鑑定，包括歷次政治運動的思想認識跟工作表現。形式上看，的確類似於醫生給病人寫的病歷。
但重要區別是，病歷對病人公開，而人事檔案，則常對本人保密。由於缺乏統一標準（更沒有「檔案法」的嚴格界定），有些材料給本人看過，有些不給看，甚至本人毫不知情，也許只是個別領導人隨意好惡的結果。但是，一旦蓋上公章，成為文字鑑定，就會跟隨該人一輩子。人調往新單位，它就會郵寄到新單位的人事部門，成為該人的永久性「標籤」，對個人命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然，隨著時間推移，經歷改開歲月之後，檔案袋子，也許已經變成網絡檔案。對於平頭百姓來說，人事檔案的重要程度，或許已經降低，但對重要崗位，特別是黨政軍機要情報等關鍵職務，重要性依然如故。
回到我的檔案故事。我感覺，呼和浩特二中領導幹部中，起碼有三位，肯定知道其中奧妙：黨總支書記楊忠信（女），團總支書記張美榮（女）,教導主任魏仕余。因為他們三人，分別找我談過話，都提到我跟蘭州空軍地勤戰士劉望（河北饒陽母校的同學）通信討論大饑荒的事情，警告我「事態嚴重」，讓我深刻檢討「錯誤思想」（苗頭？），為此，我口頭「交待」過好幾次，還寫了幾十頁厚的「程鐵軍自傳」。當時多數高中畢業生的自傳，也就兩三頁，無非羅列一下家庭成分，父母出身，個人簡歷，自我評估優缺點，在學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等等，人云亦云，千篇一律。
而我則不同，由於涉及跟部隊戰士之間的書信往來和思想交流，被認為有嚴重的政治思想問題，所以，必須「深挖」根源：為什麼會產生「複雜的危險思想」？其實，我們並沒有批評或怨恨大饑荒的過激言論，只不過回憶家鄉吃不飽飯的實際情況，聯繫了大躍進（特別大煉鋼鐵）運動中，農村幹部的種種胡鬧，導致豐收的糧食爛在地里。討論過「是否應該吸取教訓，改進管理方法，避免國家損失，百姓少受痛苦」，如此而已。兩個初二的農村娃娃，哪有能力分析到更高水平？遑論批判！可是，就這些所謂「污點」，幾乎毀了我們兩人的一生。
這也是為什麼，從五中到二中，我雖然都是好學生，入團申請書寫了十幾次，但永遠不能入團的神秘原因。不幸中的萬幸，那事發生在1963年，高考政策相對寬鬆，我的政審結論屬於可錄取「一般專業」，高考成績相對重要，政審結論位居第二，才勉強進了內蒙師院英語專業。
高考分班有三類：理工、農醫和文史，我是文史班。潘西敏老師輔導言文，魏仕余老師輔導政史，作為教導主任，他也負責高考政審。那時的考生，都要書面表態，寫「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時刻聽從黨召喚」等等。我的表態文字，受到魏老師好評，推薦我去參加工人文化宮召開的應屆畢業生代表大會，而且讓我代表全市畢業生講話。
大會開了兩天，第一天聽中央領導人講話錄音，重點是周恩來總理的長篇發言（在北京」應屆畢業生代表大會」的講話），其中講到當年鬧革命，他跟鄧穎超躲避追捕，到親友家借宿，被推出門外。後來，到北京當了總理，每年有成千上萬親友，到北京拜訪。他接待不過來，都由夫人鄧穎超代勞。最後，周總理感慨地說「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啊」，我對這話印象很深。後來才知道，此語出自清人周希陶編寫的《增廣賢文》一書。
第二天上午，聽取內蒙跟呼市領導人講話，其中最活躍的發言人，當屬內蒙黨委宣傳部長，兼內蒙古大學校長郭以青（烏蘭夫本人，只兼任內大名譽校長）。老郭中等身材，紅光滿面，筆挺的毛料中山裝，濃重的河南口音，手舞足蹈，滔滔不絕，先講他們革命如何不易，再鼓勵畢業生迎戰艱難困苦，為國爭光云云。這位郭校長，將是我英文著作《內蒙13年》一位重要角色。因為文革爆發，我成了造反派，被派去《內蒙日報》工作，跟他多次接觸。未曾想到，此君一度紅得發紫，成為軍頭滕海清極端倚重的左膀右臂。當然，他也成了內蒙文革災難的製造者之一。儘管他不負主要責任，但卻成了滕的替罪羊，變成最著名也最悲慘的犧牲品之一，此是後話。
領導人講話之後，下午是各界代表發言，有教師代表，工農兵代表，家長代表，最後是畢業生代表。我第一次在那麼多人的大會上發言，還贏得熱烈掌聲。當然，那掌聲，未必因為我的發言有多精彩，而是因為狐假虎威，被領導安排上台而已。為準備發言稿，魏主任於前一天晚上，領我去市委書記陳炳宇家，請書記過目把關。記得在在書記客廳等候的時候，有人送上奶茶月餅招待，讓我對身材高大、滿臉堆笑的陳書記，頗有好感。
三年後文革爆發，陳炳宇倒台，經常被推到批斗大會的台上，頭戴高帽，胸掛紙牌，姓名打上紅叉。魏老師在二中也受盡皮肉之苦。1966年夏天，我跟漢四的李福生，應約去二中，介紹師院東縱的「造反經驗」：如何把矛頭對準當權派，而不是批鬥普通師生。那天見到魏老師，他剛從牛棚恢復自由，很感慨地對我說「鐵軍呀，幸虧你63年畢業，能念個普通專業。要是64，65兩年，政審就嚴了，你肯定是『不宜錄取』。而廳局長以上革乾子女（比方黃桂英，於鐵成，王列，任樹賢等），則屬於「機密專業」或「絕密專業」，不但肯定錄取，還會保送出區，進國家重點院校。
到1968年，師院畢業分配的時候，我班分配小組的組長是畢武卿，他負責看學生檔案。有天，他專門去報社，悄悄告訴我，我的檔案袋，就壓在他鋪蓋下面，讓我偷著去看看。
1965年的高校社教（應該屬於文革預備期），每班都挑幾個「落後」同學，被重點「幫助」，每天一兩個，批評自我批評。只有我特殊，成為全班批鬥重點，搞了一周。還是挖我高中的「反動」思想。但都不知道為啥？問題根源究竟出自何處？老畢同情我的遭遇，為我抱不平，所以才冒著風險，讓我去偷看個人的檔案（嚴格說，這事黨紀國法不容）。
當我打開那個神秘的牛皮紙袋，才終於發現，原來裡面有蘭州空軍政治部，發給呼和浩特二中的一封簡短公函，只有一頁格紙，說」你校學生程鐵軍，長期跟我部戰士劉望，在私人通信中議論和懷疑三面紅旗，有不良思想苗頭」，希望「加強教育，避免走上錯誤道路」，云云。
啊，原來如此！這封部隊公函，就是我一系列麻煩的總根源。它非但害得我不能入團，還在師院遭受過批鬥。由團支書王玉敏（全班唯一黨員）掛帥，系黨團領導劉朴跟高樹華兩位老師，親臨坐鎮。差點把我打成俄四的李貴先。此人外號大貴，內蒙東部區人，性格爽朗，直言快語，不善巴結奉迎。被批鬥之後，開除學籍，遣送原籍，監督勞動。後來造反派掌權，大樹【高樹華外號】等人良心發現，才重新給大貴恢復學籍，好歹讓他有個飯碗。
大貴回校之後，住進我們宿舍，事情才真相大白。原來某天早晨，俄四積極分子趙德成，在宿舍對著鏡子刮臉，對李貴先說，「嘿大貴，你看我這絡腮鬍子怎麼樣，像不像馬克思？」大貴隨口諷刺，「你的鬍子，像他爺（內蒙口語，相當於「我」）的逑毛！」原本同學之間的戲言，由趙的口中傳到黨支部耳朵，就變成了「馬克思的鬍子，像我的逑毛」，上綱成為極端惡毒攻擊革命導師的「反動言論」。於是，在譚陪禎、王履安等人決策之下，輪番批鬥一通，然後開除學籍。趙德成畢業之後，分配在涼城中學，文革中打「內人黨」（我的英文書有詳述）過份積極，後在平反過程中，被受害人子女打斷雙腿，托後門關係，調入內蒙黨校。不久，又在「清理三種人」運動中，被黨校開除。唉，看來蒼天有眼，善惡有報，這又是後話。
回到1965年的批鬥，有大貴的前車之鑑，我被批鬥之後也惴惴不安，擔心會遭到開除命運。還好，幾個月之後，還沒輪到領導層決定我們這些反動學生的命運，毛領袖先發致人，發動文革，動員包括我在內的「資反路線受害者」，起來造反，把他親手營造的黨政體系打了個稀巴爛。我陰差陽錯成了「造反派」，又稀里糊塗被派去報社當記者，得以親身見證更多瘋狂：內蒙文革從上到下，折騰得不亦樂乎，整死數萬無辜好人，對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民族關係，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我的英文口述史《塞外的漢族造反派：內蒙13年》，得以在芝加哥大學出版，搶救了這段歷史，這得歸功於我在報社當記者的親身經歷。
更沒料到的是，同一封部隊公函，到我1978年考研的時候，反倒成了我的幫手，證明我的獨立思考能力，不但幫我順利錄取，還讓院長周揚，把我拉入黨內，成了河北經貿大學的第三梯隊，若非出國讀博，或許能混個一官半職，也說不定。
後來從社科院獲悉，就在我去北京參加複試的同時，世經所派兩人到河北饒陽縣外調，看了我的「神秘」檔案，回京匯報給所長錢俊瑞。錢老立刻打電話給研究生院院長周揚，說這個考生，早在1959年念初中，就能獨立思考，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我們肯定錄取他。幾周之後，我便接到錄取通知。在離開饒陽縣文化館之前，文教局張胡叢生好意告訴我，經請示縣委組織部，他已經把我檔案袋裡的「不利材料」，拿出來燒了。我反正要走了，對這事已不在乎，只是感謝他的好意。也沒問他，究竟燒了什麼材料？估計就是那封可怕的公函，也許還有我厚厚的「自傳」吧。
至於社科院畢業以後，我愛鑽牛角尖的個性，會不會把我送進監獄？也難說。社科院好友李達昌，我的入黨介紹人，跟我類似，不善察言觀色，雖然官至四川副省長，但退居二線以後，仍被人誣告，以「瀆職」罪名，判刑七年。儘管專案組發現，查來查去，原來他是四川「第一清官」。為何清官還要判刑？內部人的說法是，「凡中紀委立的案子，錯了也得判」，不能「壞了自己的名聲」。
再說好友劉望的結局。我多次追問他，咱們倆人的私信往來，怎麼就讓部隊首長得知了？「是你主動揭發的？」他說，因為通信越來越厚（那時的信紙，粗糙得跟草紙類似），引起領導懷疑。當他發現有拆封痕跡，趕快主動交代，迫不得已，只能把我給「賣」了。本來部隊要給他處分，念及他父母跟老領導張曙光（先後在團中央跟雲南等地任職，後當過河北省長跟內蒙書記）是同鄉戰友，均為冀中抗日老革命，才免於處分，轉業到本縣印刷廠當了工人，直到退休。一度還搬回本村，賣過燒雞。這樁公案，毀了我前半生，毀了他一輩子。
唉，狗日的檔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命運這東西，誰也捉摸不透。
2023年4月13日於舊金山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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