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有一篇記述「表叔」的文字《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寫於1979年，文章中提到這樣一個細節：「一位我們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寫了一封信給他，願意為他的工作順利出一點力氣。」
黃永玉沒有說明此人是誰。但據沈從文次子沈虎雛編寫的《沈從文年表簡編》，這位寫信的作者應該是胡喬木。胡喬木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他在1953年9月間，寫信給沈從文，表示願意為他重返文學創作崗位做出安排。「沈從文感到躊躇，遲遲沒有回信。」
在沈虎雛《沈從文年表簡編》1953年段中，有這樣的記敘：「秋冬之際，由嚴文井出面約他（沈從文）寫30種歷史人物小說，並安排他歸隊當專業作家。」嚴文井當時在中宣部及中國作家協會任職，這個部門在胡喬木的領導之下。嚴文井的出面約請，應該是胡喬木的指示。但沈從文經歷了1949後的打擊，「寫作信心已喪失無餘。」所以最終的考慮結果，仍然是繼續封筆。
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大致是1953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在午門樓上，舉行了全國文物展，沈從文在其中擔任講解員。後來聽人說毛澤東在閉館時曾親自來看過兩次。看過後很滿意，問陪同他的人：「有些什麼人在這裡搞研究？」回答是：「有沈從文。」毛澤東說：「這也很好嘛。」這讓沈從文深受鼓舞。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懷仁堂舉行，沈從文被提名為出席會議的代表，參加了大會。在懷仁堂左側的房子裡，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部分代表，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逐一介紹。介紹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從文當時已經離開文藝隊伍，轉行文物研究領域。聞聽此話，百感交集，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話也沒說。
接下來的日子，便發生了胡喬木寫信的事情。這情景不由得使人揣想，如果沒有高層發話，作為主管文化宣傳的官員，胡喬木還能安排沈從文寫稿嗎？
據長期參與《人民日報》文藝副刊編輯工作的袁鷹回憶：還在副刊籌備初期，胡喬木就幫助他們細心物色作者名單，包括一些當時由於種種緣由被冷落、忽視甚至已經鮮為人知的作家，如沈從文，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已經從文壇退隱，但喬木說一定要請他為副刊寫一篇散文。沈從文因此應邀寫了一篇《天安門前》。在此之後，《旅行家》、《人民文學》雜誌、《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常有沈從文的文章或詩歌刊出。
然而，這樣的寫作光陰，隨著後來不斷的運動衝擊，人就變得如同驚弓之鳥，很快又銷聲匿跡了。
時間到了1978年，胡喬木出任社會科學院院長。這一年，知識分子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重新獲得重用。上任之初，胡喬木便將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調到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便於他能順利完成中國服裝史的寫作，並將沈從文調入時的副研究員的職稱晉升為研究員。這年5月，沈從文致函胡喬木，對胡喬木表示感謝：「喬木先生：社會科學院將我工作關係，正式調過歷史所，讓我便於爭取點時間，把在四人幫陰謀活動下受阻礙停頓了十多年的一些工作，早日完成，厚意深可感謝。」
因為胡喬木的幫助，沈從文又能開始他的服裝史寫作，但他的住房，卻因幾番折騰，越住越小。一家人分居在兩處有相當距離的小房子裡，吃飯住宿都很困難，更不要說鋪開資料進行寫作。這讓沈從文痛苦不已。為此，他曾經給鄧穎超、烏蘭夫等官員寫信反映情況，希望解決，但無下文。1978年9月，已經是社科院研究員的沈從文，給院長胡喬木寫信，反映自己因住房狹窄無法開展工作的困難：「目下因住處過窄，材料分存數處，無從集中，即能集中一部分，也攤不開，工作難於取得應有進展，深盼得您幫助解決一下。不然，難免坐耗有限生命，無可奈何。」
很快，胡喬木便做出決定，為保證《中國古代服飾》寫作的順利進行，從10月6日起，由社科院在北京友誼賓館包房作為臨時工作室。在這裡，沈從文和他的助手們，僅用了幾個月時間，便對該書圖稿進行了較大的修改補充，運用和增加了許多新發現的文物資料，文字方面除對原有內容進行了修訂外，也增添了不少新的章節。全書完成後，約25萬字，新繪插圖150餘幅，翌年1月，書稿交付輕工業出版社付印發行。
但沈從文的居住條件，依然如故，沒有改善。直到1979年12月，社會科學院才優先分配給沈從文一套36平方米的新宿舍。但這個面積，仍不能寬展到在家中把文稿圖片攤開來進行寫作。而且這個新宿舍，在1980年5月遷入居住後，「因面對主要大街，日夜上萬輛汽車經過」，沈從文這才發現身處強噪音環境，「常感精神疲憊，難以正常工作。在此後三年間，曾有多篇文稿在這裡動筆，大部分沒有完成。」
據胡喬木家人回憶，在分配新房之前，胡喬木曾經讓秘書去沈從文家了解情況。秘書回來反映說，沈從文夫婦住房的確很差。他聽後再也坐不住了，親自前往沈家，還讓當記者的兒子一同前往。父子倆看到的情景是：兩間又矮又小的平房，屋裡縱橫交錯拉著繩子，上面掛著各個時代的服飾圖片，走動都很困難，光線也很暗，冬天再安一個取暖的爐子，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這樣的環境中怎麼搞研究呢？但當時社科院住房很緊張，怎麼辦呢？胡喬木和兒子商量，準備把家裡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騰出來讓給沈從文夫婦住，兒子搬去住他們的兩間平房。家裡人也都支持這個決定，只是後來被主管部門否決了。
但困難又必須解決，這才「優先」分配給沈從文一套36平方米的新房子。
在沈虎雛編寫的《沈從文年表簡編》中，1982年春節期間：「胡喬木獨自來寓所訪問。因新宿舍偏窄，多數資料文稿存放在若干紙箱中一直未能打開，來訪時正值家人為清理圖書稿件，房中大亂，只能和客人擠坐一角落，談論研究室發展和新舊文學。」
此情此景，作為領導的胡喬木會如何感想？即便是在他關照下優先解決的新宿舍，其窘態依然如此，情何以堪？距此不久，英國《龍之心》攝製組到沈從文處採訪，當一行七八人和設備進入臥室兼書房時，全部只能站著工作。
住房窄小也就罷了，只要心情寬鬆就好。
然而到了1983年，文藝界開展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動，其中也間接牽涉到沈從文。這年1月，老友朱光潛為沈從文文集《鳳凰》寫了篇序言——《關於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歷史將會重新評價》。文中引用了沈從文的一句話：「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種廟供奉的是人性。」
朱光潛對沈從文有勇氣提出「人性這個蹩腳倒霉的字眼」，給予高度讚賞，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這原本是非常平常的文學評價，但在「清除精神污染」活動中卻被提到了可怕的高度。有關部門特地派工作組進駐朱光潛工作的北京大學，強行將文章中有關「人性」的字眼刪除。這件事讓沈從文極為不安，覺得對不住老友，常常整天一言不發，表情凝重。
此時的胡喬木已經不再擔任中科院院長，而進入了更高的層次。他對沈從文的評價，又轉而和清除污染結合起來。
談到沈從文在二三十年代的表現，胡喬木認為，沈從文「和第三種人差不多。也寫過一些政論文章，無非是說對左翼文藝只能疏導，不能堵塞，用的是向國民黨獻策的口吻」。談到49年新政權建立後的情況，胡喬木用的是這樣的口吻：「據我了解，他在解放後的態度是比較好的，也曾想寫小說，後來安排到故宮博物院，離生活越來越遠了，寫了一些關於文物方面的文章和書。《中國服裝史》是周總理要他寫的，前後花了十幾年的功夫。文革中的表現，是不錯的。」用這樣的口氣說話，完全是官員對下屬的看法，如同政審鑑定；而對其在文學和學術上的傑出貢獻，要麼輕描淡寫，要麼視而不見，表現出一種毫不在意的冷漠。
沈從文是個很敏感的人，經歷過多次運動，能分清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從這以後，他與胡喬木之間，就幾乎沒有了文字聯繫。此前的分房，看望沈從文，都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當「清污」的幕布拉開，沈從文就明白彼此的關係，其實就是一個政府官員與一個作家的關係。官員是按指定目標行事的，和感情沒有關係。
沈從文住房和待遇問題的最終解決，是在1985年。這一年的3月18日，作家蕭乾致信胡耀邦，反映沈從文在生活及工作條件等方面存在的困難。隨後，按中央有關部門要求，社科院黨組向中央報告了沈從文的情況。當年6月29日，「中央組織部行文，決定沈從文按部長級待遇解決工資、住房和其他方面的問題。」1986年春，沈從文終於分到了一套面積較大的新宿舍。換句話說，他也像錢鍾書一樣，住進了「部長樓」。在寬大安靜的房間裡，他終於可以舒適地從事閱讀，卻唯獨再也沒有精力，像過去一樣，把資料攤開來進行研究和寫作了。
畢竟，廉頗老矣。
兩年後，沈從文病逝。彌留之際，家人問他可有什麼需要交待的？他回答說：「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2023-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