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香港，當局傾注全力搞活夜市來振興經濟，表面上十分可笑，其實笑中有淚，因為正當香港身不由己，經濟格局跌入下滑及降級的軌道，以國家安全為本的特區班子，唯一可為的應對之策，可能就剩下這一招了。
從一開始，特區當局放棄同新加坡較量，有其自知之明，反正過去一年，新加坡遙遙領先，人家邀得英超勁旅到來比賽，我們只有曼聯U16（十六歲以下青年軍），他們舉辦一級方程式賽車，香港有的是「夜繽紛」啟動禮，迴避競爭非常合理，沒比較也就沒有傷害。
顯然，當局取易不取難，反正大陸旅客占比大幅上升，由今年初不到六成，七月已接近八成半，因此市場目標對準大陸客，而大搞地攤市集、放煙花、花車遊行、美食節之類，無疑更符合大陸跨省游旅客的期望。不過，如是者，香港不僅品牌地位下降，淪為低一檔的城市，其商業及經濟價值以至服務收費和人工報酬，看來也難免同步向下調整。
除了吸引大陸旅客，搞活夜市的目的也在於刺激內部消費，並且粉飾太平，以示「由治入興」。暫且不談後者，單從經濟看，夜市淡靜，是供求及價格問題。供求上，香港晚市服務需求疲弱，市民周末又寧願到深圳消費，關乎本港的服務是否可滿足消費者需要，價格又是否符合期望。這些市場問題，經營者只能接受市場挑戰，靈活變通適者生存，政府若越俎代庖，介入無效則浪費公帑，即使有效，也阻延市場發揮競爭力，追上新形勢，滿足新需要。
其實疫情過後，私人消費顯著增加，由占國民生產總值（以開支計）65%左右，增至今年第二季的76%，只是食物及住宿開支占比，較疫前降低，不過即使回到十年八年前的高峰期，占比也只到3.5%左右，因此當局及商界催谷晚市，或可聊勝於無，增加1%到1.5%國民生產總值（約三四百億港元），但真要提振經濟，必須面對三類經濟活動的不濟表現。
一是占國民生產總值近兩成的貿易活動，正持續下降，今年第二季出口總值比上年下跌15.2%，其中又以中國大陸丶美國、歐盟等地跌幅最大；二是投資額在第二季微跌，其中涉及機器、設備和智慧財產權的投資，更下跌約百分之十，反映投資者欠缺信心，也令經濟發展失去動力；三是資產市場低迷，由金融到物業市場都反覆往下走，倘若無法扭轉劣勢，不僅超過三成生產總值受到衝擊，也會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述三大問題猶如三座大山，全面阻擋香港的經濟發展，但特區當局只選擇強力回應另一個問題—夜市消費衰頹，不外兩大考慮。一是無能為力，官方的說法，指香港的隱憂源於大陸經濟復甦動力不足、環球經濟欠佳、息口上升等等所致。其實更直截了當的說，就是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過度倚賴，一旦中國對內陷入難以自拔的經濟危機，對外與西方關係緊張，香港經濟亦難逃宿命，與中國同步下滑。
換言之，中國經濟危機首先解脫，香港才有轉機。簡單來講，眼前中國面對三項根本難題：一是生育率低，年青人比率下降，時間越向前推移，人口老化越加劇，勞動人口比例下降，中國必須持續但又更難持續高增長的發展；二是中美關係對立，地緣政治緊張，美國及其盟友一面禁止向中國輸入先進科技，阻礙中國的生產技術更新，一面改變對中國產品的倚賴，起碼將部分供應鏈轉至其他國家，也導致外國在華投資金額下降；三是政府債務嚴重，據《華爾街日報》估計，單是地方政府的欠債總數，高達國民生產總值（2022年）的95%（超過100萬億人民幣），大大約束了以財政措施刺激經濟的能力。
面對這三個巨大無比的難題，第二次回歸後的香港更顯得毫無作用，甚至成為北京的負累。例如《國安法》下，香港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定期成為美英歐盟等地政府組織的批評對象，令已經惡化的中外國際關係變本加厲，而香港早已成為美國高科技的禁運地帶，「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日後落成，也不能讓兩地共享美國最新穎的科技儀器。至於移居外地的二十萬香港人，北京可以輸出大量專才，但除非那批專才對經濟毫無貢獻，他們來港另謀出路又怎會不影響大陸的發展？
當大問題無處著手，特區當局沒有放棄，為只有幾個百分點生產總值的經濟活動而發奮，實在用心良苦，最後招來掌聲也好噓聲也好，也可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暫且忘卻不能克服只能承受的更大困局。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