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日本空調大廠大金、科技大廠索尼退出中國之後，日媒又傳出三菱汽車或在華停產的消息，近年，日企紛紛撤離，專家們認為，在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的情況下，日中兩國「政冷經熱」的局面將改變，日本的關鍵供應鏈將逐漸脫離中國，短期脫風險，長期脫鉤。
近日，日本三菱汽車（MITSUBISHI Motors）傳出可能結束在中國的汽車生產，並正在與當地合資夥伴廣汽集團（GAC）討論退出事宜，三菱汽車說該公司正在與合資公司的股東「商討未來的計劃，目前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
三菱汽車早在今年4月已經表示，銷售疲軟令三菱造成7800萬美元的虧損。2022年，廣汽三菱的銷量不到3.2萬輛，比2021年減少了約一半。今年7月，廣汽三菱為提振業務削減人力成本，其歐藍德SUV也因銷售不佳而被停產。
而廣汽在湖南長沙的新車製造工廠在3月就由於需求量下降，已停產。
研究公司MarkLines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乘用車銷量達兩千多萬輛，其中中國品牌銷量占50.7%，較前一年提升5.2個百分點。日本企業的市占率為18.3%，下滑了2.8個百分點。
三菱在華停產是繼索尼（Sony）、大金（Daikin）退出中國之後的又一日本大企撤離中國，此前，本田（Honda）也對外稱，考慮在中國以外地區建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共的依賴。馬自達（Mazda）也表示，考慮將產能遷出中國。
日本研調公司帝國徵信（Teikoku Databank）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到2022年間，進駐中國的日企數量從1萬3600家，減少至1萬2700家，總數創下10年新低，與疫情前相比下降約7%。相較於2020年2月進行的前1次調查，共有2176家企業離開中國或下落不明，116家公司破產和停業。
日企撤離三大原因
1.中共政策不透明不確定性
台灣日本研究院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暉認為日企撤離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中共內部政策跟制度的不透明。
李世暉說：「中共的勞動法規以及國內的政策或是制度有太多不透明的地方，讓日本的企業很容易受政治左右，產生經營上的困難。」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專家王繡雯說：「日本企業面對中共政府的政策不確定性，其實比其他外資企業更有感觸。」
她談到一個重要的歷史模式：「當日本政府的政策觸犯了中共的政治利益時，中共常常訴諸『抗日』民族主義，針對在華的日本企業或日本平民開刀。這在戰後已經有幾次歷史教訓。」
中共曾在2005年因靖國神社問題、2012年因釣魚島問題發起大規模的反日運動，上個月又因核處理水問題，中共全面禁止進口了日本產水產品。
王繡雯表示，這幾年除了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之外，中國的經營環境已大不如前。勞動工資提高、「五險一金」等政策增加外資生產成本、封城清零、突然斷電等情形，使外資深刻體會到中共政策的反覆無常。
「這對非常講求生產環境安定的日本企業而言，是很大的威脅和風險。」王繡雯說：「中共現在給外資溫和獎勵，不知何時又會突然翻臉、改變政策？」
「因此，較為妥當的對應是將出口歐美國家的生產線搬出中國，留下可滿足中國市場的一部分產線。」
2.日本大力推動「經濟安全保障」
近年台海局勢日益緊張，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政府在今年的《國防白皮書》，重申中國（共）對國際秩序構成最大挑戰。
李世暉表示，日本這兩年開始大力推動「經濟安全保障」是造成日企撤離的第二個原因。
「供應鏈掌握在中共手中，這對日本經濟甚至是國家安全相當不利。」他說。
一旦日本或是美國的關鍵零組件、供應鏈必須要通過中國的時候，中共很容易利用它的一些政治影響力，讓這些供應鏈變成它的外交的工具。影響其他國家。
2010年，因釣魚台主權議題爆發爭端後，中共限制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今年又因為日本加強對半導體設備的出口管制，而限制了半導體原料鎵和鍺的出口。
「日本最擔心中共卡住一些關鍵材料或關鍵零組件，要日本在兩岸問題，或日本在中亞問題上，跟中共採取相近立場，不要對抗中共。」李世暉說。
王繡雯表示：「為降低風險而開始尋求供應鏈多元化，這恰好也符合美中對抗格局下科技和經濟的『脫鉤』發展。這就是日本政府現在一直強調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不可讓中共扼住日本經濟的咽喉，必須另謀對應方策。」
3.日本國內成本競爭力增強
第三個原因是日圓這兩年大幅貶值，使得很多日本企業開始對比在中國生產成本與在日本生產的成本。
李世暉說：「中國內部工資的提升以及日圓的貶值，使他們在日本生產的成本不比在中國生產的成本高，加上日本政府有政策補助，所以會讓一些大企業選擇從中國撤離回到日本。」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2020年7月宣布，將為製造業提供700億日圓補貼，協助87家企業將產線遷出中國，轉移至東南亞國家或是回到日本國內，藉此減少日本對中共的依賴，建立有彈性的供應鏈。
李世暉還強調，日本人發現中共在很多規範上，特別是智慧財產權方面，並沒有遵守RCEP的規定。在國際貿易規範上，日本國內認為中共並不是一個遵守規範的國家。
2022年日本跟中共加入了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日企員工被中共以間諜罪拘留扣押
此外，今年以來，中共多次喊話，承諾提供優質經商環境，但是卻監管外企，抓捕外資人員，一些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員工，沒有特別明確的理由，就被間諜罪拘留扣押。
2023年3月份，中共公布拘留了日本製藥商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 Inc.）的一名雇員，指其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日本政府要求釋放這名藥企高管。自2015年以來，已有17名日本公民以類似指控被中共拘留。
近期，日本最大投資銀行野村證券資深銀行家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被中共當局「邊控」。英媒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王仲何遭禁止離開中國。
保障派駐中國的外國人安全，這對在外國經商是最重要的基本條件。
「中共用違反國家安全為理由或《反間諜法》等任意逮捕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會造成大多數的日本商社和廠商覺得沒有人身安全之保障，非得儘速將日本員工撤離中國才行。」王繡雯說。
「中共『說一套、做一套』是外資不相信中共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繡雯表示：「這使外國人見識到中共說封城就封城、說抓人就抓人的執行力，根本不把自由和法定程序看在眼裡，能跑的還是儘快離開中國。」
李世暉分析，中共隨意抓人在日本國內也形成了對中國經商環境的一種擔憂。這會讓很多企業覺得中國的經營環境開始惡化。
分析：日本或與中共短期脫風險長期脫鉤
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的大背景下，日本雖然站在美國這邊，但日本的經濟跟中國的經濟關係比美國要密切。李世暉認為，「目前日本跟歐洲走的方向大概是可能長期脫鉤，短期是脫風險。」
他分析，脫風險是把日本認為一些比較敏感的關鍵的供應鏈逐漸跟中共劃清界線。可是一些比較低階的生活供應鏈，目前日本沒有說要立刻從中國移出來。
李世暉解釋，畢竟現在日本在印度和越南的投資也大，日本雖然很早就布局，可是印度和越南目前的生產條件，特別是製造業跟中國相比，在中國生產產品然後賣給中國市場，這對日本企業來說還是有吸引力。畢竟中國整體市場的消費力遠遠大於印度跟越南。
王繡雯認為：「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加速日本廠商撤離中國。」
日本大企業在中國還是有很多投資，產業鏈遷移不是短時間搬家那麼簡單。「但是，對於號稱『經濟動物』的日本商人而言，預先察覺不安全之跡象，提早遷離危險地區，是日本商人能在世界到處經商的『本能』。」她說。
王繡雯表示：「將來，美中之間應不會完全脫鉤，而是『在中國生產的物品，就是以供應中國市場需求為目的』，而瞄準『中國以外的市場』之廠商，就是儘量遷移到其他國家。」
日本轉向 經濟與政治分不開
李世暉表示，過去三十年，中共跟日本在政治上的衝突比較多的，教科書，靖國神社，歷史問題等等，但中日之間的經濟發展相對熱絡。兩國關係經常被形容為「政冷經熱」。
他說：「過去大家認為中日之間通常是透過經濟互動來緩解政治衝突，但現在很難。」
「日本國內有不一樣的思維，在經濟安全保障的想法或架構下，政治跟經濟不能分離。」
以半導體為例，半導體原本是一個經濟的議題，可在過去兩年半導體變成一個政治議題，日本和美國保持步調一致，現在也限制了先進半導體設備輸往中國。
日企大撤離將如何影響日中關係走向？
王繡雯分析，「被中共捏在手上的日企『人質』減少，日本政府對中共可能就不會再處處忍讓了。表面上應該還會維持友好的外交關係，但是，日本協助美國成為東亞或印太地區地緣政治的二把手，應該是指日可待。」
另一方面，「日本非常擅長以不正面衝突的迂迴手法來解決問題，例如建立東亞或印太地區的區域規範等，這對理不直氣很壯的中共而言，可能是必須好好學習的外交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