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五一前夕，我為了再次參加高考，向生產隊長請假回家複習功課。那一年5月，社會的空氣越來越凝重，就好像每天都有爆炸的可能。其中與我有關的，是那個「五·七指示」。當時這指示的全文雖然還未披露，但是從報紙廣播的喧囂中，我隱約感到自己的選擇實在是有違聖意。
果不其然，就在高考即將來臨的6月18日，廣播裡傳來北京四中「全體革命師生」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學生給偉大領袖寫的信，這就徹底毀滅了我的大學夢。
現在我才知道，這舉動是兩所學校的紅二打探到聖上早有此意，為了搶得頭功聯手炮製的。文章指出：現行的升學制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制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制度。現行的升學制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
（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制度助長了這種思想。
（二）使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只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群眾和革命幹部的子女排斥在外。
（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
文章寫好以後，由四中的初中生劉源悄悄送到其父親劉少奇的案頭以後，很快就問世了。
緊接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的通知，其實是要永遠廢除高考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的時候，劉源又給他的鄧小平叔叔寫信要求參加高考，最終被首都師範學院錄取。至於11年前的事情，他似乎早已忘掉，因此也不會有歉意和悔意。
話說回來，我在這場鬧劇之後，抱著極度失望的情緒灰溜溜地返回農村。這時我才知道，原來的住處早已被老房東收回，同隊的徐天榮、石雙喜只好搬到飼養院大門道居住。這個大門本來是走馬車的，為了安置我們，隊裡派人把兩頭一堵，加了個簡易門窗，就成了我們的住處。
說到這裡，還必須交代幾句。太原市的插隊知青每人本來是帶著240元安置費的，其中120元是專款專用的建房費。另外，當時木材是嚴格控制的「戰略物資」，為了讓城市瘦身，有關方面不得不忍痛割愛，撥出相應指標給知青蓋房使用。當時西楚王大隊一共八個生產隊，於是村西頭的七八隊率先給知青蓋了幾間住房，儘管質量極差，卻也聊勝於無。村東頭的三四隊也緊跟其後，照章辦理。村北頭的五六隊，因為就住在剛下鄉時的那個「棺材院」里，所以條件也不賴。唯獨村南的一二隊，把木材拉回來以後，椽子搭了羊圈，大梁打造馬車。於是隊長就把我們安頓在走風漏氣的大門道里。
如果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反正我們也沒心思紮根農村，做長期打算。問題是沒過多久，隊長又以需要記工房為由，把我們趕到一個牛棚里。這牛棚，一邊是茅坑，一邊是馬廄，與我們家真是天壤之別。因為在文革之前，我們家住的「高級宿舍」，已經擁有獨立廚房和獨立衛生間了。這在普通老百姓眼裡，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至於這待遇是否合理，那是另一個問題，這裡暫不討論。
這個飼養院是一隊和二隊共用的，四位飼養員就住在大門道東面的房子裡。這四個人中除了一位年輕點的有家外，其他三個都是五六十歲的孤寡老人。我記得二隊的那兩位一個姓王，另一個不知姓什麼，只記得大家叫小三。小三寄住在供銷社的張某某家裡，每到吃飯的時候，張家婆姨就給他送來一大碗紅面剔尖或玉茭面煮疙瘩，等他狼吞虎咽之後，再把碗帶回去。
那時候，我的階級鬥爭觀念還是很強的。當我知道這三位孤寡老人都是連貧農都不如的僱農時，便想聽一聽他們的苦難史。一開始他們並不搭茬，熟悉之後才一邊抽著菸袋，一邊長嘆道：「唉，我們都是壞人，年輕的時候不學好，才落到這個地步！」
這話讓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追問以後，才知道他們原本是有家室的，只因為染上毒癮，才變賣家產和老婆，最終成了這個樣子。小三還說，當年只要主家給他一點兒料面，他就能連明徹夜地干幾天活，根本不知道疲倦。我問他們，土改時你們就沒有分房分地分老婆嗎？老王說：「分是分了，還沒有入互助組就賣了狗日的啦。幸虧賣得早，要不是什麼也撈不著。」
這時候文革已經開始，每天中午牲口回來以後，飼養院那個有線喇叭里的口號聲、萬歲聲震耳欲聾，響徹雲霄。這時我發現兩位老人在餵牲口的時候，總是念念叨叨的不知說些什麼。我原來以為他們與牲口有一種特殊的交流，湊過去一聽，那簡樸的話讓我大吃一驚。我想，這要是讓紅衛兵聽到，那還了得！
當然，他們的話只不過是常識而已，但是在當時卻給我醍醐灌頂的啟蒙作用。此後，我開始有了一點懷疑的精神；後來，也不會因為自己的處境稍好一點，就忘了過去忘了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