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在《牛棚再教育中》中忘記說一件事：當時我與飼養員共用一個「廚房」，早晨吃玉米面煮疙瘩，中午吃高粱面剔尖。後來聽他們抱怨說：當年扛長工打短工的時候，主家給吃的不僅是白面，還有酒和肉有「白面」。他們還說：高粱玉米是餵牲口的，現在連這東西也吃不飽了。難怪他們在憶苦思甜的時候，控訴的是60年的苦，思念的是當年的甜。
一個多月前，我以《革命有罪，造反無理》為題，回憶插隊知青回城造反的事，後來因為其他事情沒有繼續。今天想接著說說後來的事。
1966年年底，我與插隊時最好的朋友單志偉返回太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去帝都造反才一個月，就被迫回來了。
過了元旦春節以後，一同造反的知青陸續回到西楚王，但是我卻因為面子和食宿問題沒有回去。所謂面子，是因為這次造反我是組織煽動者之一，失敗以後，無顏去見西楚王的父老鄉親；所謂食宿，是因為我在造反之前住的那牛棚，冬天無法禦寒，夏天蚊蠅成群。再加上茅坑馬圈臭氣熏天，實在無法棲身。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往下扛，混幾天算幾天。但是那年頭，如果在城裡沒有戶口，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工作。所以我一個大小伙子，只能在家裡啃老。
下鄉之前，我並不知道戶籍制度的厲害，直到這時才明白，失去城市戶口就失去了在城市生存的可能。因為在那個年代，上至每月20多斤的口糧，下到油鹽醬醋、白菜土豆，都要憑證供應。好在我是親爹親媽，他們心疼兒子，沒有絲毫埋怨。但是我卻於心不安，於是儘量想為家裡做點貢獻。
當時父親因為「歷史問題」被扣發工資，我們家也從省政協機關搬到東二道巷普通宿舍。為了減輕父母負擔，我把買菜做飯的事全包下來，讓他們一下班就能吃到現成飯。母親是滿族人，花錢沒有計劃，在扣工資以前老兩口雖然收入較高，卻總是入不敷出。後來在我的管理下，很快扭轉了這種局面。
印象最深的是去醬園巷副食品商場買頭蹄下水。太原人過去沒有吃這些東西的習慣，所以當時豬肉雖然憑票供應，但是買頭蹄下水不受限制。這事我本來並不知道，後來聽鄰居貴貴、寶寶兄弟介紹，才有了購買的欲望。那一天，我們早上6點半天不亮就去了商場門口，等到8點開門以後，大家一涌而進跑到櫃檯前面。這時走後門的人已經把櫃檯圍得里三層外三層了。我們仗著年輕拼命住前擠，等到快要擠到櫃檯前面時，已經買好的人需要離開，用腳使勁一蹬櫃檯下面的牆壁，把我也帶了出去。吃虧以後，我才發現順著牆邊往裡擠才是成功之道。
那年頭大家都「抓革命」去了，沒資格抓的人成了逍遙派，致使「促生產」成了一句空話。在這種情況下，買什麼東西都很緊張，再加上大家都沒耐心排隊，就往往形成上述情況。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破壞排隊規矩的是紅衛兵小將，緊接著是支左軍代表，他們是欽定的革命派，才可以無所顧忌、為所欲為。我雖然無此特權，但為了生活，只要秩序一亂，就能有用武之地。
當年在搶購生活必需品的過程中，最有秩序的要算排隊買糧了。當時城市居民的口糧是定時定點供應，也就是大家必須在規定的日子到指定的糧店去買口糧，而且每個月只有一次買糧的機會。這樣一來，買口糧就成了家家戶戶的頭等大事。按規定我家應該在裕德西里糧店買糧，每到規定的日子，必須提前去排隊。有一年冬天我半夜一點起床，到了糧店門口，路燈下已經是影影綽綽的幾十號人了。為了維持秩序，有人主動發號，到天亮之前再換一次號，以便把悄悄離開的人淘汰掉。好不容易等到開門，糧店開票的人又消極怠工，一個小時才能開三五個人。即使如此，大家也敢怒不敢言，否則她會更慢。當我在下午5點多把口糧買了回來的時候，家裡已經斷炊，那天午飯只能拿糧票去飯店買幾個饅頭應付一下。
當時我家戶口上只有5個人，父母和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他們每月供應的口糧有限，最緊張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有一桿稱，每天吃飯時不是斤斤計較，而是兩兩計較。我沒有口糧供應，只能買高價糧，這就大大增加了父母的負擔。
因為沒有戶口和口糧，我覺得自己就像黃奴一樣。所謂黃奴，是美國小說《白奴》對我的啟示以後。小說主人公的父親雖然是白人奴隸主，但由於他母親是黑奴，所以他一出生就註定是奴隸。這與我雖然出生在城市，卻因為失去戶口，就變成城市黑人一樣。由此可見，無論是因為皮膚還是戶口，就在人與人之間劃上難以逾越的鴻溝，乃是反文明反人類的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