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加州費羅麗莊園舉行雙邊會談後在園中散步。（2023年11月15日）
在舊金山APEC峰會正式召開前夕，美中領導人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會談。之所以稱其為歷史性會談，至少緣於峰會之前，國際媒體就紛紛以美中離婚的比喻來形容1972年以來50年美中關係的結束。
事實也的確如此。無論過去一年中國的氣氛組官員們做了多少努力，試圖在達成一種緩和氣氛，但在舊金山的費羅麗莊園，經過近一年充滿波折、困難、逐漸接近、半封閉的安排之後，美中元首會談仍比預定的四小時要短的多，最終，除了達成一些所謂共識之外，結果是糟糕的，而且很嚴重。
可以想像，在這次峰會後，美中關係肯定會得到暫時緩和，或許時間之長堪稱戰略性緩和，卻可能是最糟糕的緩和，難以消除雙方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由此對美中關係乃至世界秩序的未來蒙上持久的陰影。
請同時參閱：
拜習會後美共和黨人批評拜登向北京屈服換取「無意義接觸」
獨裁者可否信任？
如果外界注意到自峇里島峰會以來的一年間中國方面為舊金山峰會多麼費盡心思、寄予多大的期望，就能理解這場峰會的結果對美中外交來說是意味著多大的失敗。當然，如果比較第一次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美日外交失敗——日本內部的和平力量無力說服美國因為稍早的軸心國協議和德國入侵蘇聯而對日本深深的懷疑——舊金山峰會還算成功的，暫時阻止了美中關係的繼續惡化，雙方都對美國的「護欄」建議也是中方所說的「管控分歧」達成了基本框架共識，幸運地與第二次太平洋戰爭擦身而過。
然而，若從冷戰經驗視之，這次元首間的歷史談判可謂徹底失敗：談判暴露了雙方不可彌合的錯位立場，加劇了雙方的互不信任，也強化了雙方各自對未來「不可避免一戰」的認知。
例如，無論從中國傳統外交還是美國談判策略來說，建立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都是外交談判的重點，但是此次峰會，人們看到的卻是美中領導人之間根本的互不信任。在美中元首舉行會晤前的一刻，美國ABC記者王詩琳(Selina Wang)高聲詢問中共領導人是否信任拜登，沒有得到回應；在會晤結束後的單方記者會上，拜登總統對類似問題則答以「信任但要核實」(trust but verify)。
特別是談及台灣問題時，拜登在保證不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問到中國是否存在2027或者2035攻台計劃，坐在對面的中共領導人矢口否認，表示從未聽說過。相較中國如火如荼的「軍事鬥爭準備」和頻繁的涉台軍事演習，如此表態無疑抹殺了所謂坦誠布公的對話氣氛和一年來所有的精心準備，也將美中領導人之間或許尚存的最後一點兒個人信任徹底清零。
由此，儘管費羅麗莊園峰會為美中領導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面對面交流機會，包括小規模的工作午餐，但是加深的互不信任才是費羅麗莊園美中會談的基調。至於那些所謂「五點框架」，甚至「二十多條共識」，以及打前站的氣候變化協議，仍然只是聊勝於無的氣氛而已。所有這些貌似坦誠對話、承諾溝通、加強合作的結果，都不抵拜登總統在記者會後毫不掩飾的輕蔑，也就是與一位「獨裁者」的對話。
差異還是共識？
言下之意，中方領導人是不可信任的，中共領導人言之鑿鑿、喋喋不休的黨國體制和兩國制度差異，正是美中兩國根本難以建立互信的障礙。美國承諾無意改變中國，並非為增進中方信任，而是相反。這卻是中方念茲在茲的，在今年三月電話峰會中得到承諾後希望再次當面確認的。以此觀照，不難看見美中雙方的巨大錯位。
如果按照中方對舊金山峰會的浪漫主義解釋，可以追溯自1848年開埠、華人湧入、到戰後成為《聯合國憲章》也是《舊金山和約》的誕生地，舊金山是美國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的象徵，也是太平洋與世界和平秩序的象徵，中國一直努力融入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38年前在金門大橋前的留影可資證明。但是，就在北美華人日前紀念《排華法案》結束85周年的日子裡，中方似乎更強調兩國的差異性，而且以太平洋的廣闊和世界之大的簡單地緣因素來謀求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存基礎。
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十分過時低級的話術，儘管頗有老蔣領導抗戰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意味，意在掩蓋或者相反地凸顯美中兩國之間深刻的差異，以虛與委蛇的緩和換取為將來對抗的準備時間。這或許正是此次峰會雙方的默會，唯一的共識。如果雙方均心照不宣地遵守，那麼也堪稱美中雙方從此開始了某種戰略性緩和。
也就是說，舊金山美中峰會的談判本身，除了表明雙方之間差異巨大、競爭激烈、難以合作、互不信任，並無助於重建美中關係的發展基礎，反而因為緩和的達成鎖定了雙方對新冷戰情境的認識。至於過去一年的恢復接觸和新近達成的技術性共識雙方的共同紐帶如氣候變化、經貿往來、貨幣政策、文化交流等等，也就是中方鼓吹的所謂五大支柱，其實非常有限且不穩定，只是在最低限度上建立延緩雙方由競爭引發衝突而全面對抗的「護欄」或者「減震帶」而已。
請同時參閱：
拜習會的「重要進展」能經受住下一個類似氣球的突發事件嗎？
美中緩和與對抗=冷戰的一體兩面
因為從歷史的角度、或者從上一次冷戰的經驗來看，緩和與對抗都是冷戰的一體兩面。穿插其中的，是一種全面、深刻、難以彌合的互不信任，也就是基於意識形態對立的難以調和。這正是1945到1949年發生在美蘇之間的故事，所謂冷戰的發端。
雖然今天的美中之間表面上似乎不存在當年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雙方都在口頭上反對新冷戰，但是，中國最近十餘年的意識形態退縮正在朝著與俄羅斯、伊朗、哈馬斯等相同的保守化、宗教化的極化政治方向發展，也就是塔利班化，對整個世俗社會的陣營及其內部都構成嚴重挑戰。這是一場進行中的新冷戰。
正如峰會舉辦地舊金山所象徵和提醒的，在經歷了漫長的衝突和融合之後，中國在若干最基本的問題上選擇了拒絕，這不是簡單的兩國差異，而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保留性拒絕：中國現政府沒有簽署代表戰後太平洋秩序安排的《舊金山和約》，也一直否認這一和約的國際法效力；中國現政府也不是《聯合國憲章》的簽署代表，雖然在1971年頂替國民政府成為聯合國成員國，但是隨著經濟崛起、國富兵強之後開始與此憲章若即若離。
不僅在南中國海海洋糾紛、烏克蘭戰爭、原住民人權和公民權利等諸多聯合國憲章所承諾的國際法和公約義務等問題上背道而行，而且大有以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取代聯合國秩序特別是太平洋地區秩序的野心。在太平洋安全核心的台海問題上，中國過去幾年倡導以所謂中國統一下的永久和平來取代戰後美國治下的台海和平。
對這種秩序顛覆的危險和世界極化政治衝突的擔心，瀰漫在西太平洋和歐洲，也瀰漫在舊金山峰會會場。如此，才能理解秉持執中之路的德國社民黨聯合政府堅決支持烏克蘭的抗俄鬥爭，在以哈衝突中堅決站在以色列一邊，並且開始改變難民容忍政策。
或許因此之故，當美方表明了在不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下堅定維護台海現狀的態度，尤其是在烏克蘭戰爭和以哈衝突當中堅守聯合國憲章、也即美國治下的和平警察角色之後，中國的對台立場至少在修辭上開始退縮，美中之間的戰略緩和也隨即開始。
江楓:上海政治學者。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作者使用的是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