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初，李濟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破損銅器粘合試驗
李濟家跟傅斯年家對門而居，傅斯年常來找李濟聊天。傅斯年是山東人，1948年9月，濟南剛解放不久，他聽到一個傳聞，說有人看到王獻唐在掃大街。王是山東圖書館館長，與李濟、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去掃大街，有可能是共產党進城後組織的義務勞動，表示知識分子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但傅斯年和李濟談起這件事來，卻不免憂心忡忡，擔心如果不去台灣，將來恐怕也會是同樣的命運。李光謨是李濟唯一的兒子，當時正在同濟大學讀書，李濟徵求兒子意見，希望他也去台灣。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李光謨最終決定留在大陸，他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說自己要留下來看新中國的建立。兒大不由人，李濟感到無奈；最傷心還是妻子，這位母親看到兒子的信後，傷傷心心地大哭了一場。
此後，台海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李濟和兒子李光謨音訊難通。李光謨在北京娶妻生子，李濟都不知道。直到李濟夫婦先後離世，都沒能和兒子見上一面。
李濟是湖北鍾祥人，出生於1896年。1918年，李濟從清華學堂畢業後赴美留學。5年後，他憑藉論文《中華民族的形成》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這篇博士論文被著名哲學家羅素大段引用，使李濟成為了蜚聲世界的人物。
這一年，27歲的李濟回國赴南開大學擔任教學。
當時河南新鄭古墓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在地質大師丁文江的介紹下，李濟前往河南新鄭參加考古挖掘工作。
第二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斯學會弗利爾藝術館，派畢世博率領考古隊到中國進行考古研究，亟需要一位知識淵博的中國嚮導，他們誠邀李濟加入他們的團隊，共同進行考古工作。李濟自然願意，但同時也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是，在中國發掘出土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
對此，美方的回覆是：「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決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沒有比這更滿意的答覆了。李濟於是辭去南開大學的工作，在1925年初加入了畢世博的考古隊。
就在這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了，聘請的國學導師有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有人可能會說，清華國學院不是四大導師嗎？怎麼成了五位？
這也是我們想要問的。
著名漢學家楊聯陞曾在一則獻詞中寫道：「梁王陳趙李，大師能互影。」獻詞中「梁王陳趙李」指的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五大導師」，其中的「李」就是李濟。
李濟是丁文江和梁啓超共同推薦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的。但李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兼職，他同時還要參與畢世博考古隊的工作。李濟當時才29歲，是五大導師中最年輕的，所以，清華只給了李濟一個講師的頭銜。
但清華國學研究院發給學生的畢業證，落款卻是五位導師的名字，最後一位就是李濟。而且，李濟的月薪和其他四大導師一樣，都是300大洋；只不過，李濟的薪酬是美方支付200大洋，清華支付100大洋。
而且，關於李濟的頭銜，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有明確記錄：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約，則本校繼續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
這份議決書說的再清楚不過了，李濟和其他四大導師的身份是一樣的，只不過因為兼職，才有了頭銜的區別。
1929年，清華國學研究院解散，受傅斯年邀請，李濟出任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當時史語所另外兩個組分別是歷史組，主任是陳寅恪；語言組，主任是趙元任。三位主任都是以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
從此，李濟踏上了專業考古的歷程。
從1928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李濟主持發掘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將中國有實證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李濟也因此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抗戰爆發後，史語所全體人員及物資轉移到了四川南溪縣的李莊。史語所各組人員，因為有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和有字甲骨，可以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即便處於抗戰艱困時期，李濟仍組織考古組人員進行了彭山漢代崖墓，牧馬山墓，蒼洱古蹟等地的考察，取得了豐碩的考古成果。
1948年，國民黨敗局已定，國民政府決定把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儘量搬遷到台灣。
第一批最重要的古物、標本、儀器、歷史檔案、外交文書等772箱，由李濟擔任押運官，全程負責運輸、裝卸事宜。
當年的情景，有個叫一品天下的作者，在他所寫的護送國寶去台灣的文章中有詳細的描述。
還在搬遷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特別指派李濟的一個學生出面勸阻。李濟說：「保護這批古物是我的職責，自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已護送這批珍寶跋涉了大半個中國，最終得以保全。現在我同樣不能眼看著祖宗留下的國寶毀於戰火。國共之戰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為不忠不孝，同樣對不起後世子孫。」
獲知這位學生無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轉而找到陶孟和對李濟委婉相勸，李濟仍不為所動，他對陶孟和說：「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證這批古物不在戰爭中被毀，並有科學證據說服眾人，同時能擔當起這個責任，那我就放棄。」
陶孟和既拿不出科學證據，也擔負不起這份責任，只好作罷。
古物裝船之後，很多老朋友勸李濟不要同船出發，當年從上海坐船到台灣基隆要走三天，在海上遭遇大風浪會有生命危險。
當時運載古物的船是登陸艇，破舊不堪，有的都長了鏽，登陸艇的底部也不是很穩，在風浪很大的海上，很難保證有絕對安全。所以有人勸李濟不要跟船走，負責押運也未必非要跟船。
李濟回答說：「既然是押運，就要負責。要是我單走了，船上的東西都損失了，誰來負責？人在物在，真要遭遇不測，我也不至於背負棄船而逃的千古罵名。」
船從南京下關出發，在海上走了三天，到達基隆港的時候，正好是1949年的陰曆大年三十。
這次轉運，總共4286箱古物、資料、珍貴圖書、檔案等，分三次完成，無一損壞。
李濟到台灣後，在繼續做考古研究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世界級的考古人類學家。
1976年，80歲的李濟對安陽發掘的文物進行了研究總結，發表了劃時代的考古著作《安陽》，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展示在世界面前，為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者贏得了世界性的榮譽。
1979年8月1日，83歲的李濟因心臟病猝發，病逝於台北溫州街寓所。
李濟去世後，留下一筆存款，有一兩萬美金。他在大陸的兒子，也是他唯一的兒子李光謨，想用這筆錢作為基金，為內地的考古事業做點貢獻。他找到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的夏鼐，希望能用這筆資金，以李濟的名字設立一個考古基金。
李光謨對夏鼐說：「如果這邊確定接受，我就早點讓那邊把錢匯過來。」
夏鼐對這件事情很重視，也很熱心。沒過多久就通知李光謨說：「可以了，已經批准了。」
李光謨還不放心，追問了一句：「誰批准了？」夏鼐說：「中宣部。」
李光謨一聽中宣部都批准了，就把錢匯了過來。但是錢匯過來後再找夏先生就找不到了。電話打到辦公室，總是答覆夏先生出差了，不是去了外地開會就是出國了。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了四個月。
實在沒有辦法，李光謨只好給夏先生的秘書寫信，請他一定想辦法轉告夏先生，自己不能這樣一直等下去，這個錢要或者不要，都請給一個明確的答覆。
又過了兩個月，夏鼐的秘書給李光謨來電話，讓他過去一趟。見面後，秘書告訴李光謨說：他們決定不接受這筆錢。李光謨問：上級部門不是已經批准了嗎？秘書解釋說：這樣的事情不奇怪，一個領導覺得合適，另外的領導覺得不合適，這事情就通不過。
秘書沒說具體是哪個領導不同意。這讓李光謨很生氣，這筆錢原本是父親留給他的，他想用這筆錢來做個基金，為父親從事了一輩子的考古事業盡一份力。沒想到竟然不被接受，被冷臉拒絕。
後來李光謨才了解到，夏鼐在一次考古會議上說：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基金，用一個1949年去了台灣的人的名字來命名，不妥當。
李光謨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從一開始的態度上，夏鼐並未表示反對，而且明確告訴他上面已經批准了。
從這件事之後，李光謨和夏鼐就再沒有什麼來往了。李光謨想不到一個人竟然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不免感慨：做人怎麼能這樣呢？
2023-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