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杜撰，也不是小說，是我八十五年滄桑的人生經歷。八十五年，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而是一段歷史，更是一段記錄了中共罪惡的歷史。
我於一九三八年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回顧我的一生，受時代的影響，大起大落好幾次，受中共各種運動所害，我曾五次含冤入獄，枉蹲了近二十年的監牢，有道不盡的冤屈。
灰色童年——困長春
我也算個苦命人，出生剛兩個月零六天，父親就突然病故家中，剩下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艱難度日。幸虧母親勤勞持家，靠攤煎餅、做豆腐腦維持一家生計。
一九四八年，我剛十歲，趕上了中共在所謂的國共內戰中，採用的以平民死亡為代價的戰術——「困長春」。當時長春歸國民黨管轄。由於八路軍的圍困政策，老百姓出逃想活命也被中共滅絕人性的槍斃，因此在國共雙方對峙的七個多月中，長春有十多萬老百姓因飢餓、疾病死於非命。雖然我們家靠朋友的幫助和一缸準備餵豬的泔水活了命。但十歲的我，親眼看見人們為了填飽肚子，扒光了所有樹皮，吃光了所有野菜，鄰居家一家餓死在家中，路邊的壕溝里堆滿死孩子和還沒死的嬰幼兒。聽大人們說在城裡沒有食物，想逃出去，八路軍聽到動靜就開槍擊斃，為了避免小孩子哭鬧被發現，大人們只能狠心拋下骨肉。那種飢餓的折磨，和總能見到死人的恐懼，成為我童年記憶里揮之不去的印記。
黑色青年——文化大革命
因為家裡窮，我十八歲進長春市一家工廠當學徒工，二十歲考取五級電焊工。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的宣傳鼓動下，為了生計，我背井離鄉去了新疆，考取八級電焊工，每月能有一些收入填補家用，為母親分擔壓力。我想，只要我努力就能生活好轉。可是事與願違，一九六一年，新疆人反抗中共的暴政，我被迫又返回長春，回來正好又趕上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看到家裡吃不上飯，我從工廠買了兩對輪胎賣，想掙點錢。結果剛賣完，當晚就被區警局警察帶走關押。我當時不服，覺的家裡吃不上飯了沒人管，我自己買的輪胎，又不是偷的，有啥不合法呢？結果被以態度不好為由，按投機倒把罪判了四年。四年刑滿釋放後，政府連這個罪名都沒有了，我的行為又變成合法的了。但那時的官方沒有人跟你講理，政策也是一時一變，最後不管它多矛盾，老百姓只能自認倒霉，我白白蹲了四年。
出獄後，中共又出台鼓勵全民辦企業的新政策，我還是那個想法，我努力就能生活好轉，就有好結果。我先後成立了鉚焊工程隊、電器承裝隊、汽車修配廠、機械加工廠，這幾個廠子都由我負責管理，任命我為廠長。當年，就鉚焊工程隊和電器承裝隊這兩個項目的利潤就高達四萬多元。我管理的這幾項企業正在蒸蒸日上的時候，又趕上了最黑暗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運動一開始，全國大部分企業都停產鬧革命，在廠里我是廠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長春市造反派的常委。當時，上班時間全天鬧革命。所謂鬧革命，就是把有名望、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揪出來批鬥。我開始也沒意識到在助紂為虐，後來批判劉少奇時，我覺的毛澤東在處理劉少奇的這件事上是錯誤的，因此我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二十年。
我入獄一個多月後，當時的妻子的單位找她談話，讓她跟我劃清界限，斷絕關係，否則開除公職。大兒子也受到連累，在學校被老師同學喊做反革命的狗崽子欺負。在政策的逼迫下，我在入獄不到四個月的時候同意跟妻子離婚，所有財產歸她所有，兩個孩子歸她撫養，當時女兒不滿一歲。我的母親因此悲傷過度，精神恍惚，直到咽氣，嘴裡還一直念叨我的名字……
因我沒罪，我不服，在監獄內經常寫上訴材料，但都被監獄扣押。一想到二十年難耐的光陰，自覺太冤，就據理力爭。結果不但沒給說法，反倒被當作批判典型，三次被關押小號，戴二十八斤腳鐐子長達三、四年之久，成為犯人中的犯人。我也曾多次慘遭酷刑折磨，被毒打的幾次昏死，至今身上落下多處疤痕。
那個年代，象我一樣遭到迫害的家庭數不勝數，我在監獄裡遇到的很多所謂的「反革命」都是被冤枉的，其中有一個叫郭某某的遭遇，我印象極為深刻，只因他在中國新年糊牆時不小心把牆上貼的毛××畫像弄掉地上，無意中踩了兩腳，被他女兒的兩個同學看見並報告給學校紅衛兵總部，於是他被戴尖帽遊街批鬥，被定為反革命，判了十五年。他在獄中自覺冤屈，經常喊冤，後被關押小號，最後被槍斃了。在那個時代里，有思維、敢說話的，都在一次次運動中被迫害死了。剩下的人們沒人再敢說真話，都是隨大流，隨聲附和。我也是在看到郭某某的死後，不再敢喊冤叫屈了。
一九七九年，我得以平反出獄。可與世隔絕了整整十一個年頭，母親想我活活想死了，兩個孩子隨娘改嫁，更名改姓，好端端的一個家被中共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就想不明白，我就想過上好日子，就是說個真話，怎麼越努力越沒好結果呢？
彩色中年——三進三出和事業巔峰
出獄後，雖然連當時的錢都不認識（獄中的十一年裡錢都換版了），但我很快就找到生活的出路，並再次組織了家庭。
但是我沒有認清中共的本質，它的政策朝令夕改，又使我深受其害。在我二女兒剛出生不足滿月時，區工商局「嚴打辦」以受賄罪將我帶走關押。原因是一九八一年我幫兩個校辦工廠賣出了積壓的鋼圈和發動機，解決了校辦工廠產品積壓沒有經費開支的困境，他們獎勵我一萬多元。八十年代，運動的方式變了，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名義了，變成各種名目的嚴打。其實按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政策，我的行為是合法的，但是長春市實施的很晚。我被收容關押半年，新政策明確我不構成犯罪，才被釋放。可惡的是，這同一件事，在一九八四年的運動中，不知是為了湊數還是為了完成指標，我又被舊事重提，被區法院帶走關押。雖然新政策明確我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也要關押。
一九八五年初冬，當時還是計劃經濟，因為我幫長春市某百貨商店購買三百條毛毯，得了三千元獎金的事，又被區檢察院人員侯××帶走。我沒有罪，無故被抓，跟他吵了幾句嘴，他的父親是區法院院長，就這樣，沒經過法院審訊，將我關押兩個月後，直接給定為受賄罪，從嚴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好在後來遇到貴人，我保外就醫才又重獲自由。
其實，那些年我對共產黨始終憋著一口氣，憋著一股勁兒，總想你越是迫害我，我越要讓你看看，只要我有自由，我就是好漢一條。到九十年代，我不僅大展拳腳，還名利雙收，從曾經的階下囚變成了政協委員，人大特約代表。本以為從此政策穩定了，共產黨變好了，可一九九九年江澤民又發動迫害法輪功的運動。共產黨就是搞運動整人。
九十年代初，我曾陪同我表哥、表姐和她的孩子們參加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傳功講法班，我親眼見證李老師沒用幾分鐘就讓我癱瘓六年、用擔架抬去的表姐坐起來了，後來又站起來了。那個奇蹟讓我對法輪功的神奇讚不絕口，深信不疑。可惜我那時忙於事業，顧不上氣功。
雖然中共媒體每天鋪天蓋地的污衊法輪功，但我有親屬煉法輪功，我知道他們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事，是好人，而且我自己的經歷更讓我知道，這又是中共的惡意造謠、挑動群眾鬥群眾的老把戲，跟文化大革命時很相似。看到很多煉法輪功的人都被抓，被判刑，雖然我幫不上他們什麼忙，但跟誰都敢說：法輪功學員沒毛病，都是好人。共產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顛倒黑白迫害好人的事我見的太多了。
覺醒的晚年——希望
雖然我那時忙於事業，對氣功不感興趣，但是惠普金融政策，把養老錢都借給一個知名企業助力他發展金融貸款業務，同時自己合理合法的賺點利息，可是後來政策收口，又來個不分好壞的一刀切，當年各大政府領導來站台的這個企業轉眼變成非法集資的平台了，老百姓的錢血本無歸，到現在，法院判決都幾年過去了，政府一分錢沒給兌付，我們去集體上訪，結果等來的都是武警出動，武裝鎮壓。
我痛恨自己一生被中共所害，卻在它的宣傳洗腦下，總對其抱有幻想。當我看了《九評共產黨》後，才被徹底喚醒，也更讓我看到了中共始終沒把老百姓當人，看清它的邪靈本質。《九評共產黨》說的太對了，好多事我都親身經歷過，可是還有太多事實被中共掩蓋篡改，欺騙著未曾經歷過的人們。
雖然早有人幫我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組織，但我還是想借這個機會，再次鄭重聲明：我不僅退出它，遠離它，跟它劃清界限，還要祈禱它趕快倒台，因為它編造出的那一小撮敵對勢力，無論是從前的反革命、右派、走資派、當權派、還是西方反華勢力、邪教、可惡的資本家們，都是它愚弄百姓、欺騙中國人的把戲。
我是深受其害一生的一位耄耋老人，希望我的經歷能夠喚醒更多的中國人，不要再被中共粉飾的太平和假裝的繁榮矇騙，希望中國人不要成為下一個待宰的羔羊，趕緊脫離它，退出它的一切組織，選擇美好的未來。
我晚年的願望就是想去美國，在這個有言論自由的已開發國家，以我的親身經歷揭露中共的這些罪惡。孩子說把我的故事發表在明慧網上能讓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很高興，就讓孩子代筆寫下了我的故事，希望在我離開這個世界前，能看到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也祝願法輪功修煉者們早日沉冤得雪，希望大法師父早日榮歸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