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有意疏遠她，但她卻緊追不捨，一次心驚肉跳的經歷迫使了我下決心和她一刀兩斷。那晚我們總隊在城隍廟的露天院垻里演出《闖王進京》，當我和她的戲都已演完並卸下妝，我們從後台走過觀眾席，一直走到最後一排，這裡的觀眾有的甚至站在高板凳上看戲，在這些人背後，她竟抬起雙手摟住我的脖子，一雙眼睛直勾勾的盯著我，似乎要親吻一番似的，這個浪漫場面在二十一世紀的公共汽車上隨時可見，可我們是在保守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更加上我從來沒有和一個女孩有過類似的接觸，周圍又全是軍政大學裡的同學，怎不令我膽戰心驚渾身哆嗦。我怕這當眾的摟摟抱抱被人發現挨批鬥，就對她說：「我們去街上轉轉。」在街上，每路過一個小巷，這位「前衛」女孩就要我往巷子裡走，那裡面沒有路燈一片昏暗，我反而擔心發生什麼犯錯誤的事。我心裡想，這女孩膽子太大了，繼續和她交往下去我一定會犯錯誤，就這樣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不久，我從軍政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大足縣警衛營，以後的四、五年時光，不論在軍事院校和部隊機關，也曾有過類似「險情」，但是為了偉大的革命理想，我們都「自覺地」壓抑著那些原始欲望，從來未敢越過雷池而涉足愛河。因為戰爭才剛剛結束，許多團級以上的老領導四十歲都沒有解決個人問題，營級以下的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單身漢」，怎會允許我們這些剛剛參軍的年輕人加入競爭行列（這些剛參軍的連幹部都還沒當上），偏偏部隊裡的女性又是那樣的稀少。所以我真正的初戀也是在1954年離開部隊才發生，緊接著就結婚生子，一副美滿幸福的樣子，結局卻仍然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後話。
那個年代，男性軍人的婚戀是受著軍階和軍齡的雙重製約的，有明文規定八年軍齡以上的連級幹部、六年軍齡以上的營級和四年以上的團級才可以批准結婚。班長排長包括區隊長根本沒資格談戀愛更別說結婚，前文寫到的我對「前衛」女孩的恐懼實質上也是對軍紀的恐懼。況且除醫院、文工團這類特殊單位以外根本找不到女性軍人，客觀上也就沒條件產生戀愛甚至婚姻問題。我所遇到的這位淋淋的自殺者的戀情並不是從部隊開始的，關於他的往事都是那位「前衛」女孩向我轉述的……
這位自殺的區隊長是江蘇人，參軍前是南京某大學的學生，在學校里他思想進步，在當年以「反飢餓反內戰」為主題的學生運動中，以他出類拔萃的領導才能在同學中很有威信，那年頭社會上稱這類青年為「進步學生」很受青睞，學校里有一位低年級的漂亮女孩和他很快地墜入情網，兩人情投意合一年多後私訂終身，準備在全國解放後結婚。解放軍攻克南京後，他倆並肩攜手地參加了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文新大隊，嚮往著在革命的烈火中進一步錘鍊他們的青春和愛情，後來又隨學校進軍大西南，來到了四川，分配他倆同在三十五師文工隊。
漂亮女孩不論唱歌跳舞演戲在文工隊首屈一指，我也曾多次看過她的演出，對她也有幾分崇拜。常言道樹大招風，很快地被上級選中，隨即調到了住在南溫泉的十二軍軍部文工團，雖然一對戀人依依不捨但服從組織分配是每一個革命軍人應該遵守的原則，他倆也就只好互相安慰，反正共和國已經成立大西南也基本解放，距離他倆預約的婚期已近在咫尺。
分別才四個月，一個晴天霹靂砸向了區隊長的頭頂，漂亮女孩很快就要結婚了。軍部的一位老領導在舞台上發現了這位漂亮女孩，按照五十年代初通行的婚姻程序，「老領導」向黨委成員表示了自己的「意向」，相關成員給組織部門打個招呼，他們自會取出漂亮女孩的檔案，看一看女方的出身經歷家庭背景社會關係，如無大礙，便由幾位「成員」「碰碰頭」，基本取得一致後，就把這件事定了下來。再由一位「下級」出面代表組織找「漂亮女孩」談話，指出這位老同志為革命奉獻了自己的青春，現在全國解放了，老同志也應該解決個人問題了，組織上經過研究，認為你各方面的條件都符合，可以和「老領導」結為革命伴侶。
這有關終身大事的組織決定，對毫無心理準備的「漂亮女孩」同樣是晴天霹靂，想到這位「老領導」出生入死戰功顯赫值得尊敬。但由這位和自己的父親年齡相當的「老領導」來充當白馬王子，在心理上似乎也很難接受。「漂亮女孩」便用目前不準備解決個人問題的藉口加以搪塞，雖然經過幾番談話，雖然談話的規格也不斷提高，雖然獲得些進展，但始終未能得到關鍵性的突破。這時二號首長便親自出馬面談，「漂亮女孩」的重重防線終於被一一攻破，最後她只好說她早已有了意中人，戀愛了兩年多並一起參軍，首長的回答簡直令她大吃一驚：「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做工作。」最後首長說：「我們有些青年同志口口聲聲說，為革命願意犧牲個人利益，一遇到具體考驗，問題就出來了……」
「漂亮女孩」終於接受了組織上的安排，她點頭同意的時候，不知是否有幾滴愧疚的淚水跌落在她的腳邊。
從二野軍政大學文新大隊調到三十五師文工團的戰友共七人，其中兩位和區隊長、「漂亮女孩」是從大學裡一起參軍的好朋友，他們對這起「知根知底的婚變」也有著自己的看法，私下裡也有過些議論。總之這件事在十二軍幹部中還是有些影響，據說區隊長引爆手榴彈自殺的那一天，正是「漂亮女孩」結婚的日子。
1954年，部隊決定我轉業到地方，按慣例在離開部隊前，有關部門將對轉業幹部作一次談話，為這事我去到了組織部下屬的幹部科，說明來意後，一位年輕軍人將我帶到一間辦公室門口，並很禮貌地請我在門外的一張長藤椅上落座，他說：「請稍等。」便轉身前去敲開了房門，一位穿便服的女青年估計是保姆抱著一個一歲多的小孩走出，那女青年回過頭對著孩子說：「兵兵，給媽媽說再見。」那孩子舉起小手向門裡擺了擺，房間裡傳出一個清脆的女聲：「再見，」他們便匆匆離去。年輕軍人進到屋內，不過一分多鐘便出來對我說：「周科長請你進去。」我走到門邊，喊了一聲：「報告！」清脆女聲說：「請進。」進門以後這位科長正在看她辦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她頭也不抬地用手指著正前方的椅子說：「請坐。」這時通信員進來給我沏了杯茶後退下。
周科長抬起了頭，一看見她，我的心就跳得咚咚地響，這位周科長不就是漂亮女孩嗎？四年不見她似乎變了個人一樣，那樣成熟那樣端莊，甚至令人敬畏，但我仍然在她的眉宇之間，捕捉出幾分憂傷幾分愧疚。她用很熱情的語氣說：「你辛苦了。」顯然她知道我是從大涼山前線回來的，接著她就講起支援地方建設的重要性，轉業後要繼續保持部隊的光榮傳統等等例行公事老生常談。
不知為什麼這時候我竟會突然想到一句與此間氣氛很不協調的古話，那就是「一將功成萬古枯」，雖然它與血肉橫飛屍骨遍野的戰爭場面沒有直接的關聯。
離開周科長辦公室以後，我一直很後悔，那天我完全可以告訴她，我是區隊長臨死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我沒有說，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惡作劇似的語言是不是太殘酷了。經過多年跌跌撞撞以後，我反而覺得我應該說，因為語言的殘酷比起行為的殘酷畢竟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