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10月11日，靠造反起家，在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毛主席、周總理都知道的江蘇造反派領袖，文革中原江蘇省革委會常委，原文革造反派——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的一把手曾邦元死了。曾邦元是因為一個小小的腸息肉手術，2008年於9月19日住進南京鼓樓醫院開刀，沒想到是這麼一個小小的手術，讓一代梟雄曾邦元的生命旅程畫上了句號，這點小病不治而亡是我怎麼也想不到的。
而在此曾邦元病死前的兩個月，我還和曾邦元一塊吃的飯，當時的曾邦元身體看起來還很健康，酒桌上曾邦元神采奕奕，興致勃勃的。在飯桌上喝酒，曾邦元當時還認為我們幾個人喝的白酒是42度的，酒精度數不夠高，覺得這酒喝得不過癮。不過，我認為42度酒夠了，周文昌也同意我的意見：就喝這42度酒，不用再換高度酒了，而曾邦元不願意，他獨自換成六十度的高度白酒自斟自飲，曾邦元當時那神采飛揚，口若懸河地談話的情形我還歷歷在目。
和曾邦元和周文昌一塊吃飯還是那南師大的田博士提出來，也是田博士喊我去的，這田博士是南師大社會學系的博士，他立志專門寫出真實的中國文革史，想作個中國當代的司馬遷（註定是作不成的，因為現在沒這宮刑了）。他在這讀博的短短几年中，不但自費採訪了毛遠新，戚本禹，蒯大富等文革名人，還幾乎採訪了當年全國各地各省的造反派頭頭，功夫不負有心人，文革的資料這田博士自然搜集了不少。他也採訪了江蘇和南京兩大造反派頭頭，出於徵集文革史的目的，田博士邀這些人寫出自己當年的文革回憶錄留給後人，而這些被邀的人是對寫此文革回憶錄是一點也不感興趣，他們大家都知道，即便寫出文革回憶錄來也是白寫，費盡力氣寫出來的文革史，既不可能發表也沒人去看。
田博士絕對算是個奇才，他能把文革中的大小事件的來龍去脈都說的清清楚楚，還能把文革中的中央文件一份份全文幾乎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簡直就是倒背如流。不過，我並不感到意外，我見過各種各樣的人才不少，我曾在牢房裡碰到一個南大物理系畢業生謝孝榮，他離開學校那麼多年了，還能非常流暢地把元素周期表背下來了，謝孝榮背元素周期表就象我背乘法口訣一樣熟練。謝孝榮不但會把元素周期表從頭背到尾，還能把元素周期表從尾背到頭，謝孝榮能把元素周期表豎著背，也能把元素周期表橫著背，謝孝榮甚至還能把元素周期表斜著背，謝孝榮背元素周期表背得熟透了……
愛因斯坦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一個人對某事物或某門學科感興趣，他一定能學好，一定會有所建樹！因為，只有興趣才會讓人興奮，才會讓人大腦記憶的興奮點激活，才能使大腦煥發創造力。這田博士鍾情於研究文革史，他對文革中的人和事是如數家珍，一樁樁地都能娓娓道出來。只是我和他的觀點不同，這田博士的觀點和我是格格不入的，他是對文革運動持絕對肯定的觀點，還一口認定劉鄧就是復辟資本主義，認為開展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正確的……
若按今天網上的觀點，田博士算是五毛黨的一分子，我是反對田博士的觀點。但我願意讓田博士說出自己的觀點，我也願傾聽田博士對文革的評論。
2008年8月的一個傍晚，正是酷夏，這時正是高校大學生和研究生畢業離校之際，我和南大原827的二把手周文昌應約來到了南師大田博士的宿舍小坐，這田博士直接了當地對我們講起他請我們來吃飯的原因：「我博士讀完了，學位拿到手了，就要畢業離開南京回家了，今天請你們來吃頓告別餐。我也把曾邦元請來了，今天人不多，一共就我們四個人，我們馬上邊吃邊聊聊。你們看到哪個飯店好？今天我來請客。」我說：「你還沒工作，也沒收入，我們就在南師大附近隨便找個飯店就行了」我們正說著話，這邊曾邦元給田博士來電話了，曾邦元電話中在問田博士：「我們在哪個飯店吃飯見面？」田博士在電話中就和曾邦元約定：「我們就在虎踞關的河海大學對面的飯店見面」
等我們三人從南師大漢口西路的邊門出來，到西康路河海大學對面的飯店去吃飯時，正好看到曾邦元已如約來到飯店門口，他沒進飯店就在門口等著我們。大家相互客氣地握過手，謙讓了一下後，我們就圍著飯桌坐下了。等著上菜之際，田博士就對曾邦元談到他自己的想法時說：「文革運動開始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文革的真實歷史就在你們身上，光陰似箭呀，再一晃又是幾十年，你們就要老去。等你們老去的話，這部文革歷史就沒有了，現在正是抓緊搶救挖掘文革歷史的最後時候了……你們能不能把你們參加文革的所見所聞寫出來呢？你們對文革的回憶，這對後人研究文革歷史是很有幫助的。」
想當初，文革旋風在南京興起，曾邦元在南京幾乎無人不知。我知道曾邦元大名時，還只是個15歲的初中學生。我在文革初期那時就知道南京這麼一個大名鼎鼎的造反派頭頭——曾邦元。不過，那年頭，我還沒機會和他曾邦元同坐一桌吃飯的，更沒和他見過面。當年，我們南京街頭巷尾到處都貼有醜化曾邦元名字的大字報，曾邦元對立面創造性地先把一個曾字寫畫成的毛驢的臉譜圖樣，再把名字邦元兩字寫畫成驢身和四隻驢腿，曾邦元三個字用像形文字寫畫出來，倒也還十分像一條毛驢，這象形文字也頗為形象地刻畫出曾邦元那倔驢般的性格。
那時的南京人對曾邦元的大名可以說是婦孺皆知，那真能算作是聽到曾邦元的大名是「如雷貫耳」！那時南京普通群眾對曾邦元的認知度絕對高於今天對於省長的認知，或許今天還有許多南京人不知現任的省長是誰呢。而當年，大街小巷的牆上都有曾邦元的大字報或大標語，時間長了，我們南京連小孩和家庭婦女都知道曾邦元這麼個大名。
我是那個年代過來的，真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我並不知道當年的文革之風是怎麼會首先在南大颳起，更不知曾邦元等人如何造反的，曾邦元是怎麼想起來造反的？我雖和曾邦元、周文昌相識見過多次面，但卻從沒牽涉談過文革這個題目。曾邦元也幾次到我單位來找過我，閒聊時，我也不好意思問他，畢竟是為了參加文革，曾邦元也吃了不少苦：因組織造反，他犯了現行反革命罪，曾邦元被判了十六年刑，實坐了十四年的牢後被提前假釋的。
被判刑勞改這是曾邦元的傷疤，我揭此傷痛也顧忌曾邦元難過，所以，曾邦元不提這事，我也不說不問。但我內心的確是想知道曾邦元這些文革造反派究竟是怎麼想起來，又怎麼敢造起這個反來的，我是贊成附和田博士的意見，我也勸曾邦元把他在文革的經歷寫出來。
所以，我也接著插嘴，我也不得要領地對曾邦元和周文昌說道：「你們把自己當年的文革造反真實的經歷寫出來，從1966年造反開始寫到清理三種人被判刑，這裡邊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事是可寫出來的。即便現在寫的資料將來不能發表，也給社會給歷史留了份真實的回憶資料，也好留給後人研究文革參考用。」
我卻沒料到此時此刻的曾邦元咪了一大口高度白酒，頭一昂，把這酒咽下後，深深地嘆了口氣，輕輕地咳了一下，開口慢條斯理地說話了。曾邦元說的是蘇北口音的普通話，曾邦元口齒十分清楚、語言流暢地說道：「我也曾有此寫回憶錄的想法，不過我又想，我今年才66歲，要說我老的話也有點嫌小，從年齡上講我還夠不上寫回憶錄的資格。如果我現在寫回憶錄，我是能寫出不少內容的，這些內容都是鮮為人知的，可以說全是內幕消息，很值得讓大家知道，但我沒這時間呀。你們知道，我是文革後期當作現行反革命犯被判刑十六年，坐牢十幾年刑滿釋放回來後，雖說也六十六歲了，但我至今也沒個退休工資。今天雖是星期天，你們或許以為我是在休息，實際上，為了謀生和吃飯我今天還在上班的。我現在是老了，也不想上班了，但我要吃飯呀，沒錢沒辦法只好上班……」
我的確是沒想到周文昌在南京大學還有份退休工資，而曾邦元在南京大學卻沒這退休工資，為了生活，66歲的曾邦元不能不繼續上班，我是沒法解決曾邦元的退休工資，談到此事，我只能封嘴鎖舌不再說此話題。老毛年輕時就說過：「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作為曾邦元來說，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也只能自謀出路。儘管曾邦元刑滿出獄後一直在向中央政法委申訴，向各級法院申訴，說自己不是現行反革命，說自己參加文革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自己文革開始本來並沒準備「造反」，是當時的江蘇省委主要領導招見我們，叫我們在南大組織起來造反的……
文化大革命白熱化的1967年的1月3日，曾邦元在我們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蘇飯店指揮了一場武鬥，這一仗轟動南京乃至全國。這場戰鬥俗稱「一三事件」，把所謂的保皇派組織南京黑字兵赤衛隊打得一敗塗地。這一場武鬥使曾邦元頭上掛彩受了傷，但也使曾邦元一舉成名，連老毛都知道了，曾邦元為此還曾受到周總理的表揚：「那個時候，走資派組織一些保護自己的官辦組織，赤衛隊、黑字兵那一些組織。到了軍隊『三支』『兩軍』以後，都紛紛垮了嘛！拿南京來說，『一三事件』一打，都打垮了嘛！曾邦元同志不是親自參加這個戰鬥的嗎？都打垮了嘛！」（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接見南京軍區、江蘇赴京代表團講話紀要）
曾邦元說：「我把總理的這條奪權指示傳達給我們江蘇和南京地區的造反派後，講好我們南京造反派聯合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我沒想到文風來知道這一消息後，搶先一步在67年的1月26日凌晨就跑到省里，把江蘇省省級機關各廳局的大印搶到手，算是他奪到權了……」
這一下南京的造反派分裂成為兩大派，一派是以曾邦元為首的「八二七」，另一派是以文鳳來為首的「紅總」。曾邦元、文鳳來都來自於南京大學。文革初起時，曾邦元年方二十五歲，周文昌是二十七歲，兩人都是一九六四年南大數學系畢業出來留校任教的，而文鳳來的歲數稍年長一些，他原在南大中文系任教的。
1967年1月26日是文鳳來率先帶自己這部分的造反派把省委及各廳局的大印弄到手，全面展開宣傳說：1·26奪權是「好得很」。而曾邦元這派就說：1·26奪權「好個屁」。於是，南京的造反派開始分裂，產生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這兩大派就分別被稱為「好派」、「屁派」。
參與奪權的以文風來為首的「紅總」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未參與奪權的以南大「八·二七」曾邦元為核心的這派造反派則說「一二六」奪權「好個屁」。誓不兩立的「好派」和「屁派」於是形成，此事一直鬧到周總理毛主席黨中央那兒。最後，使黨中央決定對江蘇省實行軍事管制，而不像其他省份奪權後就成立三結合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
大概是由於「屁派」的名字不雅，而且離開了具體的語言環境，更不之所云，很快簡約改寫為「P派」——這既保持了「好個屁」原來的音，又切合「屁」字的音和義。曾邦元就成了「P」派的領袖，事情鬧到中央，毛主席還問道：「南京不是出了個曾邦元嗎，怎麼又出來個文風來？」……
這頓飯，酒是喝了不少，在酒精的刺激下，我們大家聊天的興致更高。我又領先打開話閘，圍繞文革話題聊起天來，我雖是文革中走過來，可我並不了解文革的真相。
我對曾邦元說：「這場文革你們犯罪或犯錯，關鍵是許多事實真相你們並不了解，在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下，你就這麼卷進一個政治風暴的中心裡，你怎麼會不犯錯呢？」我問曾邦元：「你現在後悔吧？雖說你也整過人害過人，你自己其實也算是文革的受害者，你也一樣是上當受蒙蔽被別人利用了……假如你不那麼積極參加文革，你怎麼還會吃這麼大的苦？你現在不但自己吃苦，還連累了家庭，連累了你的妻子和你的子女……」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是沒想到他曾邦元聽到我的話後，居然坦然地對我說：「我從不言悔！」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非常清楚地對我說道：「每當我看到回憶文革的文章，最反感的就是人家在文章中寫自己在這場運動中是上當了，是受蒙蔽了。什麼上當受蒙蔽？每人過了十八歲，你就是個成年人，在法律層面上來講，你就應當獨立承擔民事和刑事責任了，談不上誰來蒙蔽你。」見曾邦元如此固執，我還是堅持說道：「老曾，文革中，你其實是上當了。」
我才講到這兒，他曾邦元就斬釘截鐵地打斷我的話，搶著回答我說：「我那時已經是成人，我自己也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了，所以我也絕對談不上是上了別人的當。」我說：「無論怎麼說，你不知道許多內幕，就貿然卷進去了，實際上還是上當了。」曾邦元毫不猶豫仍堅持他的理，堅定不移地說：「我是成人，談不上是上當，年輕人在那年頭誰不想建功立業，哪個人沒有抱負？我那時年輕我也是有理想的……」
對曾邦元來講「文革」或許不是痛苦、恐怖和浩劫，「文革」或許是曾邦元一個破碎了的夢，曾邦元或許在這夢中寄託著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這份理想和追求或許是雄心也許是野心。對於曾邦元來講，「文革」或許是一段消逝得太快的光榮歲月，因為，那時他已取得了居於社會上層的地位，曾邦元此生再也無法達到那種輝煌的頂點了。
周文昌頗為委曲地埋怨曾邦元：「成立省革委會後，我就對你說：我們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不要再去搞文革了，我們該從這運動中退出來了。是老曾不聽我的，還叫我把他寫的告狀信送到上海面交王洪文，請王洪文把信交給主席。當時，我到上海把信面交王洪文時，王洪文還拍著胸口說：『你放心，我負責交給主席。』沒想到，主席只在此信上畫了個圈就轉給總理了，總理又在此信上畫了個圈後，信又轉到江蘇革委會主任吳大勝手上。這下子是算完了，我們告江蘇省革委會的信轉到了主任吳大勝這裡，吳大勝在大會上宣布：『曾邦元周文昌就是我們江蘇最大的516…』從此我們就被隔離起來了。」
（此文寫於2008年，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