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鐵上讀書，突然覺得十分震驚。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一刻。我當時正在閱讀列夫·拉茲貢（Lev Razgon）的《真實的故事》（Nepridumannoe），它發表在文學期刊《青年》上。我從沒想過類似的作品能發表出來。此後，出版物源源不斷地湧現。
新出版物的數量開始呈指數增長，閱讀、與朋友交流討論讀物的做法風靡全國。1987年至1988年，大部分報刊和文學雜誌的發行量極速增加，在一年內增長十倍以上。許多受歡迎的讀物銷售一空，報刊亭買不到這些讀物。讀者抱怨要在凌晨五點報刊亭開業前兩小時去排隊，才有機會買到心儀的讀物。
閱讀雜誌、觀看電視直播、與同類朋友交談，這些活動產生了新的語言、話題、比較、隱喻和想法，最終導致話語和意識的深刻轉變。作為這一過程的結果，人們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普遍意識到，曾經看似永恆的國家社會主義其實快結束了。
義大利文學學者維托里奧·斯特拉達（Vittorio Strada）在轉型開始前曾在蘇聯居住過很長時間，他總結了自己在80年代末的蘇聯群眾中感受到的歷史加速："人們想像不出這場崩潰……它發生得如此突然，過程如此之快……終結的時間和發生的方式都令人震驚。"
突如其來的變化也相當令人興奮。一直以身為蘇聯人為榮，從來不認同異議人士的冬妮婭忽然發現，自己很快就愛上了新的批評話語，用她的話說："我感到很興奮，這一切是如此突然和意外，它完全征服了我。"
80年代末發生了數不清的故事。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潰在它真正降臨之前是許多蘇聯人意料之外和難以想像的事，但當它來臨之時，又變得如此合乎邏輯且令人興奮。許多人發現自己好像早已準備好了。人們似乎一直知道，社會主義的生活里充滿了奇怪的悖謬，這個制度一直停滯不前又不可改變，既脆弱又活力滿滿，既黯淡又充滿希望。
這些經驗引發了各種與蘇聯社會主義有關的重要問題。以悖論為核心的晚期蘇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性質是什麼？這種悖論以話語、意識形態、社會關係和時間層面上的哪種內部制度轉變為前提？此外，在這種制度中，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的性質是什麼？知識被編碼、傳播、接受和闡釋的形式是什麼？
這些問題不涉及崩潰的原因，而是關乎使崩潰成為可能而又沒有使其成為預期的條件。帶著這些問題，本書探索晚期蘇聯的社會主義（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那時距離蘇聯經濟改革尚有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在那時人們的經驗里，這個制度仍然是永恆的制度。本書通過蘇聯最後一代人的眼睛研究這一時期，關注這些人與意識形態、話語和儀式的關係，以及由這些關係引發的、諸多意料之外的意義、社群、關係、身份、興趣和追求。
二元的社會主義
今天，許多學術和新聞寫作或隱或顯地提出了某些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假設，但這些假設是有問題的。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之一。這些常見的假設認為，社會主義是"壞的"、"不道德的"的東西，是"經濟改革"之前蘇聯人民的遭遇。人們假設這種"壞"和"不道德"是蘇聯社會主義崩潰的前提。廣泛使用的術語"蘇聯政權"也暗含若干假設，用一種二元範疇來描述蘇聯的現實（壓迫和反抗、壓抑和自由、國家和人民、官方經濟和"次級經濟"、極權主義語言和反語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謊言、現實和虛偽、道德和腐敗，等等）。無論在社會主義結束之後，還是在前蘇聯時期，這些術語都主導了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描述。
在這種話語的極端情況下，蘇聯公民被認為沒有能動性（agency），他們之所以贊同"共產主義價值"，要麼是因為他們被強迫這樣做，要麼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批判性地反思它們。上世紀80年代末，弗朗索瓦絲·托姆（Françoise Thom），在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語言背景下，語言的"符號不再正常運作"，使蘇聯成為"一個沒有意義（meaning）、沒有事件（events）、沒有人性（humanity）的世界"。90年代末，弗蘭克·埃利斯（Frank Ellis）進一步說道：
當理性、常識和體面倍受衝擊之時，人格就會殘缺不全，人類的智識就會瓦解或扭曲。真理和謊言之間的屏障被狠狠地破壞了。人們在恐懼和一切智識被剝奪的環境中接受訓練。蘇聯人民永遠只是黨的思想和口號的傳聲筒，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一個容器，時而被黨的政策填滿，時而被清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