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基辛格病逝。世界對他的蓋棺論定充滿爭議，有人說他是擅長博弈的超級外交大師，有人說他是忽略小國利益的戰爭販子，也有人說他是個毀譽參半的複雜人物。我傾向於認同第三種看法。
基辛格的外交巔峰大多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包括美國結束越戰、對蘇關係緩和，阿以穿梭外交等，其中最引人矚目和熱議的是基辛格策劃的美中關係解凍。關於基辛格秘密訪華的初衷，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的書《基辛格：理想主義者》中提到，基辛格在1967年《外交季刊》撰文：「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聽任10億人口憤怒地在孤立狀態中生活」。當然這只是一個小原因，更大的原因是因為美中需要對方共同對付蘇聯。不管初衷如何，基辛格和尼克遜（Nixon,尼克森）訪華，對中國後來步入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中國對內放鬆了意識形態緊箍咒，對外招商引資、大進大出，憑藉一手改革一手開放，使得中國在其後的幾十年裡，大幅擺脫了貧困，人民生活普遍獲得改善，中國經濟迅速成長為世界老二。從這個角度看，基辛格和尼克遜的破冰之旅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破冰之旅開啟了美國為自己製造對手或敵手的行程，現在，美中兩國之間的競爭已經進入難解難分的白熱化階段。當然，那時的基辛格不會料到，中國會迅速崛起，成為美國唯一的、現實的經濟、技術和軍事競爭對手。在過去幾十年來，基辛格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始終強調中國崛起不可避免。他說，中國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無法阻止它，也不應該阻止它。」《新聞周刊》駐北京記者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2022年出版《美國第二：美國精英們是如何讓中國強大的？》（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的書。他在書中直接稱基辛格為「中國影響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
而基辛格最引人詬病的外交事件也大多發生在那個70年代。他背棄台灣，摧毀柬埔寨，把南越拱手讓給北越的共產主義政權，攪黃了阿根廷的民主政權等等。在基辛格的策劃下，美國公然轟炸併入侵柬埔寨，進而擴大了整個東南亞國家戰爭，給美國整整一代人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而當基辛格看到美國無法贏得越戰勝利後，就與北越政府舉行秘密談判，謀求美國退出越南戰爭，這也讓他獲得了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也被批評為「對自己殘酷手段造成的生命代價視而不見」。
基辛格畢生著迷於在不斷變動的大國之間取得權力平衡，以維持和平。在基辛格這位博弈大師眼裡，他的大戰略、大外交有明確的計算和衡量，代價就是小國的利益。他在《大外交》一書中描繪了對當代世界舉足輕重的領袖，包括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戴高樂、尼克遜、毛澤東、周恩來、列根、戈巴契夫等政治人物。至於小國的權利，他通常不放在眼裡。所以有人批評他的外交是「精英式外交」，是巴結強權、蔑視弱小的實用主義外交。《紐約時報》的David Sanger批評他說，為了大國競爭，基辛格經常傾向於粗暴的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特別是在與小國打交道時，他總將這些國家視為更宏大斗爭中的棋子。
對這些批評，他有一句名言回應：「一個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國家，將會既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基辛格式的外交，成就了他的美中蘇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但對小國的蔑視和忽略，也貶損了美國自由與民主燈塔的聲譽。
當基辛格從學者、外交官和政治家轉向為商人或「政治掮客」時，他照樣在安全與道德之間走鋼線，只不過安全與道德都發生了意義轉換。為了他的生意安全與業務擴張，他頻繁走訪中國，與中國各屆領袖保持密切關係，並時不時地呼籲美中關係要穩定要合作；但他畢竟是美國人，還是要有美國人的道德感，所以他會警告，美中兩國的緊張關係，會使世界末日的威脅成倍增加。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