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癌症逐漸年輕化。2020年，一項發表於《臨床腫瘤雜誌》的論文明確指出了這一趨勢。以15-39歲年輕人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在2007-2016年這十年間，各年齡段年輕人的癌症發病率都在不斷上升。
很多年輕人不得不「帶癌上班」。複雜而殘酷的現實是，他們背負著癌症治療費用這塊巨石，很多患者上有老下有小，對自己和對家庭的責任纏繞在一起，讓他們不敢停。
他們無法像老年患者那樣縮小自己的世界，一定程度上與社會斷開聯結。他們必須在職場擠出一方生存的空間。
職場上，一個罹患癌症的年輕人可能遭受到哪些阻礙和隱形歧視？生活中，他們的人際聯結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們該如何消解漫長的孤獨和恥感？
更本質地，癌細胞如同一枚潛藏在身體裡的炸彈，改變了生命的刻度，也改變了一個人看待世界的眼光。
《健聞諮詢》和三位年輕的癌症患者聊了聊。以下是她們的故事：
"遲早要屈服於現實」
和同齡人一樣，陳晨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求職期。癌症患者的身份，給她更添了許多不易。
去年夏天，她從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她的不少同學已經帶著一份堆滿了大公司名字的簡歷，搬進了金融機構和網際網路大廠的格子間。
陳晨沒有這塊敲門磚。18歲時，她確診乳腺癌，做了右乳全切手術。大學幾年，她的時間被上學、看病和做家教切割。她也跟風去大廠實習過，沒做多久就辭職了。原因很簡單，大廠的實習工資一天一百，而做家教一個小時就有一百四。同學勸她，實習是為了積累經歷。治病費用壓在身上，她想，經歷算什麼，我要的是錢。
但她也做不到像很多同齡人那樣「卷」——身體吃不消。不加班，是她找工作時最看重的一點。畢業後，她在一家頗有名氣的諮詢公司工作過。加班是日常，區別只在於加到幾點。偶爾因為身體原因請假，隔天她一定會被經理叫過去說一頓，績效也會被打低分。
連續多日加班到凌晨一點後，又是一個半夜，陳晨頂著經理的怒視走出公司，很快提出離職。現在她在一家日企工作，日企的文化更有人情味，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月薪幾千塊，她挺滿意，找到工作就行，有錢就行。
畢竟，對於罹患癌症的人來說，當前的求職季堪稱「地獄級」難度。癌症降臨的那刻，職場上很多扇門倏地關上。
首先確定無疑的是，「鐵飯碗」端不上了。《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第八條明文規定，惡性腫瘤不合格。而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對癌症的歧視已變成一種默認的規則，招聘方和應聘者對此皆心知肚明。
對正常人來說只是走個過場的入職體檢，卻是一道癌症患者難以逾越的障礙。陳晨透露，走投無路之下，一些患者到網上購買偽造的體檢報告，也有人奔向組織體檢代檢的機構。
近年來，被癌症擊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一項發表於《臨床腫瘤雜誌》的論文指出，癌症正呈現年輕化趨勢。研究結果顯示，2007年至2016年，40歲以下各年齡段的癌症發病率均持續上升。
疾病帶來的痛苦不分年齡段。但和老年患者不同的是，年輕人即使罹患癌症也無法淡出社會生活。他們有著更漫長的人生，有著更為複雜和現實的壓力，必須在職場擠出縫隙。
工作資歷不同的人，遇到的困難也不同。陳晨要撬開緊閉的職場大門。更多患者則是在工作期間查出癌症。他們中的一些人積累了多年工作經驗，是團隊負責人，是高管。治療結束後重回公司，他們要面對的是職場環境在生病前後的巨大落差。
四年前被診斷出直腸癌的周璐是一名會計師。工作多年，她的業務能力受到公司上下認可，還被交託了大量事務性工作。兩年治療期結束後，她趕緊回到公司，卻發現自己驟然清閒下來。領導很客氣，只是每一句對她身體的關照都像在暗示，她未來升職的希望渺茫。
李漾曾經周密的職業規劃也被癌症打亂。她在一家銀行總行任HR，確診乳腺癌前，手下管著一個不小的團隊。治療結束後，她去幾家網際網路公司面試過，但每次到了最後環節，她都「邁不出這條腿」，因為知道自己有所謂的既往症，很難通過體檢。她已經很久沒有更新過簡歷，對大廠生活的想像成為遙遠的記憶。
不僅如此，留在原單位的她不得不面對一個變得更加苛刻的上司。從前做慣的工作現在經常被挑刺，「說我這個不夠全，那個不夠細」。她因此懷疑過自己的能力，後來終於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領導知道她沒有退路了。
之後的一連串事件印證了她的判斷。公司進行架構調整，領導給李漾增加了一大塊工作內容，但沒給她增派人手。推選後備幹部時，她意外落選。去年年底績效考核的低分又是一次打擊。
她記得「圖窮匕見」的那刻。一次開會時，她因為身體不適告假提前離開。聽同事說，她剛走出去領導便說了一句，「遲早要屈服於現實。」
職場可以殘酷到何種程度，沒有人比癌症患者更了解。他們有過不甘心，也大多產生過強烈的想要離職的念頭。但最終，他們只能勸慰自己接受現狀。
不敢不工作
縱使在職場遇到諸多不公平，癌症患者也要緊緊抓住這根稻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癌症治療費用這塊巨石太重。
曾有親戚建議陳晨不要工作，好好在家養身體。她覺得好笑又無奈：不工作，她哪來的錢養身體？
面對這塊巨石，不是每個患者都有經濟條件良好的家庭可以提供支持。陳晨在單親家庭長大，與母親相依為命。治療期間，僅醫療費就花了十五萬，母親將家中存款盡數投進來也只是剛剛夠用。此外還有一大筆生活費用。母親從家鄉到北京陪她看病，一個月房租就接近五千。
那兩年，陳晨幾乎天天打工，甚至化療期間也會去，「因為真的很缺錢」。
即使工作多年的人，有著穩定的收入和一筆存款，一朝確診癌症，也會人生瞬間傾覆。
36歲的周璐有時想，人生怎麼就到了這一步。得了癌症後，她多了很多不敢，最大的不敢就是不敢不工作。丈夫的收入不高，她的父母也已經退休，靠養老金度日。家中的經濟重擔，她卸不掉。
她不敢細想生病以來花了多少錢，基本治療費就有小几十萬，更不用提在營養品和營養針上的開銷。她也不敢細想之後還要花多少錢。醫生說，基於現在的病情，後續她可能還要用到一款靶向藥，一個月至少一兩萬。
她甚至不敢細想自己的年紀。身邊同齡人都在努力掙錢，她花錢如流水，用朋友的話說，之前那麼拼，掙的錢全交給醫院了。與此同時，升職無望，薪水碰到天花板。每每思及此，她壓力陡增。
而當一個人有了子女，肩上的擔子變得更具象，也就更加不敢停。
周璐原本個性散漫，女兒的出生徹底改變了她。她一下子意識到自己是母親了，要承擔起責任了。這些年，周璐一邊工作一邊帶孩子，還跟朋友一起做了點小生意，每天不超過晚上12點不會睡覺，全年無休，就連坐月子的時候也不例外。
得知自己患上直腸癌的那一刻，周璐「整個人哭都不會哭」，愣在那裡。但有時，她看著孩子，覺得生活似乎也沒有太大變化。她每天照顧孩子衣食起居，輔導功課，忙碌依舊。所謂孟母三遷，她總想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那就需要一個位置更好的房子。這個問題不能想，一想就焦慮，她焦慮存款不夠，也焦慮房貸供不起，哪有本錢停下來？
周璐加的幾個病友群中女性居多，其中很多都是媽媽。她們互相鼓勵時最常說的是，「一定要強，自己強了才能保護孩子。」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不能頹廢。」周璐強調，「都是責任。」
兩枚炸彈：復發與恥感
帶癌上班如同隨身攜帶炸彈。第一枚是癌症的復發和轉移。
治療結束不等於治癒。前者只表示病灶部位的癌腫已被切除，病情得到緩解和控制，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臨床治癒的標準則高很多，要求患者在治療後生存超過五年，且沒有任何復發跡象。病人即便捱過五年，也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復發和轉移如同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日懸於癌症患者頭頂，令其惶惶。
迄今，周璐已被這枚炸彈砸到過三次。第一次最難熬。手術僅兩個月後的一次檢查結果顯示，腫瘤轉移到了肝上，已經長了四顆。得知消息時，周璐幾近絕望。她問醫生為什麼，手術時淋巴結清掃得不是很乾淨？醫生也給不出一個答案。
之後又出現過兩次轉移。這兩年，每次一聽到指標不好，她的心就懸起來。確診四年了，癌反反覆覆就是斷不了根，好像一隻打不完、干不盡的怪獸，剛被打走一回，生活好不容易恢復一點平靜，它又來了。周璐筋疲力盡。
圖1：周璐在接受治療。
還有一枚炸彈是恥感，無聲，卻一樣不容忽視。
住在小城市，周璐覺得自己臉上好像貼了一個「癌」字，別人看她的眼神都變得不一樣。熟人見到她總會多問一句，最近身體怎麼樣，聽得她心裡難受，「每天都在講癌癌癌，那個字特別恐怖。」
剛回到單位那段時間，周璐整夜睡不著，經常驚恐發作，脾氣變得暴躁，大把大把掉發。她到醫院一查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焦慮症。
焦慮的重要來源在她身上——她失去了肛門。剛確診時醫生就告訴她，腫瘤的位置離肛門很近，考慮切除肛門。她試過保肛，為此增加了放化療次數，隨之而來的是體重的急速下降，以及服用大量止痛藥劑才能勉強緩解的劇烈疼痛。
但肛門最終還是沒保住。手術前醫生讓她自己選，保肛還是保命。當天平的另一端是性命，她只能捨棄肛門。醫生將一段可用腸管拉出，縫在腹壁上，從此她的肚臍左邊留下了一個永久性的造口，以及一個每天貼在身上的造口袋，用於收集排泄物。
身上多了一個造口，周璐的神經時刻緊繃著。她不敢用力，所以不再搬運重物。她也怕擠壓到造口，所以再沒穿過緊身的衣服。
更尷尬的是，她的排便變得沒有規律，無法控制時間和地點。她可能在開會，可能在作報告，可能在吃東西，同時就在排便。雖然每天次數不是特別多，但也有她處理不好的時候，會漏氣或漏味。她覺得自卑和苦悶，但不知能對誰訴說。
也有人主動選擇不「隱身」。很多乳腺癌患者會在結療後做乳房重建，陳晨沒有，她找不到這樣做的理由。這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做出的決定。所有人都勸她：做乳房再造吧，這是為你好，你的生活品質會更高，你也會更有信心。家人這樣說，戀人這樣說，主治大夫也這樣說。
陳晨沒有被動搖。身體的殘缺在別人眼中可能顯得可怕，但她自己不在意。她活著不是給別人看的。
孤獨的，隱身的
最傷人的往往不是制度性的歧視，而是來自身邊人的不理解。患病後的種種痛苦，健康人很難真正共情。
得病後，李漾只休過三個月的病假。她考慮過辭職養身體，但父母一聽就強烈反對，怎麼可以不上班，沒有社保怎麼辦。她的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思維傳統，在他們眼中，李漾所在的銀行總行是穩定、體面的代名詞，這麼好的單位能留就留。
為了工作的事，她和父母吵過不知多少次。今年年初，又一次激烈的爭吵後，父親讓她去精神衛生科看看。她去了，做了全套的心理測評，結果顯示一切正常。李漾只能慢慢練習隔絕父母的聲音，「他們是控制欲很強的人，沒辦法。」
令癌症病人更心寒的是家人朋友嫌棄的目光。在封建觀念中，一個人罹患癌症，會被認為沾染了晦氣，變成了不吉利的象徵。
陳晨的姥姥關心她，但自她生病後，姥姥的心中便長了一根刺。她覺得陳晨丟了她的臉，拖了家族的後腿，讓她被街坊鄰居瞧不起，讓她這輩子都沒辦法再在朋友面前炫耀了。
還有一個她從小認識的好朋友，知道她生病後態度大變，明明在一個地方生活，但「怎麼叫都不出來」。多年情誼冷淡下來。她心裡明白，現在的人都是向上社交，你病了，人家就覺得你是個沒用的人了。
被家人嫌棄，被朋友疏遠，陳晨一開始會「揪在裡面」，想不開。癌症又不是傳染病，她也不是因為做了壞事才生的病，為什麼要被這樣對待？
後來她逐漸意識到，除非有過類似的經歷，否則旁人很難對患癌的苦痛感同身受。今年，她一個朋友的父親確診胃癌，朋友一個人忙前忙後，近距離感受到父親患病時承受的巨大痛苦，後來對她感慨，現在才知道原來她這麼不容易，原來抗癌這麼艱難。
有時，社會對癌症的歧視還會包裹著一層「為你好」的外衣出現。
大三那年，陳晨拿到了保研資格。輔導員勸她放棄，理由是讀研究生的壓力大，不適合她。她想反問，不適合讀研，那麼她就適合996的生活嗎？但她不想鬧得難看，畢竟大學四年輔導員幫過她不少。最後，她簽下了放棄保研的承諾書。
這種「關照」浸潤大多數患者的日常生活。病史被別人得知後，他們被同情，被憐憫，與此同時，他們也被隔離出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要被視作正常人，患者首先要調整自我認知。有的病友回去上班後會「玻璃心」，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應當被照顧，李漾不認同這種心態，畢竟公司不會因為關懷個別員工而將業務進度滯後。重回單位後，她懷疑過自己的能力，但看到其他同事能做的事她也都能幹，還能幹得挺好，她的自信心逐步恢復。
圖2：公司同事表示，會儘量照顧重回單位的李漾。
重回正常人世界的渴望，使得疾病成為一個秘密。在陳晨的公司，沒有人知道她生過病。每月一次的例行開藥是個麻煩事，每次請假時她都要絞盡腦汁編理由，想到這個她就頭疼。
守住這個秘密，因為「不必」，也因為「無用」。「畢竟，最後都得靠自己爬出來。」陳晨說。
當人生無法被規劃
癌症治療結束後，患者大多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複查。生命的刻度自此改變。
長期的職業規劃不再現實，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憂患意識。李漾放棄了跳槽去網際網路大廠的打算，但銀行也並非朝陽行業。
李漾心裡有數，得為自己找好後路。她曾在小紅書發布過幾條有關治療的博文，沒想到收到了許多點讚。她意識到其中有賺錢的空間。這兩年，她考下了三級公共營養師證，學營運，練文案，狂補各種專業知識，現在，她經營著一個主打身心食療的自媒體帳號。
這條路不好走，但至少她已經上路。李漾盤算，萬一哪天退崗回家，她還有一技之長，可以養活自己和孩子。
被疾病改變的還有金錢觀。受家中女性長輩影響，李漾最大的愛好就是買衣服。生病後，她把衣服全部理出來，跟自己說，就這麼多了，真的穿壞了洗壞了才可以扔掉。
到底是努力攢錢還是及時行樂，更多的人在這兩個選項之間搖擺橫跳。
比如陳晨。大多數時候，她在吃穿用度上能省則省。在北京，她不想把大半工資都花在租房上，於是另闢蹊徑——住青旅，這樣即使住在朝陽區的繁華地帶，一晚也只要七十元。但有時她很捨得。她喜歡看電影，一張電影票的價格低則四五十元，高則八九十元，付款時她很少猶豫。
她的存款小目標是十萬元。至於什麼時候才能實現，陳晨決定「隨緣吧」。
人生正是滿懷抱負的階段，突然遭遇劫難，平靜實現起來並不容易。
為緩解焦慮，李漾加入了幾個心理陪伴營，「能量」成為她生活中的高頻詞。微信群中大家互相誇讚，這被「身心靈」同好稱作「加持能量」。遇到新朋友，如果發覺對方的「正能量」很低，她會主動減少接觸。
今年夏天，李漾托朋友找大師算了一個星盤，想知道自己何時轉運。對面發來一條簡單的消息：2029年。
後來，在很多個她感到焦慮的時刻，她都會想起那個預示著遙遠未來的星盤。
她安慰自己，「反正要等到2029年，現在都是積累期，不著急。」
當生命以半年為期，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找到了全新的坐標。
有時想到戛然而止的職業道路，周璐覺得灰心。這種時候，她會想想那些經歷戰亂的國家，無數的婦女兒童流離失所甚至被虐殺，反觀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戰爭的國家，她覺得自己應該知足。
她教育女兒，人的一生會發生太多意外，能健康平安活到老，這已經是很大的本事了。從前，她希望女兒門門功課都要考到90分以上，現在，她會讓女兒多運動，出去玩。
圖3：周璐和女兒在火龍果園
李漾也是如此，她對孩子教育的重點從追求高分轉為對健全人格的培養。她希望兒子成為一個會溝通、有責任心、能夠正確面對生活挫折的人。
在家樓下的小花園，李漾總能看到幾位老人湊在一塊拉家常，夏天搖著蒲扇，冬天戴著毛線帽，話題無非是今天燒的菜，昨晚看的電視劇。
從前的她只會匆匆走過。現在她常不自覺地駐足，感慨道，這樣的生活真好。
（應受訪者要求，陳晨、周璐、李漾為化名。）
作者後記
癌症在陳晨18歲那年不由分說地闖入她的生命。無法避免地，她比從前更多地思考生死，更容易感到悲傷。但同時，殘酷的命運也重塑了陳晨看待世界的尺度，將她雕刻成了一個更柔軟的人。這是癌症留在她生命里真正的印記。
我忘不掉陳晨初見我時說的一番話。那日，她一落座便拋出問題，「對你來說，死亡是什麼？」
她很快自問自答，「對我來說，死亡是一個人身上散發的混合著藥水和體液的味道，死亡是數不清的CT片子和病理報告單，死亡是醫生的一句嘆息，死亡是社會的歧視和家人的不理解，死亡是最後變成一個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在你的世界，死亡可能是一個抽象的、遙遠的概念，但對於我，死亡就是這麼具象，如影隨形。」
她嘆了一口氣，指著桌上的香薰蠟燭，放緩語速，「我的生命就像這隻蠟燭。我知道它會燃盡，甚至燃盡前每一刻的樣子，我都可以想像。問題在於，一個人知道死亡的形狀後，應當如何度過剩下的一生？」
這個鎮靜地談論死亡的女孩，是如何做到消解命運的殘酷，如何做到傷感但不悲怨？在之後的交談中，我找到了答案。那些經歷過的冷眼和歧視，淬鍊出了一顆更柔軟的心。
陳晨坦言，患病前，她對弱勢群體缺乏真正的同情。現在不一樣。比如，她走路時會格外留意觀察盲道，如果注意到盲道設計有問題，是斷頭路，或是發現盲道被占用，她馬上就會打12345反映。
「只有變成了弱勢群體，才能真正理解其他的弱勢群體。大家都是當前社會結構下的弱者。」陳晨說。
只是，探出頭關照世界的時刻如彗星划過夜空，更多的時候，她不得不埋頭處理自己生活中的苦痛和掙扎。
那日臨近分別時，我們一同走進地鐵，表情淡漠的面孔從我們身邊魚貫滑過。
「有時候覺得，我的生活像一潭死水。」陳晨的聲音很低。
她隨即自嘲，「你說我前兩年怎麼沒想過這種問題呢，只想著怎麼活下去了。還是太閒了，日子過得太好了。」
沉默間，兩列地鐵幾乎同時來到。我們走向反方向，她對我揮手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