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在運動連著運動，階級鬥爭不斷的年代裡。家庭出身的成分不好，紅太陽就天天照耀在頭上，從來也沒有落下去的瞬間，所以每時每刻感覺到的是一份灼熱以及被光環刺得晃眼的苦惱。我們不說話，就在那樣昏昏沉沉的日子裡活著。很多很多年以後，有一個法國朋友跟我說：「如果我度過像你那樣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我就去自殺。」
我對她笑笑，既不驚訝也不認同。這實在不過是說說而已，真的生活在那個時候，人的本能和對生命的渴望，是很難讓任何人下定決心去死的。特別是周圍，還是有很多年輕人有一份幸福感，不知不覺中你會被感染，你會產生羨慕，找不出其他跡象來說明自己為什麼活得那麼糟糕的原因時，你更是本能地希望去改變什麼，目的就是為了能讓生活變得好一點。當他們被毛澤東稱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時候，你實在會不由自主地想去沾點光。至少我是這樣，因為我還是不肯承認自己是社會的「渣滓」。
但是，一個回頭，從別人身上看見的是自己的影子，認出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擁擠在生活的黑暗中，從亮處往暗處看時，什麼都看不清楚。於是我們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名字，習慣地被人家直呼為「黑五類子女」。這個時候，我對於社會，感受到的便只有憎恨和唾棄。只有到今天，我終於從紅彤彤的時代走出來的時候，才剛剛敢於和八九點鐘的太陽做一次比較，我才敢於給自己一個比較「小資」的稱呼，就稱它為晚上的「月亮」吧。
但是，月亮在黑暗中升起來的時候，我又有點害怕回憶過去，不是因為那時候的苦難太深，是在生命走過了一大半的時候，還在訴說那些辛酸、痛苦的往事的時候，怕有一份顧影自憐的樣子。特別是和父母的朋友接觸以後，和那些在監獄裡關押了二十多年的老人談話以後，我突然覺得，我們的這些苦難已經不足以啟齒了。
賈植芳教授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1979年的時候，他剛從監獄裡出來。借了復旦大學一個工人的軍大衣去北京開會。正是這個時候，他的嫂子（李大釗的女兒李新華）去世了。他和哥哥一起為嫂子去買骨灰盒，工作人員走來匯報說：「最貴的是120塊錢，另外就是80塊錢的。」
他哥哥說：「就買最貴的吧，買一個120元的。」
那個人說：「不行，只有部級幹部才能買那個。李新華同志是個處級幹部，只能買80塊錢的。」
當時，他哥哥聽了非常難過，痛苦地說：「那就只能買80塊錢的了。」
賈植芳教授跟他哥哥講：「不要難過了。我死了，3塊錢的都沒有人賣給我。」
他哥哥的臉馬上板了起來：「你改造了20多年，頭上還戴著帽子，講話還是這麼隨便。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北京！」
聽到這裡，我實在忍不住放聲大笑，那肆無忌憚的笑聲沒有改變賈先生的口氣，他繼續不動聲色地跟我說：「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活著有等級，死了還有等級。」
這時候我聽到了黑色幽默以外的東西，這是一個提示，提示我怎樣去重新認識我們過去的生活。
「黑五類」在昨天作為一種特別等級的階層，視為階下囚的日子已經被現代人遺忘了。用林賢治先生的話說，這是一個被忘卻的群體。即使我努力去「憶苦思甜」，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因為過去和現在都由不得我們任何人把握和左右的，甚至連忘卻都變得那麼自然。無論我多麼真誠地跟現在的年輕人講述，他們也嚴肅不起來，也感受不到那個時代的恐懼和害怕。常常是我自己被弄糊塗了，是我表達不清，還是當時我真有那麼痛苦？似乎我在編故事，越說越像假的，因為我說話的時候態度過於認真。
所有朋友回憶我過去的樣子，就是那個散漫和無所羈絆的一個人，我對自己的出身一點都不自卑。我真的有那麼瀟灑？其實，夜晚的月亮，將很多事實掩藏在黑暗之中。作為一個人，我即使已經談不上什麼自尊心的話，至少有那麼一份虛榮心，我也渴望體面地活下去的，我總想給自己保留最後一點體面。於是在被人家恥笑、唾棄夠了以後，我努力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也許是因為我太在乎了。
只記得，當我在農村插隊的時候，看著一個一個人先後離開生產隊，大家都在改變自己的命運時，我還留在村子裡原地不動。周圍的人沒有因為我留在那裡而讚美我，更沒有人同情我；而是從中悟出我的「問題」。那是什麼問題？誰都不用多說，已經看出我就像村子地主富農的子女一樣糟糕。就這樣，我在農村呆了整整九年。
看見大家都走完的時候，我連沮喪的願望都不想有，我知道沮喪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只有認命，只有在太陽重新升起來的時候，努力地活下去。每天晚上，入睡的時候，我會給自己一個假設的成就感，那就是我終於又戰勝了一天。最後，當集體戶的人都走完的時候，我沒有參與那些送行或者告別的隊伍，我跑得遠遠的，我把自己置身於人群之外，趕了五里路，到大隊部買煤油去了。我努力把自己處理得「隨意」一些。
那時候起，我越來越感覺到命運是由不得自己把握的。家庭出身一欄里，我們填上的東西，就像是法院裡的判決書，可以將人死死地釘在十字架上，沒有改變的餘地。於是，我必須跟自己說，宿命是一個善良的精神寄託！真的，靠著它，我度過了那些無奈的年代。它讓我做了一件至今都感覺到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從來沒有對我的父母有過任何抱怨。儘管我根本不了解他們，父親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我只有22個月。
從來沒有一個人向我解釋這裡面的懸念，也沒有人敢於去思考這個運動的真實目的，更沒有人能夠憑良心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我不對父母發問，我不懷疑他們，我堅定地跟隨著宿命的意識往前走。
只是多少年以後，我才明白，這種命運的不合理也不是什麼特別奇怪的現象，只要一個國家沒有實現法治的時候，這種現象時時刻刻都會重演。即使在法國，在資產階級革命那麼早就發生的國家，當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在雨果的《1793年》裡，讀到的是一群一群的貴族被送上斷頭台，而他們的子女和家屬，誰也無法倖免降臨到他們頭上的苦難；當史達林的「大清洗」開始的時候，同樣的災難落在這些「反革命」家屬身上；後來，希特勒上台了，猶太人的後代乾脆就直接和父母一起被送進了焚屍房。再到後來，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這麼大規模的集體性的災難落到我們身上，也就變得不足為奇了。
但是，讓人無法解釋的是，我們是處在和平時期，我們的災難卻延續了那麼長的時間，是我們自己人在給我們同一個民族的人製造毀滅，你全無防範。突然，紅色恐怖就降臨了，有人走到你的面前，無理地讓你低下頭，不明確地暗示你，從此你就是被欺壓被制裁的劣等人種類。現在重新理解那時候的處境，顯現給我的是一份黑暗，而這份黑暗在消失以後，留給我們的是一份荒謬。就像賈植芳先生講的故事，有那麼一點滑稽，又覺得有那麼一份可笑，但是，笑著笑著就覺得什麼地方不對了，笑不出來了。於是，我們就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狀態。
表面上，這黑色幽默有那麼一點不正經，但是不感覺到這些荒謬的時候，正經就會顯得更加可笑。記得小時候，我沒有朋友，特別是到了文革的時候，誰都不理睬我。因為我的「成分」好像不入「流」。地富反壞右的子女，覺得就是我的父母整治了他們，所以我吃苦是一種報應，他們與我的矛盾是水火不相容的；資本家的孩子認為，我是「土八路」的後代，不是他們階級隊伍能容納的人；而幹部子女也蔑視我，因為我父親是1955年就出了問題，輪不上我是「走資派」的後代，級別太低！
就這樣，我夾生在這些「黑五類子女」中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朋友。等級如此森嚴，人人都被清楚地劃分在三六九等不同的階級，即便是「黑五類的子女」，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如走進了地獄，當了死靈魂，依然需要重新劃分。
我想，在昨天，這個糟糕的家庭出身沒有給我帶來幸福，在走過了二十多年的噩夢以後，我是屬於幸運的那一類，我存活下來了，並且沒有被徹底地毀滅。恐懼，一直在後面逼迫著我們這些可憐蟲，讓我拼命地去追趕明天，但是就是弄不清楚明天意味著什麼，還會是什麼樣子，總有一種愚蠢的認識：明天會比今天好。實在是因為我們在常規里看不到希望，而偉大的「語錄」只讓我們的生活陷入更加地混亂和晦澀。我們不斷地高呼著「萬歲」，同時我們已經不相信這個世界了，我們偏離自己祖先的傳統文化越來越遠。
整個社會就這樣被摧殘了，傳統文化被割裂了，然後就是社會的道德沒有了。而我們這些人，在經歷了長期的噩夢以後，心態被搞壞了。一個一個完整的個體被腐蝕，我們的自尊心喪失殆盡，對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公民認識都不給予我們理解的權力，我們沒有選擇地降臨到這個世界，我們沒有選擇地接受厄運的出現，我們更沒有選擇去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大概是我們「黑五類子女」最深的悲哀。
現在這個群體消失了，這是一個時代的進步。我們的生命不必再為少數「偉人」鋪路，實際上作為鋪路石的時間和作用已經是太久了。我們每一個個體的價值，喪失得也太多了。可是，喪失和傷害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這之後，還有多少人可以重新站立起來？不僅是因為精神力量的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生命就在這「長期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被奪去，被毀滅。
過去了就意味著無法再找尋回來。只是希望這些慘重的代價，能夠換取我們今天對社會的認識，讓我們平等地活著，不要將社會等級劃分明確，一旦人的頭腦中有了等級思想，而以等級來思維的話，只會鞏固社會中不平等的東西。我們作為獨立的一個人的價值也會再一次喪失殆盡。
晚上的月亮該漸漸地落下去了。
（摘自林賢治主編《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