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Project Syndicate2023年12月15日
作者：達倫·阿西莫格魯，西蒙·詹森
譯者：白丁
已故的亨利·基辛格精心策劃了美國的「向中國開放」政策之後，中國逐步實行的經濟改革成功地使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對於美國工人來說，這個故事的結局並不美好，他們將因唐納德·川普領導下繼續延續的基辛格的實用政治而受到損害。
波士頓——即使是亨利·基辛格的嚴厲批評者也承認，美國總統理察·尼克森1972年的訪華永遠改變了地緣政治。在基辛格策劃這一外交開放之前，美國領導人將世界定義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任何有共產主義朋友的人都可能被貼上危險的「紅色」標籤。在基辛格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控制得以在全球市場體系內蓬勃發展。
然而，在慶祝中國經濟「成功」的同時，基辛格的中國戰略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所付出的代價卻被忽視了。如果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2025年初再次當選總統，這一中國策略可能會占上風，但形式會更加危險。
幾十年來，基辛格一直在直言不諱地倡導與中國做生意，他通過向中國敞開大門賺了很多錢。他所做的，包括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和平抗議者被屠殺後向鄧小平提供支持。在屠殺不到兩個月後，基辛格寫下了這段著名的話：
「世界上沒有哪個政府會容忍其首都的主要廣場被數萬名示威者占領八個星期，他們封鎖了主要政府大樓外的空地。在中國，如果首都表現出無能為力，各省潛伏的地方主義和軍閥主義將被釋放出來。因此，鎮壓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殘酷程度令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是隨後的審判和史達林式的宣傳。」
隨後的一段話包含了對基辛格實用政治最清晰的定義：
「儘管如此，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仍然太重要，不能因為一時的情緒而拿兩國關係冒險。美國需要中國作為制衡蘇聯的亞洲野心的可能力量，也需要中國在日本眼中保持作為亞洲事件的關鍵塑造者的地位。中國需要美國來制衡蘇聯和日本的野心。作為回報，中國將在亞洲發揮適度影響力，而不在世界其他地區挑戰美國。這些現實並未因事件而改變。」
這成為尋求對華投資的美國外交政策大師和商界領袖的標準說法。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騰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台灣、歐洲和美國的公司競相建造工廠以雇用廉價的中國勞動力。但一旦經濟開始增長，工人自然（且合理）地想要更多補償，這可以來自勞動力市場競爭，也可以來自集體組織下對提高工資的要求。
這就是英國、歐洲和美國工業革命最終發生的情況。雖然工廠主最初樂於使用暴力鎮壓工人，例如1819年彼得盧大屠殺（Peterloo Massacre）和1892年家園罷工（Homestead Strike），但不斷增加的政治壓力使改革開始實施。這些變化標誌著工業時代共同繁榮的開始。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成果開始與組織得更好、在更民主的政治環境中運作的工人分享，技術開始以創造更多高薪新就業機會的方式被應用。
幾十年來，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很小，對投資者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其基本上無限的廉價勞動力供應——這個中國資產是由政府資助的基礎設施和旨在取悅企業主的政策支持。在白宮的鼓勵下，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銀行最大的借款國，隨後在外國投資者和七國集團官員的要求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繁榮，得益於人民幣的刻意貶值（這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和規範）和持續的勞工鎮壓。這種結合很快導致中國廉價商品大量湧入美國，加速了中西部和美國其他地區製造業的衰退，1999年至2011年間，超過200萬個就業崗位流失。
中國融入全球經濟自然使其實現了GDP的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但不平等現象急速加劇，經濟增長主要受益者是受過教育、人脈廣泛的城市專業人士，而不是收入仍然受到抑制的普通農民和工人。對於中國受薪階級來說，一條較少依賴廉價勞動力和補貼出口的替代發展道路（如東亞其他地區所採用的）可能會好得多。
無論誰在明年11月當選美國總統，白宮都將面臨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國——即使考慮到中國的出口仍然是美國人生產和消費的大部分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現實。儘管川普大肆談論對抗中國，但他無原則的交易做法代表了基辛格逐利的實用政治的加強版。和基辛格一樣，他認為沒有必要捍衛人權和民主等價值觀。
但更糟糕的是，基辛格的中國歷史理論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中共領導人必須認識到，或者他們的繼任者將會認識到，」他在1989年警告說，「如果得不到受過教育的團體（他們為被撲滅的抗爭注入了部分活力）和工人（他們是生產所需的真正力量）的支持，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然而，最終，中國共產黨僅僅將改革作為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工具。現在，黨的領導層更加關注其全球權力和地位，而自由化的改革已被放棄——甚至被逆轉。
這就是基辛格的遺產。美國及其盟友不應在此基礎上繼續執迷不悟，而應該對中國進行更有原則的接觸並泛化對華貿易。這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最初願景，當時人們認為，只有堅定致力於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國家，才能不受限制地進入美國市場。隨著美國重塑其全球經濟參與活動，它必須確保國內創新、投資和就業政策，服務於使所有美國勞動者共同繁榮這一目標。
基辛格的對華政策基於他對美國實力相當狹隘的理解，因而未能實現上述目標中的任何一部分。川普也只對權力——他自己的權力感興趣。在川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基辛格思維模式將會導出合乎邏輯的結果，即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讓少數人受益。
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與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合著《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困的起源》(Profile,2019)，並與西蒙·詹森(Simon Johnson)合著《權力與進步：我們與技術和繁榮的千年鬥爭》（PublicAffairs，2023）。
西蒙·詹森（Simon Johnso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COVID-19政策聯盟聯合主席、以及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系統性風險委員會聯合主席。他與達倫·阿西莫格魯合著了《權力與進步：我們與技術與繁榮的千年鬥爭》（PublicAffairs，2023年）。
原文連結：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kissinger-china-trump-cynical-transactional-realpolitik-is-bad-for-us-workers-by-daron-acemoglu-and-simon-johnson-2023-12?a_la=english&a_d=657c2f850d24facf8c7457d7&a_m=&a_a=click&a_s=&a_p=homepage&a_li=kissinger-china-trump-cynical-transactional-realpolitik-is-bad-for-us-workers-by-daron-acemoglu-and-simon-johnson-2023-12&a_pa=curated&a_ps=main-article-a2&a_ms=&a_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