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1987年12月，戈巴契夫第一次華盛頓之行時竟帶上了克留奇科夫——而第一總局領導此前還從未有過陪同蘇聯首腦一起訪問西方國家的殊榮。更重要的是，Z書記相當依賴克格勃首腦提供的情報，或者不如說，後者可以決定Z書記能看到哪些信息，不能看到哪些。
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走馬上任時，捕手的是世界最大的特殊機構。這一機構擁有近50萬工作人員，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20餘萬克格勃邊防軍）、掌握了黨和政府的通訊（6萬通訊部隊）、掌管了蘇聯領導層的保衛、休憩、日常消費，並負責運行戰時指揮場所，既是蘇聯對外搜集情報、對敵國進行顛覆破壞的手臂，也是監視國內一切不穩定因素的眼睛。
它一年有35億盧布的預算，而且開支不受任何外部監督。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Z書記，而當政治局隨著戈巴契夫主導改革的深入，越來越被架空之時，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與其說它是一個機構，不如說它是一個國中之國更為確切。
比起蘇聯軍方、外交部、軍工複合體等獨霸一方的勢力，克格勃擁有一個它們都沒有的獨門優勢——信息。儘管沒有明確法律規定，但克格勃實際上可以以「革命」和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國內一切人、一切機構進行竊聽和監視，並可以伸出觸角，從世界各處的茅屋和官邸搜集情報。
因此，克格勃首腦就仿佛是一隻安坐巨網中央的蜘蛛，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在他這裡匯集，並由其取捨、加工後送給Z書記等情報消費者。這一權力看似不顯山露水，實際上是驚人的。比如，當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與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視各自的部門為禁臠，並對他人的領域一無所知時，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卻可以憑藉掌管信息管道的優勢，對國防和外交都有發言權。
在戈巴契夫還「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員的時候（蘇聯政治局未設常委），他曾經和另外一名同僚找到安德羅波夫，想要看國家預算資料，遭到了後者的回絕：「那可不行！你們問得太多了，你們無權知道。」
或許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戈巴契夫一直將克格勃視為他改革的支柱。1986年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巴契夫在就改革方案做報告時，特別提及：「在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破壞活動日益增長的情況下，國家安全機關所擔負的責任也日益重大了。它們在黨的領導下，嚴格遵守蘇聯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敵人的陰謀，制止種種破壞活動，保衛我們祖國神聖的邊界。」
這段話實際上是對史達林和勃列日涅夫時期政策的一脈相承。這是因為，克格勃不僅可以為他的改革提供必要的鐵腕支持，也可以通過經濟和工業情報的搜集與竊取，為蘇聯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戈巴契夫受克格勃的影響很深，特別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總是親自給戈巴契夫送來。有時是親自把密信封好給戈巴契夫送來，很少假手秘書。
克格勃，全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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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的「新面貌」
當「新思維」「改革」「公開性」等名詞響徹東歐之時，克留奇科夫也做出了一些改變以適應新形勢，比如在克格勃歷史上首次在自己辦公室接見美國大使、增加在新聞媒體的曝光率、拍攝對外宣傳電影等。
不過，用克格勃的行話說，克留奇科夫這位安德羅波夫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一手栽培的人物，骨子裡始終是一個「契卡分子」，即始終抱著你死我活的鬥爭觀念在看待世界。
比如，安德羅波夫在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一直堅信，美國里根當局即將對蘇聯發起全面核襲擊，並將搜集該方面情報列為最優先事項，舉行了代號為「瑞安」（即俄語「核飛彈襲擊」首字母的縮寫）的全球性行動。
儘管駐西方的蘇聯情報人員對這一臆測普遍不相信，卻無人敢拿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開玩笑，不得不根據上級制定的情報搜集範圍，揣摩上層喜好搜集甚至編造相關情報，這又進一步加深了安德羅波夫對戰略局勢的判斷。
這一方面反映了蘇聯此時對美國決策層已缺乏滲透，拿不到高質量決策情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蘇聯的情報工作越來越陷入陰謀論的老路，現實感越來越差。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就毫不客氣地將莫斯科對里根政策的解釋描述為「偏執狂式的」。
安德羅波夫去世後，隨著國際局勢的緩和，以及英美當局向蘇聯暗示並不存在核打擊的打算，這一預測更顯得異想天開，但克留奇科夫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都始終醉心於「瑞安」行動，他曾抱怨說：「和從前一樣，我們的確缺乏關於新型武器及其運載工具方面的秘密情報。」
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指責西方在出口給蘇聯的糧食中做手腳，「提供不衛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穀物和帶有超過平均放射指數或有害物質的產品」。這又被證明是無稽之談。
對蘇聯興起學習現代管理方式熱，克留奇科夫也十分警覺，他馬上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制定了個別地培訓代理人的計劃，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給他們在國民經濟領導崗位的管理辦法。
克留奇科夫對國內改革派恨得咬牙切齒，他眼中最大的叛徒就是戈巴契夫的文膽、曾長期擔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向戈巴契夫匯報說，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參加與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的學生交流活動時，就被美國發展為間諜了。
戈巴契夫自然沒有相信這一鬼話，對他人笑稱原來雅科夫列夫還有一條「哥倫比亞的尾巴」，但克留奇科夫繼續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攻擊雅科夫列夫是外國間諜，以至於後來機關內的工作人員都在竊笑。
克留奇科夫在找不到把柄的情況下，口不擇言，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雅科夫列夫對衛國戰爭的勝利表示喜悅，因此身份很可疑。但實際情況是，雅科夫列夫在蘇德戰爭中，作為海軍步兵參加了激烈的戰鬥，在戰後作為殘廢軍人瘸了一條腿回家。而克留奇科夫在二戰時，一直在後方做共青團的工作，從未上過火線。
當後者拼命攻擊前者不夠愛國時，這一反差是極為諷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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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獸的垂死一搏
當這樣一位人物被舉到高位、並深獲倚重之時，戈巴契夫的改革其實已經是建立在危險的流沙之上。
克留奇科夫從自己的立場和愛憎出發，利用對情報的壟斷，大大縮小了上層的視野，使他們不能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他甚至並不需要造假，只需通過對情報原材料進行取捨和組合，即「告訴部分真相」，就能如提線木偶一般操縱情報消費者的判斷。
比如，在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之時，克格勃不斷向戈巴契夫送去這三個加盟共和國的人民反對獨立的情報。但卻不提這些反對者都是蘇聯官方組織起來的，參加的人都是共產黨員和講俄語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數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獨立的大量材料，卻故意避而不提。
克留奇科夫之所以能這樣上下其手，還與蘇聯的情報利用體制中的痼疾有關。
美國中央情報局非常重視「地方性知識」，鼓勵一線人員在上報時，對情報大膽進行初步解讀，從而充分利用一線人員的判斷力，減少信息在向上流動時的損耗。而此時的克格勃恰恰相反，不准下級妄加議論，只需上報原始材料供上級英明決策。
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黃金時代」相比，克格勃此時已經蛻變為一個官僚氣息非常濃厚的組織。一位負責政治情報的軍官承認：「為了取悅上級，我們弄虛作假，呈送假情報，並依照『把什麼都推到美國人的頭上就萬事大吉』的原則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麼情報，而是自我欺騙！」
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蘇聯體制具有自殺性，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長於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環境，對西方社會很熟悉，在被滲透對象中活動起來如魚得水；而蘇聯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長於封閉體制，只能通過課本來認識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國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又實行嚴格的軍銜制，等級森嚴的官僚制進一步阻絕了上層不想聽到的信息，使上層對大勢更加閉目塞聽。
「幾乎沒經過整理加工的情報的洪流同時匯集到克格勃主席的辦公桌上，由他來挑選，什麼情報值得引起國家最高領導的注意。」末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回憶，克格勃主席不得不隨時隨地、利用一切空餘時間批文件。這是因為「對情報的加工水平如此之低，情報的數量又如此之多，不採取這種方式，未必能應付得了。用這種辦法，用這種情報半成品，是不能做出高水平的政治決定的」。
1990年秋，在民主派計劃一次群眾遊行的前夕，克留奇科夫向戈巴契夫報告，示威者計劃衝進克里姆林宮，用專門的鉤子和繩子登上克里姆林宮高高的城牆（須知圍牆高8-12米）。戈巴契夫居然相信了這一類似於中世紀攻城戰的臆想，在遊行前調動了軍隊入城，最終也未能阻止遊行，反而嚴重影響了自己的聲望。
在蘇聯存續的最後歲月，隨著多年來蟄伏於蘇聯體制內的危機全面顯露，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巴契夫實行緊急狀態，通過對社會恢復強力管制，來挽救蘇聯。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
而戈巴契夫遲遲不願動手，使克留奇科夫覺得他「軟弱」——在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術語中，這是一個對領導人物的致命評價。加上西方傳來的情報顯示，戈巴契夫在西方的威望正在逐步降低，更使克留奇科夫覺得「彼可取而代之」。
1990年12月8日，克留奇科夫在盧比揚卡的辦公室召見了其心腹，命令他們準備一個關於宣布緊急狀態時，為保持國家「穩定」需要採取措施的報告。
1991年7月23日，戈巴契夫同意了新的聯盟條約，將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下放到各個共和國，並計劃在克里米亞度假回來以後，在8月20日簽署該聯盟條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