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政治犯家屬寫給獄中親人的情書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節，又叫做聖瓦倫廷節(Saint Valentine’s Day)。相傳，在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要求所有單身青年男性從軍，不得結婚。然而，一位名叫聖瓦倫廷的天主教神父為了「讓有情人終成眷屬」，秘密替青年男女徵婚，結果遭到當局逮捕並被處死。
然而，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和香港，被關押的良心犯和政治犯們，卻依舊面臨著有「情人無法團聚」的悲劇。情人節的前一天，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權捍衛者(CHRD)共同發布了三封來自政治犯愛人的情書。情書的作者分別是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的未婚夫野渡和人權律師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在情人節這一天，他們的愛人均因為從事中港的人權活動而身陷囹圄，「有情人卻難成眷屬」。
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自2017年8月從中國陝西省榆林市的家中被帶走以後，沒有任何關於他下落的信息，一直處於失蹤的狀態。中共當局對高智晟採取不審不判的態度，也對其親屬的追問不做任何回答和解釋，更對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抗議完全置之不理。目前高智晟被秘密關押的地點不詳，生死不明。
高智晟，圖片來自大赦國際
他的妻子耿和寫給他的信如下：
親愛的智晟，
你還好嗎？在冬日，中國的北方寒冷肅殺，我總是擔心你的身體。沒有家人陪伴，你將如何熬過這苦寒歲月。我多麼想看見你，照顧你，彼此溫暖。
和你十六年的愛別離苦，讓每一個都那麼的艱難，讓每一個有關於你的音信都那麼珍貴，而最近你的音信還是七年前的。
你還記得嗎？34年和你相識相愛，相信彼此終生不離不棄。但命運讓我們生離死別，唯有靠信念，讓我們心中仍然是一個完整的家。
過年就要到了，情人節也臨近了，在這樣的日子，我多麼希望你能夠突然出現在我眼前，我們一家人團聚了。
智晟，所有這些磨難，最終讓我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堅強的家庭。我和孩子會勇敢堅強下去，直到你回家的那一天。你也要堅持住，無論遭受何種困境，請一定要回來。我們永遠等你，永遠愛你。
你的妻子耿和
2024年1月30日
前支聯會副主席、人權律師鄒幸彤，因組織香港維園六四悼念晚會而在港警被拘留，根據《香港國家安全法》，她將面臨長達10年的監禁。她的未婚夫、同為活動人士的野渡目前生活在中國廣州市的警方監視之下。
鄒幸彤，圖片來自大赦國際
野渡寫給鄒幸彤的信《卿卿如晤》如下：
卿卿如晤，第一次知道這四個字，是在讀中學時，課文收錄了林覺民的《與妻書》，意映卿卿如晤，親愛的你，我要離開你，革命去了。年紀尚幼的那時，理解不了「遍地腥膻、滿街狼犬」的專制時代是什麼樣子，需要毅然決然地告別所愛的人去反抗。
那一年，我們突然被明白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那一天起，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了青春。這時才知道「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能獨善其身！」是何等的沉痛，才明白深於情、摯於愛者，必不能忍受一個不公義的社會對愛、生命、自由的傷害，那一滴淚比這個世界更沉重。覺民先生及先輩們深知，挺身而出爭取自由，只是一代人付出代價，甘於被奴役，卻是無數代付出代價。
而見字如面現在也無比的艱難。在安徒生的世界裡，新裝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不見。現實世界裡，情人的情書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得見。在這個比冬天更肅殺的極端時候，我的陽光依然要掙扎著穿過高牆照亮你昏暗的牢房。
野渡
中國人權律師丁家喜，2023年被判犯有"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判處12年有期徒刑。他在拘留期間遭受到了酷刑和其他虐待，丁家喜的妻子羅盛春直到2024年2月才得知他目前的下落。
丁家喜，圖片來自大赦國際
羅勝春寫給丁家喜的信如下：
親愛的家喜，
已經不知道第多少次給你寫不知何時能到達你手中的信了。從你2019年12月26日第二次被抓到現在，實體的書信編號是第60封，但其實在這60封信中間還有無數我想給你寫卻忙到沒有時間給你寫下來的信呢！每周日從教會回到家總是最想和你寫信的時候，就像今天。因為每次去教會都忍不住想你坐在我身邊的樣子，每次牧師的講道說道我的心坎上有觸動的時候，我都會問「親愛的家喜，你沒有同感嗎」？自從受洗以後，我總是想問你的信仰究竟是什麼，真是遺憾在你被抓之前，我倆沒有花時間交流這個問題。今天的布道講的是如何傾聽和應答神的呼召，完成神交予的使命要經歷多少的磨難和曲折，給了我很貼心的鼓勵。
過去的一個月又結識了很多的新朋友，大部分是年輕人，有的和我們的女兒同齡。和他們在一起可以交流很多的事情，很開心。今天就和他們一起探討了女性權利方面的一個重要議題，讓我視野開闊了很多。
每天提醒自己快樂是我們成功的重要前提，還記得你說的快快樂樂做公民！
為了讓家人不被國安騷擾，我不會叫家裡的人去探望你了，所以寫信成了我判斷你是否安好的唯一標準，等你來信。求主看護保守你，願你健康平安！
深愛你的勝春
二，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載體和共犯關係——以新疆的漢人社會為例
近年來，持極端民族主義立場的「小粉紅」在中國大量興起。人們也漸漸追問，這一現象背後，中國民族主義如何成為了官方的統治工具？其載體又是那些人？日本神戶大學名譽教授王柯在2月14日於《中國民主季刊》上撰文，以新疆的漢人社會為例為例子，回答了這一問題。
文章開頭，作者引用了一段對新疆邊城小鎮當地漢人的採訪。這座小鎮位於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下稱：塔縣）內，大多數漢人都是1970年以後的移民，然而他們卻充斥著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此外，當地充斥著對人口占到80%的少數民族塔吉克族的歧視，比如漢族人口雖然少，但是主要官員卻占到了84%。
這樣的現象充斥著全新疆。「新疆的大多數漢人不僅對政府的這種民族歧視政策置若罔聞，而且對鎮壓維吾爾等當地民族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即使在國外，我們也幾乎見不到願意為受難中的維吾爾人發聲的來自新疆的漢人。」原因就在於「這個國家的民族歧視政策給他們帶來了比當地民族高人一等的感覺、讓他們在當地感受到自己才是『國家主人公』的心態有關」。
報告封面
然而，作者表示，實際上新疆的漢人大多數都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人，他們的經濟條件要低於內地漢人社會，更不用說遠低於沿海居民。這種「國家主人公」的心態「只能產生於與其他民族集團對峙的社會狀態中，而不可能出現於新疆的漢人社會與內地的漢人社會之間。
由此，他認為「正是這樣一群與其他人之間存在著顯著差距、明顯意識到自己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才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載體。」比如，在塔縣這個例子中，由於當地自然環境惡劣，經濟落後，因此「但凡有能力在其他地區找到更體面工作的漢人，一般都會很快離開這裡。在各種意義上，生活在塔縣這個中國邊緣地區的漢人們，無疑是一個處於中國社會最邊緣的人群。」然而，這裡的漢人卻口口聲聲說中國要收拾美國，說中國「有四億我們這樣的退役軍人」。
作者通過新建漢人和其他的例子表示，「民族主義的魔力在於可以對並不高尚的個人慾望和行為進行合法化。」他認為「正是通過造就……像生活在塔縣的漢人這樣一群與其他人之間存在顯著的經濟格差、因而能夠清楚意識到自己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中共政權造就出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載體。」
他還引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研究，表示「在一個社會構造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被邊緣化的人更熱衷於民族主義，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起源中提到過一個群體，叫做Mob。中文翻譯中多為「暴民」，但作者認為這一翻譯實際上並不準確，更確切地說，Mob其實就是一種社會邊緣人。「因為議會裡沒有他們的代表，所以他們反對議會民主制度。」而該群體有三大特點：崇拜強人、採用占主導地位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甚至不惜通過扭曲的方式以及熱衷民族主義。
最後，作者認為中國的「小粉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滿足以上全部特點。「社會邊緣人都希望找到一個能夠讓他們擺脫自卑感和確認自我存在價值的渠道和空間。正是這種發自內心的渴望，讓社會邊緣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載體。因為在沒有遊行集會罷工罷課的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更沒有批評政府權利的中國，只有民族主義的領域，才被政府允許用來作為宣洩個人情緒的公共空間。我們看到，在發生於大城市的各次反美反日民族主義狂潮中表現最為狂熱的，就是那些沒有到過美國、日本，根本不了解美國和日本的農民工和出身寒門的外地大學生們。」
「越是生活於底層的社會邊緣人，就越是要想方設法表現自己具有愛國意識；在許多極權主義國家中，我們都能看到這種趨勢。社會邊緣人之所以會成為民族主義的載體，前提是他們看出當局對掛著愛國主義招牌的民族主義的默認和暗中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