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了，連一個嬰兒都已長成中年人了，何況一個當年十幾歲的少女。總有太多的記憶，儘管有些已經模糊甚至歪曲，但是總有一些情緒和感受是永遠揮之不去的。
如果有機會，我應該能對42年前的那場浩大的政治運動說些什麼，雖然大部分同齡人都不再想了，更不願說了，或者寧願塗上些幼稚的色彩，幻想的色彩，怨天尤人的色彩，但是什麼色彩也掩蓋不住的是裡面漸漸滲出的血的色彩，鮮艷的紅色，它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暴力，還代表燒毀一切的火焰，更代表掩飾一切的脂粉。
遺忘有多厲害
有個女友，在一次同學聚會中說，我反正在「文革」中沒做過壞事，從來沒有鬥過老師，沒有打過人，沒有抄過家。這時，同學裡有個細細的女生的聲音說，你抄過我的家……
記憶之門在此突然打開！
這聲音令她終於想起那次經歷。「文革」中的一天，她和另一個女生在校園裡遇上幾個男生騎著自行車向外走，問他們去哪兒，說是去抄家，還讓她們也快去。在她們終於借到自行車趕到目的地的時候，抄家似乎已經結束，人們在收拾現場。見她倆到了，就吩咐她們檢查幾個柜子。於是她們對包括床頭櫃在內的大小几個柜子認真搜索了一遍，還發現了「大毒草」——一本《外國名歌200首》，並且迅速私藏起來。她並不知道這是自己同學的家，只知道這家的主人是個民主黨派人士。
後來，那本《外國名歌200首》在很長時間裡都陪伴著她，插隊，參軍，艱苦的勞動中，嚴格的思想改造中，她都為偷偷擁有一本《外國名歌200首》而感到安慰。可是在眼花繚亂的年代過去之後，成千上萬的新鮮事爆炸式地發生過之後，她無論如何也想不起，這本《外國民歌200首》是從哪兒來的了。
終於，在這次班級聚會上，這位女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女同學，向她鄭重地道了歉。
有一個詞，叫「群體之惡」。在群體的名義下做壞事，士兵能夠濫殺無辜，工人能夠盜賣產品，農民能夠哄搶山林，學生能夠打罵老師……因為是群體行為，大家都幹了，個體在群體中扮演的只是追隨者的角色，誰也不用負具體的責任，所以，在個人的心靈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負面的痕跡。「文革」中的紅衛兵，少年意氣，風華正茂，動物生猛，遇上為所欲為的大好時機，在群體的相互激勵下，做出什麼都不足為怪了。
而當時所謂的「組織領導者」，比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宋要武（彬彬），雖然她是小頭頭兒，但是在群眾運動如火如荼之後，她除了繼續推動之外，已經無力做其它什麼了，甚至不推動都不行，更遑論制止；否則你很快就會被淘汰掉。那麼，這個組織領導者又如何肯為她領導下的群體之惡負責呢？在群體的活動中，她組織中的成員打死了校長，七手八腳，亂拳之下，幾十上百的參與者，誰的一擊是致命的呢？42年後的追究，只能是指向組織領導者，人們只記得她。
但在群體之惡中，宋要武絕對不會承擔這個責任，除非是她親手打死的校長。別說是她這麼一個小頭頭兒，就連殺人如麻的日本侵略軍將領們，在最終的審判中，也是以服從、群體、職務為藉口推脫責任的。
正因如此，在群體之中，追隨者就比領導者容易勝任；尤其群體中的專業分工（例如兩個女生只負責檢查柜子）也容易使個體將責任推給他人。
由此，反過來，有一個人生的結論可以得出，可以教給現下的小孩子——當任何群眾運動洶湧而來之時，在它失去控制之前馬上躲開，遠遠地躲開。雖然這是庸俗的犬儒的實用主義的勸告，但它是生活的真理。「文革」中有不少成功逃避的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42年前的血債，到頭來，誰都不肯負責。這是必然的。群體中所有的參與者都儘快地把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記」了。
而如何解釋人們在一段時間後的這種遺忘呢？也許在於，人類面臨壓力時，除了退化情感之外，另一種心理機制就是採取防衛的心態。有人將防衛的心理機制稱為「精神麻痹」——人類處於情緒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難以自持的情況下，具有自我麻痹能力。遺忘就是最好的自我麻痹的方式之一。
隱瞞有多自然
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在北京101中學讀初三，整整16歲，處於剛剛好的年紀——既不是太小，小到只能充當高年級學生跟屁蟲的角色，也不是太大，大到高年級的18、19歲，看似什麼都該懂，法律上是成人，表面上什麼事情都該自己負責了，實際上還是孩子。
我在自己班上一直是個自由散漫分子。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就脫離了班級，參加了一個以高年級學生為主的組織，理由是因為他們的大字報寫得很精彩。這個組織是主張「清算學校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但是又反對血統論，很健康的。每天抄寫大字報，領紙，領糨糊，貼上牆；還參加校園裡這一場那一場大大小小的辯論，異常興奮的日子裡，以為這就是「文革」運動的一切。
而那時班裡的運動也在轟轟烈烈，遲一步加入運動的同學們為了表示革命，率先鬥爭了老師，有的還動了手。我卻不知道。
後來學校進了工作組，開始制止這一切，把學生們都送去軍訓，使運動停滯下來。我們又開始反對工作組，認為他們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其實我們學校的工作組真的是比較理性的，好像沒有怎麼整學生。可是當時父母聽了我的敘述，臉都嚇白了，他們不敢跟我講五七年反右派的事情，因為這太像當年的「引蛇出洞」了。就是讓你自己充分表演，百家爭鳴，有什麼說什麼，到時候把你們一網打盡。
幾十年以後，看到「文革」初期的材料，當時的某些領導人們恰恰是這個部署！而且師大一附中和師大女附中已經有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學生」受到處分了。雖然知道這一切的時候是幾十年以後，我已經老了，知道厲害了，還是驚出了一身冷汗。假如那個時期稍稍延長一點點……假如派工作組的那位國家領導人挺住了……假如……那麼你的一生就不敢想像。這是另話。
真正的嚴酷發生在一個傍晚或者下午，學校里似乎人不多，時間已經記不清了，經過上網查對，才明確時間是8月17日下午，著名的「818」前夕，聽說學校的美術老師被打死了。他是我在「文革」中見到的第一個死者，是個上了年紀的男老師。據說是因為他猥褻過高年級男學生，正在監外服刑。當我們聽說後跑去看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躺在學校噴水池旁邊，花白的頭髮貼在額邊，毫無生氣的一張黑黃色的臉，就像睡著了一樣，沒有血，沒有傷口，並不似傳說中的死人那麼恐怖。雖然其他細節都不記得了，但是記得我們問起過，是誰打死的？當時有人知道，就說了，誰誰和誰誰誰；不知道的人再問，怎麼打的？說什麼的都有，七嘴八舌。
對於死亡，年少的人們並不認為有多可怕，他們正處於吸取各方面知識的階段，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只是知識而已。「死原來是這個樣子的」而已。生命是什麼？生存的意義有多重要？別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究竟可貴在何處？他們並不真正了解。大概只有親人的死亡和離去，才可以驚醒少年們懵懂的心靈。
現在想起來有些迷茫。如果真是8月17日，而第二天就是8月18日，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我們應該記住這個日子，但是沒有，我們可能太亢奮了，記憶掩埋了一切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的東西，包括生命。這才是真正的記憶。
8月19日，就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我們踏上火車，上路了。學校的一切拋在腦後，我們到更加廣闊的天地遨遊去了。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記得多少時間過去了，被大串聯沖淡了的學生運動又因為各群眾組織嚴重的分化再起波瀾。為奪取學校革命委員會領導權的權力之爭，使得學校里各派組織為表現「唯我獨革」發起了又一輪鬥爭。我們這個組織立刻成為保皇派。群眾組織成立了勞改隊，很多老師都進去了。我們隨即把老校長的辦公室兼臥室占領了，在大套間的外間安營紮寨，為的是不讓其他組織來抓她、打她。老校長是老革命，1922年入黨，瞧瞧有多老的資格！當然她的革命經歷因為長久而變得很複雜，有不少把柄抓在反對派手裡。
這時，又一件死亡事件發生了。
高三的政治老師陳司寇死在看押她的小屋裡。據說，她是被高中的學生打死的。看押她的小屋就在校長室的走廊盡頭。同一條走廊，不同的世界。我們都去看了。她躺在小屋的地上，頭邊點著蠟燭，火苗晃啊晃的。看了就看了，真的沒有多少感慨，除了對生命依然沒有認識，對打死人犯法的認識也不足，只是更證明了我們對老校長實施保護的必要。這件事以後，我們勸說老校長回家，不要再逗留在學校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想來揪鬥她。
幾十年之後，學校的同學說，陳司寇老師沒有死。——可見記憶是多麼的不可靠。親眼所見，仍然是不確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