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村裡的「首富」，有幾間房，幾十畝地，兩輛馬車，農忙時雇用幾個短工，土改時被劃為富農。這頂富農的帽子，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家每個人頭上整整四十年。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們只能彎腰低頭，夾著尾巴做人，村里人見我們像見了瘟神，遠遠地躲開。反右傾、拔白旗、四清、揭階級鬥爭蓋子、批四舊、刮十二級風暴，哪一次運動，我的叔叔們都逃不了被觸及靈魂皮肉的批鬥。不批鬥他們，村裡的鬥爭就無法搞起來。
我的四叔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莊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種豆子。種完豆，還剩下一把豆種，四叔本想揣回家，為得水腫病的四嬸熬水喝，又怕村頭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種埋在了地頭上。不知是四叔忘了還是由於害怕，這把豆種就被留在了那裡。若干日子後，人們到南山坡地鋤地，發現地頭上長出一叢茂密的豆苗。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四叔當場被揪出來批鬥。有人從廟裡抬出一口鐵鐘，扣在四叔頭上。四叔，戴著五十多斤的鐵鐘，在熱辣辣的太陽底下，在人們的批鬥聲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們說他私吞公家的豆種，罪有應得。
我作為富農子弟，中學畢業與大學無緣，回家務農。富農在我心中是一種恐懼，一種恥辱，一種罪過。貧下中農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學，有的進城當了工人，有的參軍當了兵，留在村裡的有當隊長、會計、出納、記工員的，有當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的，就是幹活也是看場院、看瓜地、看菜園、趕馬車等輕活，而最髒最累最苦最危險的活兒都是富農和他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頭，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頭砸在腳上，無錢醫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剛融，架浮橋、打稻埂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凍傷了他們腿上曲曲彎彎的靜脈血管兒，潰爛發膿。
那年冬月，我們幾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里外的河邊修電站。白天在結冰的河裡打樁攔河，不到一小時就凍得渾身發抖，上岸喝一口老白乾，再跳進河裡繼續干。夜裡挖機坑，在水裡風裡一直干到深夜。無論如何賣力幹活，我們還是與家庭劃不清界限，還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為了表示與家庭決裂，五叔的三兒子也參加了對自己父親的批鬥。他幾次揚起手，終不忍出手，專政頭頭說：「你不會打，我教你。」說著朝五叔臉上打去，五叔的臉立即成了血饅頭，他的三兒子也哭昏了過去。其實富農子女與富農分子沒什麼區別，老一輩富農死了，村里還得鬥下去，鬥的對象就輪到富農子女。
有一次我和貧農青年丁二在牛棚里出糞，本來出這一圈牛糞是我倆的任務，可那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欄幹上抽菸。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糞，他不干，悠蕩著二郎腿說：「今兒個讓你孝敬俺貧下中農，我來教育你，怎麼？不服氣嗎？」說著站起身，用糞叉揚我一臉牛糞。那時我真的忘記自己是富農了，也用糞叉朝他揚糞，不料那糞叉竟把他的手指劃破了。這下我闖了大禍。「地主富農反了，打貧農了！」丁二大叫著。隊長跑過來，不分皂白，當即叫民兵連長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長喝斥一頓後，把我送進小號。我被送走後，媽媽送給隊長五十元錢，又給丁二五十元，還給丁二做了兩碗麵條雞蛋湯。要知道那一百元錢是我家唯一的積蓄啊！這還不算完，後來的批鬥中都少不了我這個活靶子。
富農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婦。七嬸有三個兒子，身子健壯，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歲了，還沒有成親，七嬸愁白了頭髮。那年月，誰願意嫁給富農的兒子當老婆呀！貧下中農家自不必說，就是地主富農家的子女也不願意，這不是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嗎！沒有媒人說親，七嬸就去求親戚，親戚也無奈，後來總算找到一個腿腳殘疾比兒子大五歲的姑娘成了親。
秋後打穀場上分口糧，是村里最高興的事，可是富農高興不起來。上風頭的糧飽滿，下風頭的糧乾癟，貧下中農分的是上風頭好糧，富農分的是乾癟糧。春黃不接時，上邊撥下救濟糧，貧下中農分得米麵，富農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農家不許放鞭炮快樂，有時我站在窗前看貧下中農放鞭炮，無語流淚。過年期間，村里照例要扭上幾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鎖吶，打大鼓，鼓很大，兩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歷來都是富農分子。後來富農年歲大了，抬不動了，就由富農子弟來接班。那時有個笑話，一小伙子到外村相親，女方父親是個教師，假裝斯文，問：「小伙子，台甫怎麼稱呼？」小伙子一時蒙了，答：「俺是貧農，不抬鼓，地主富農抬鼓。」幾十斤的大鼓，綁上鼓架，抬在肩上，從這院抬到那院，從這街抬到那街，從這村抬到那村，從早上抬到晚上，從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兩個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響，一天下來，抬鼓的就癱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階級敵人難受之時」。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期，201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