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東師大「大夏講壇」的講演
謝謝各位同仁和同學。今天講的題目——從歷史看人物，多多少少補足我新出版的《萬古江河》一書中沒有談到的一些問題。我一輩子研究的是文化史和社會史，基本上我的著作里沒有帝王將相和英雄豪傑，只有小民百姓。那我為什麼開始談歷史人物呢？因為台灣有一批企業家，他們都是做領導的，常常找我講歷史上的領導，而歷史上的領導就是帝王將相。從那以後，我從談領導慢慢延伸到談組織、談管理，最後歸結到談人物。這次我以人物為焦點，看究竟是人創造時代，還是時代創造人？英雄和時代是什麼關係？今天我找兩個歷史人物來談這個問題：一是劉邦，一是朱元璋。
一、中國史學缺少活生生的「傳」
在談劉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學上重要的「人物傳記」問題。中國史學在世界上是很發達的，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史學系統有我們那麼長，那麼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志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劃年代的表；志，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依據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傳記非常稀少，而且能讀的好傳記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國史學裡的傳記，早在《春秋》和《左傳》中就可見到。它們在敘事中插入人物描寫，尤其《左傳》裡的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有些是呼之欲出。《左傳》的姐妹篇《國語》，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聽話似的，人家半夜裡的談話他都知道。但中國史學並沒有因此形成一個獨立的傳記體裁。
《左傳》和《春秋》關係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貶，也就是評定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國的道德標準、道德系統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壞。這一特定的功能，為史學的傳記造成很大的困擾，使中國文化中多了一種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話講，人不再是個「人」，人是個臉譜，就像京戲裡的臉譜。看戲台上的臉譜，忠奸分明，關公是紅臉，曹操是白臉，蔣干是個小花臉，諸如此類。褒貶使得《春秋》的《谷粱傳》、《公羊傳》，把許多本來不是褒貶的句子，解釋為褒貶，甚至做誅心之論。某人並沒有那個動機，但《谷粱傳》、《公羊傳》給它一個動機，再在動機上判定此人在歷史上做了或對或錯的事。一言之褒，給他一個獎章跟光榮；一言之貶，把他抓到包公的虎頭鍘、龍頭鍘上鍘一刀。中國史學，不僅拿歷史當鏡鑒，還把它當作裁判。在中國史學傳統內，歷史學家是永恆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遠流傳。歷史學家有做判斷的使命，而且這個判斷是依據個人的主觀做出來的。
這套做法，到司馬遷有一點改變。司馬遷寫《史記》，不僅是寫文化的通史，還要寫當時那個時代他一生所體會的事情。《史記》裡寫了許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們的性格，從中可看到極好的人物描述，如項羽在垓下之圍，眼睛一瞪，大吼一聲，「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這明明是誇張敘事，人可以倒退幾里路，但馬絕對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經司馬遷這麼一寫，活靈活現。
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依他的判斷把人物歸為一類一類，刺客是刺客傳，遊俠是遊俠傳，做買賣的是貨殖傳，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種傳，打得不好的是一種傳。同樣是做官，有一類官是循吏，有一類官是酷吏。這種分類法，叫類傳或列傳，不是一個人的傳，而是一堆人的傳。司馬遷開創了二十四史的重要傳統，二十四史的列傳比個人傳要多得多。同時，司馬遷的傳里常有他的評語——「太史公曰」，後來的二十四史也有贊。這個贊，不一定是讚美，是評語的意思。有評語，就等於斷定一個人在歷史上的價值、地位。也就是說，太史公寫當時的事，繼承了《春秋》的褒貶，其歸類的辦法也與中國政治上的諡法有相當大的關係。從周代開始，除了頭兩個王，每一個王死後，大臣們以其一輩子的所作所為，公決給他一個周什麼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諡法和褒貶是分不開的，分類傳統和褒貶傳統也有互通之處。於是，歷史人物的個性、特徵都定性了，一類一類，不再是活潑潑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個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記》和一部分《三國志》裡，能看見活潑潑的人，原因是什麼？因為事後修史。司馬遷修的是當時史，將當時的所見所聞，直接的印象和聽聞寫下來，這和隔一個朝代、幾個皇帝才修史，引用官書資料或收集民間資料拼湊起來是不一樣的。今天，因受到中國傳統的束縛，很難寫出一個活生生的傳。
文學和傳記合併起來，叫「文學傳記」或「傳記文學」，在那裡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傳。台灣有一個雜誌叫《傳記文學》，憑心而說，幾十年《傳記文學》裡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寫活的很少很少，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把史學的人物傳記傳統充分建立起來。
二、西方史學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過來看西方史學。西方史學，論發達和漫長的延續都不如中國史學，但在傳記方面，西方史學有幾個重要貢獻，斷斷續續地留下了一些傳統。希臘的公共生活是靠講演來表現，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的希臘古代歷史，是把當時當地的長篇講演記錄下來，在沒有錄音機、錄音筆，也沒有照相機的時代，這種文辭的表現把講演的風采活生生地記錄了下來。羅馬的普羅塔克(Plutarch)，把他認為自古到當時重要的英雄都記錄了下來，他部分接受了《荷馬史詩》中對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對人物的身體特徵花很大力氣去描述。反觀中國史書，對人物身體特徵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問過眼科醫生，眼科醫生說這是白內障；劉邦隆準高鼻，中國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裡去；孔子頭上扁下去，中間凸一塊，可能難產的後果。中國史學家對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體貌特徵)的真正面貌，描寫很少。如果叫中國史學家形容我，他們不忍心用太壞的字眼，但事實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學這種對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轉變。心理學家Erik Erikson的兩部名著，一部是寫馬丁·路德，一部是寫甘地，都寫得活靈活現。Erik Erikson不只寫了上述兩本書，但這兩部書寫得確實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學醫生，他用心理學家的方式來分析人物，描寫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體貌特徵)，而是內心。他特別重視人從不認識自己到認識自己的過程——慢慢進入社會、小學，和其他人來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觀點，認為人到十四五歲的春情發動期，此時期性的問題對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響。他根據觀察，認為認同危機對人的性格有很大改變，而性格影響行為，行為也影響性格。
從Erik Erikson以來，西文的傳記文學非常盛行，也確實寫得非常好。我們發現寫得好的都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專業寫傳記的，比如美國Barbara Tucker寫的傳記，把人物寫得非常生動。這些西方的傳記文學家、史學家，多多少少有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記、書信、談話、訪問、鄰居及親戚朋友的記載，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書信。近代西方史學傳記上的篇幅，遠超過中國歷史中傳記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學傳記所占的位置，甚至與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學家寫成專篇論文，但一般人看歷史，無法看專篇論文，要靠歷史人物傳記作為理解歷史的角度。也就是說，一般老百姓的歷史理解，是從傳記中得來的。假如今天沒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國西南角上曾經有個大理國；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統天下，而是5個國家同時並存。
三、重友情、薄親情成就了劉邦的偉業
拿西洋的傳記傳統和中國比較，我要說的是：中國的紀、傳、表、志實際上已經終結，我們已轉向西方的傳統。西方史學傳統以人為主角，並解釋歷史人物為何有如此的作為。今天我挑了兩個歷史人物作為例證，一是劉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劉邦，因為太史公留下了生動的描述，以致我們對劉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經歷，要比別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為他自己留下了記錄，他對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經歷，有不避嫌、不避諱且相當真實的闡述。兩份資料，雖不能和西方傳記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劉邦、朱元璋兩人，創造了朝代，影響了朝代的作風，我覺得拿這兩個人來比較，可以看出一些東西。
先講劉邦。他是小混混出身，父親是自耕農，不太有錢。兄弟四個，他老么。老么從小沒管好，到了青年，輪流到哥哥家吃飯，有次嫂嫂聽見他來，甚至拿著鍋鏟把鍋鏟得哐哐響，表示飯吃光了。父母罵他不成材，不如老二能種田、治家產。因此，劉邦長大後，在乎的是朋友，不是親戚；他重視友誼，重視打天下的夥伴，而不重視親情。他打仗時，項羽把他父親抓起來，在城頭上說：你不投降的話，把你父親煮了吃。劉邦回答說：我們曾結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的爸爸，分我一杯羹。從這句話里可以看出，劉邦確實不在乎他父親。劉邦做了皇帝後，把父親從鄉下接過來，問的第一句話是：老二治的家產多，還是我這個不成材的老么治的家產多？起先，他為了裝樣子給群臣看，還帶群臣去給父親請安，請了兩三天後，就有人跟他父親講：你兒子是皇帝，他來請安時，你不能這麼大剌剌坐著，應該一邊掃地一邊倒退著走。老父如此一做，劉邦就大為快樂。司馬遷把這些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漢代皇帝的好處是沒有把這些細節刪掉。
劉邦在世時，許多功臣都封了諸侯。韓信、彭越、英布三個大功臣，過去是他的敵人，被他統戰統來的。後來，劉邦和呂后一起，將這三位功臣都殺掉了，後人把責任怪到呂后身上，這是不對的。劉邦把壞人推給呂后做，可見他親情淡薄得很。
劉邦重視臣子、參謀、將軍說的話，可以違背自己的決定，然後180度轉彎接受大臣的意見。他不是很喜歡大兒子，當小妾生了兒子，便想換太子。太子找了四個白頭髮、白鬍子有名的老頭陪伴在旁，劉邦因而認為：自己都招不來的人，竟然是太子的朋友，太子必有一幫人在身邊幫忙，因此沒換太子。這四個天下有名的大佬，很可能是找人假扮的，因為後來從沒看到這四人有什麼作為。劉邦死後，呂后專政，呂家的內侄慢慢起來，是誰替劉家把政權拿回來？不是劉家人，而是劉邦當年的老戰友周勃、陳平等幫他爭回天下。從漢初到漢武帝晚年，功臣集團始終占領政治集團很大的位置。郡太守一定要功臣的子孫擔任，宰相一定要封侯才能做，但只有軍功才能封侯。後來，不能不用文人為相時，才開始將文人先封侯再做宰相。所以，漢代功臣集團維持的時間遠比宗室內親要長。在漢朝，犧牲大批親人的例子太多，而犧牲功臣則很少。劉邦曾對哥哥的兒子吳王濞說：你將來要造我的反，要小心。劉邦心裡對宗族一直不太相信，對親戚一直存著懷疑、嫉恨。
以上，我把劉邦的私人性格和公眾行為、歷史影響套在一起看，多多少少用了Erik Erikson的方法，但沒有完全套用，只是純粹從劉邦的性格形成，來看他對當時以及後世作為的影響。
四、重親情、薄友情限制了朱元璋的視野
朱元璋跟劉邦一樣，是由窮人慢慢打出天下，匹夫為天子。朱元璋什麼親戚都沒有，只有他哥哥死後留下的一個侄子，和姐姐死後留下的一個外甥，三個小孩為伴。朱元璋窮得沒飯吃，偷雞摸狗、要飯，什麼都做，後來去做小和尚，接著又夥同在鳳陽結交的一批哥兒們投軍。由於他打架的本事一等一，便在郭子興的紅軍做隨從的衛兵。在這時候，他認識了郭子興的乾女兒馬皇后。馬皇后歲數比他大一點，人也不怎麼漂亮，但很能幹。一個是衛兵，一個是乾女兒(就是丫頭)，門當戶對，兩人感情很好。朱元璋本來孤單一人，只有友情，缺少親情，自從有了馬皇后，他體會到什麼是親情。馬皇后因而成為朱元璋一輩子最親近的人。在這一點上，朱元璋和劉邦是倒過來的。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淮西一批功臣。他和這批人一起在郭子興部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有感情，有依賴，也有衝突和矛盾。他經歷過叛變，四無依傍，只有幾個非用不可的朋友。他用的幾個文人學究，如李善長、胡惟庸，都跟他虛虛假假，真真實實。他沒有劉邦那種一起偷雞、一起燒著吃的忠心朋友，情況比劉邦糟。
等朱元璋定了天下，兒子早死，留下幼孫，為了保護孫子便大殺功臣。親情與功臣比起來，朱元璋要保護的是幼小孫子，因為孫子投射的是他早死的兒子，早死的兒子投射的又是他親愛的馬皇后。因此，他因疼愛孫子，盡一切辦法幫他清除四周的障礙。明初殺功臣，殺了幾萬人，連當年等於營長、排長的人都殺，都是莫須有之罪。惟有幾人例外：一是徐達，病死；一是常遇春，累死；還有乾兒子沐英，世代鎮守雲南。除了這幾人，功臣幾乎全被朱元璋殺光。
比較漢高祖和朱元璋，一個重友情、薄親情，一個重親情、薄友情。朱元璋重親情重到以為只要把兒子分封出去，擁有若干軍隊，中央有事時，王子每人提3000兵，就可解決問題。於是在通都大驛、戰略要地，從東到西封兒子出去，燕王在北京，晉王在山西，秦王在西安，寧王在大寧。他以為兄弟姐妹感情會非常濃厚，一起保大明，但事後證明沒這回事。
從這兩個例證，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在長大過程中經歷的事情、面對的事件，以及所見的冷暖人情，都會影響他事業成功的過程。重友情的漢高祖，心胸開闊，用人用得寬，招了一堆別人的謀士如張良、蕭何等人來做自己的臣子，漢朝的規模因而靠他個人的歷史而定。重親情的朱元璋，圈子打得窄，除了淮西功臣集團外，他在浙東找的文人，包括劉伯溫在內，基本上都沒聽他的話。明朝後來，也沒有真正的名臣、賢臣。再者，漢高祖關懷的是全中國，他一路打上來，統戰做得好，次要矛盾放一邊，集中打擊項羽。朱元璋不是如此，他一輩子花最大力氣的是盪盡群雄，不是趕元人出去，他像一個窮孩子，有點產業後便抓在手上不肯放，所以要「高築牆，廣積糧，不稱王」，不做「出頭鳥」，就算打不了第一，也可有糧可吃、有城可守。
朱元璋的高築牆，是真的。前幾年，我在山西、河北到處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一路上看到明朝建的城、廟和官署，蓋得真好。值得注意的是，像蔚縣縣城有四個門，北邊有門但門洞是堵死的。這是防守心理，跟人家打仗，卻不開門，完全沒有攻擊開闊的視野。明朝蓋萬里長城，從山海關一直建到嘉峪關，一條線連在山頂上，意思就是：這是我家的籬笆，我的牆，你別進來，是保家產的意思。明朝始終不開闊，跟漢朝屢次大軍出擊不一樣。漢朝的邊功，是十幾萬的牲口，幾萬、幾千的俘虜，上萬的首級；明朝的邊功報上來就可笑了，斬首5個，大捷。這兩個朝代長期延續的性格，從他們兩個開創帝王立下的規模，傳下的風格，就可看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