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年來加快核電發展速度，目標超越美國成為第一核電大國。專家擔憂擴展速度太快，可能在安全和監管上出現漏洞。此外，由於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環境和信息不透明，外界難以得知安全是否達標以及監管機構的獨立性，為核電安全種下隱憂。
資料照：廣東省台山核電站的一個核反應堆正在建設中。（2013年10月17日）
在上個星期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廣核集團副總經理施兵在有關電力脫碳的會議上表示，中國的核電裝機已超過1億千瓦，「今年肯定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核電大國。」今年、3月，中國核電董事長盧鐵忠也在中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對媒體說，他預估未來北京每年能批准多達10台核電機組的建造。
2022年和2023年，北京連續兩年核准了每年新造10台核電機組。中國目前有26台建造中的核電機組，為全球最多。全球有16個國家在建造新的核反應堆，中國的核電站數目占總數將近一半。
目前中國建造和運作中的核電基地共20個，所有核電站都位於沿海。中國運行中的核電機組共55台，美國是93台。
中國近年來加快核電發展速度，引發有關擴展速度太快，安全和監管是否到位的擔憂。
核電發展速度加快的隱憂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項目高級研究員馬克·希布斯(Mark Hibbs)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在核電發展領域大量複製其他國家過去取得的成功，特別是美國、法國和日本。其核電項目能取得迅速發展有幾個原因，包括具有部署這項技術和克服任何反對聲音的政治意願，國家足夠的經濟資源，特別是擁有建立大量核電站的工業能力，以及國家對大量電力的需求。
希布斯說，中國核電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治權力集中，政府控制了這個產業，核能技術公司為政府所有，並在財政和政治上為這些公司提供支持，政府還干預電力市場中的定價行為。
然而集權政治給中國的核電安全帶來兩個問題。首先，很難確定中國未來是否有能力和資金來監管一、兩百座核反應堆。再者，儘管目前看來中國的核安全記錄似乎尚可接受，也存在由政府支持的核監管機構，核電站並未發生重大核事故，一切看似都在掌握之中，但實際的監管情形外界無從得知,存在安全隱患。
希布斯說：「中國的制度不是一個透明的制度，公開信息很少。有關中國核電設施運行和監管的公開信息受到嚴格限制，所以外界並沒有真正從中國獲得很多相關信息。在核電站運行的安全監管方面，偶爾在特殊條件下，外界確實聽說過可能涉及安全事務的問題，但總的來說，世界公眾對中國如何監管該行業的細節一無所知。」
匹茲堡大學商學院教授拉維·馬達范(Ravi Madhavan)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過去幾十年核電發展速度驚人，但強勁勢頭背後的效益有好有壞。一方面，中國通過發展核電建立了龐大產業鏈和開發新技術；另一方面，發展的速度太快，可能使中國未來在面臨核電帶來的挑戰時，沒有足夠的經驗來應對。
與此同時，發展步伐如此快速，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是否擁有正確的監管和安全保障。中國在這方面的信息不透明，外界難以了解實際情況。
他指出，美國花了很長時間才建造了93個核反應堆，主要原因是美國有極其嚴格的監管，雖然導致成本高昂，但人們希望確保全全。相較之下，中國在短時間內就擁有55個核反應堆，令人擔心監管和安全是否到位。中國顯得太過著急，存在核電增長太快的隱憂。
核電在中國能取代燃煤嗎？
2023年中國的電力消耗中，燃煤占60.5%，核能僅占4.5%。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每年的燃煤量高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的地下煤炭儲量為全球之首，中國官員相信能源供給來自本國能確保能源安全。中國發展新能源發電的同時，也仍在擴大煤電產能。
希布斯說，對中國來說，核電是比燃煤更好的選擇，為中國提供可靠且大量的無碳電力，此外核電作為以高質量技術為基礎的工業，提供的就業也是高科技就業，對長期發展戰略來說是有利的。但要讓核電取代燃煤，還有現實上的困難。
他說：「因為中國在燃煤領域擁有非常強大的公司,利潤非常高。煤炭行業的勞動力數量非常非常大，遠遠多於核電行業，這使中國政府在決定青睞哪種能源燃料時肯定會權衡勞動力的因素。最後，中國的煤炭行業在政治上關係密切，無論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層面，還是更重要的在省級以及工廠所在地和員工就業的地方層面。」
馬達范表示，對於像中國這樣電力消耗非常的大的工業社會來說，擁有可靠且無污染的基本負荷電力來源很重要，而大型核反應堆能高效提供大量的能量。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有其弱點，因為它們是間歇性能源，通常不能依賴它們來提供基本負載功率。從工業經濟角度看，核電發揮重要作用。
從環保角度來看，核電能取代煤炭等污染更嚴重的能源形式，改善空氣品質和污染問題。然而，馬達范對核廢料帶來的安全問題感到擔憂，這個問題長遠看來需要得到解決。
他說：「我認為福島事件的影響，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和核廢料等問題將成為更重要的議題。隨著核工業規模的增長，營運的核電站越多，核廢料就越多，出現問題的可能性也越大，理論上是這樣。在政策方面，中國有回收或再利用大量核廢料的政策，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福島核事故後，中國政府出台禁令，禁止修建內陸核電站。核電站通常臨海而建，原因是核能發電運行過程會產生大量熱能，需要大量水源吸收冷卻。
蘭德公司核能工程師肖恩·巴尼特(Sean Barnett)對美國之音說，核電站定位在海岸線上確實會將其暴露在海嘯的潛在風險中，估算海嘯風險格外重要，這是可以預防和計算的。但目前很難知道中國是否充分做到這點。
他說：「我們可以觀察中國附近存在的地質斷層，並估計它們可能產生的地震和海嘯。評估好以後，核電站就可以設計成能夠承受海嘯的影響。但中國必須先完成這一切，必須準確完成分析，然後核電站需要經過正確設計。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那麼核電站電力可能是有益的。但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不知道他們做得是否足夠。」
中國對福島核廢水反應激烈，自己呢？
去年8月下旬，福島核災12年後，日本開始向海洋排放來自福島第一核電站的100多萬噸經過處理的核廢水。日本在將核廢水排海前已經儘可能地消除水中的核輻射，並將核廢水稀釋。國際原子能機構此前發布的報告預測排放造成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並表示這些排放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中國強烈反對日本將核廢水排海。日本政府去年啟動核廢水排放後，中國政府立即宣布「全面暫停進口」日本的水產品。中共官方媒體不斷批評日本政府，社交媒體上也出現抗議的帖文。
旅居荷蘭的中國核能專家李劍芒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日本福島核廢料處理的反應是「愚蠢的，完全是為了給日本造成國際麻煩」。
李劍芒過去在中國原子能研究院工作8年，之後在荷蘭能源研究中心核能部工作5年。去年他針對福島核廢水事件在微博發文，引述科學數據強調排放的廢水不值得擔憂，不到三個小時就被刪文封號。
李劍芒指出，福島事件的危害主要在於爆炸時造成的無控制泄漏。假設該核污染規模為100，那之後三十年受控廢水排放連1都不到。
他說：「中國對福島廢水排放的大規模惡意炒作，用中國自己的話說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大亞灣排放的放射性當量是福島排放的8倍。等到東中國海核電站建成，對東中國海的排放將是福島的千倍以上。把福島炒作地要死要活的，將來怎麼面對民眾核恐懼心理造成的反核行為？」
希布斯表示，中國對福島核廢水排放咄咄逼人的態度並非基於對核電安全的擔憂，而是具有政治性質。這與中國近年來在西太平洋的野心有關，也表現在與日本的對立上。在該地區的核電問題上，中國必須意識到他們要謹慎行事。
他說：「這是因為中國幾乎所有核電站都位於中國東海岸和太平洋地區。他們必須意識到，如果中國的任何沿海核電站發生嚴重核事故，他們可以預料到，中國的鄰國也會以批評中國的方式做出回應。因此，這是一個敏感問題，從根本上可以追溯到該地區的政治競爭。」
中國政府2010年選擇在甘肅建設核燃料後處理廠，希布斯認為可能是預期到太平洋地區其他國家會反對中國的這項計劃，因此選擇在西部偏遠沙漠地區設廠。
馬達范認為中國對福島核廢水的反應顯然受到民族主義煽動，但中國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自身核電工業發展迅速，但其核電運作的歷史相對較短。談到安全性和潛在事故，與核反應堆的累計運行經驗有很大關係。儘管中國核工業目前沒有發生重大事故，中國不該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安全性，至少要等到累計運行時間和日本或美國一樣多才能定奪。
「中國的核電行業相對年輕，意味著還沒有足夠的時間讓弱點顯現出來，」他說，「積累的經驗越多，就越有可能會遇到某種問題，所以必須警惕這種情況。」
馬達范強調，防範事故的關鍵在於監管機構有多強大，以及如何建立核電行業的安全文化。但在中國政府高度集權控制的政治環境下，很難確保監管機構的獨立性。這是中國核電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包括監管機構在評估增長速度時是否擁有最終決定權，是否應允許特定供應商生產組件，以及特定反應堆是否應獲得許可。
「始終存在這樣的危險，在集權政治控制的情況下，監管機構沒有足夠的權力來阻止看來不安全的事情，」他說，「如果政治領導人和安全人員、監管機構之間存在意見分歧，監管機構是否能夠否決政治領導人？」
李劍芒說：「單從技術和經濟角度，我認為中國的核能發展對世界的影響是正面的。但我對中國政治結構嚴重不信任，使得我心態矛盾。再好的東西，放在壞人手裡對人類是好事還是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