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外交緊張局勢正在升級。上周二，英國外交部召見中國大使做出正式譴責。在此前一天，警方指控三名男子協助香港情報部門，並強行闖入一處民宅。
在聲明中，外交部批評了「中國最近針對英國的行為模式」，並提到了香港的一些行為，包括懸賞尋求已經在英國和其他地方定居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信息。
我無意猜測這三名男子是有罪還是無罪，因為審判仍在進行中。但這些逮捕引起了人們對「跨國鎮壓」現象的關注，即威權政府在海外監視、騷擾甚至襲擊自己的本國公民。上個月，在發生一系列針對伊朗記者的襲擊之後，無國界記者宣稱倫敦是這一現象的「熱點」。
雖然跨國鎮壓並非新套路，但它似乎變得越來越普遍。全球化和網際網路為流亡者參與行動提供了方便，但同時這也增加了威權政府鎮壓僑民政治活動的願望和能力。
「每個人都在網上，」聖母大學丹娜·莫斯教授說道，她最近與人合編了一本關於跨國鎮壓的書。「我們所有人的口袋裡都有稱為智慧型手機的追蹤設備。」
跨國鎮壓是否正在上升，還是只是感覺如此？
「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現象，」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馬利絲·格拉修斯說。「比如說，我們知道，沙皇政權密切關注身在巴黎的俄國異見人士。」
沙俄的秘密警察甚至在巴黎挑事，令持不同政見者看起來很危險，並說服法國當局對他們進行鎮壓。「最臭名昭著的挑釁發生在1890年的巴黎，當時阿爾卡季·哈廷（又名亞伯拉罕·蓋科爾曼或蘭德岑）組建了一支裝備精良的投彈手團隊，然後向巴黎警方告發他們，」中央情報局的歷史學家本·費舍爾在1996年對巴黎行動的分析中寫道。
1940年蘇聯領導人史達林派人到墨西哥殺害流亡政敵托洛茨基的事很出名。1976年，智利軍政府在華盛頓的一次汽車炸彈襲擊中殺死了皮諾切特的著名反對者奧蘭多·萊特列爾。1984年，利比亞駐倫敦大使館的槍手向反對卡扎菲的抗議活動開火，造成11名示威者受傷，一名英國女警察死亡。
雖然我們對最引人矚目的襲擊事件有很多了解，但我們不知道跨國鎮壓在歷史上的廣泛程度或者有效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直到最近才有人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進行跟蹤或者衡量。
但它在今天無疑是一個受歡迎的工具。人權觀察在今年2月發表的一份報告記錄了75起跨國鎮壓案件，涉及20多個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亞塞拜然、巴林、白俄羅斯、柬埔寨、中國、埃及、衣索比亞、伊朗、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盧安達、沙特阿拉伯、南蘇丹、塔吉克斯坦、泰國、土耳其、土庫曼斯坦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倫敦的伊朗記者經歷過死亡威脅、網暴、有針對性的入室盜竊、監視甚至被刺傷。據國際特赦組織周一報導，有中國學生描述在歐洲或北美留學期間生活在一種「恐懼氣氛」下，他們認為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威脅、跟蹤、監視和其他騷擾。
去年，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一群生活在海外的民主活動人士將被「終身追捕」，並拿出百萬港元的懸賞金。這些異見人士被指控違反香港所謂的國家安全法。
為什麼政府不放過政治流亡者呢？
幾百年前，將難以對付的政治對手流放可能是令其失去影響力、將其噤聲的有效方式。而如今，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存在意味著人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信息傳播能力大為增強。
格拉修斯說：「對於移居海外的人來說，無論是否出於政治原因，他們都更有可能繼續在本國發揮影響力並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員。」
對專制的統治者來說，這是一種威脅。莫斯說，「因為阿拉伯之春，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吸取了教訓——這可謂一種不幸——即普通公民活動人士在網上或線下的所作所為可以大大激發公眾的支持。」
許多研究人員最初將跨國民主行動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認為它有助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民主思想和問責。但這也許太樂觀了：專制政府的強烈反彈意味著它會動用前所未有的大量資源，用於鎮壓遠在國外的反對運動和異議人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專制統治者也在互相學習。莫斯說：「我們確實看到，一些政權也在分享他們所謂鎮壓方面的『優秀經驗』，並加大了合作的規模，這使得更多人處於危險之中。」
如果可以的話，東道國能做些什麼呢？
東道國面臨著一個棘手的、有時甚至是不受歡迎的挑戰，它們夾在在其領土上尋求庇護的活動人士和意圖追捕他們的另一個國家之間。
他們會投入警力保護活動人士嗎，會投入多少？他們會冒著破壞與他國外交關係的風險，公開挑戰跨國鎮壓行為嗎？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制定了「威脅恐嚇指南」，為那些在美國領土上遭受跨國鎮壓的人提供如何尋求執法保護方面的幫助。此外，已經有多起聯邦起訴和指控，直指那些策劃針對記者、活動人士等目標的人。
莫斯說：「各國政府開始收集有關數據，兩黨開始立法，因為他們非常擔心中國和伊朗。但這也可以用來保護來自沙特等國的持不同政見者。」
專家們表示，最有效的防禦形式之一是簡化尋求庇護、居留權和公民身份的程序。「在居留身份上越有保障，或者更好的是，拿到東道國的公民身份，就會給你更多的追索權，讓你感到更安全，讓你不容易受到傷害，」格拉修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