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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5周年香港現場:英雄無悔

—化整為零的悼念,官民大型行為藝術,延續香港脈絡

「香港好像這棵死了的花,之後我就會把它丟進垃圾桶,這也是我對香港的告別」,May說。這是她和家人移民英國前最後一次六四紀念,她說,「小朋友長大後問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香港?我會說,以前在香港可以做的事,《國安法》後沒辦法做了,這就是我們離開香港的原因。」

 

夜晚十點的維園靜悄悄

六四似乎成為警察、記者、悼念者三方合力完成的大型行為藝術,提醒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香港和六四仍然深深聯結著。

 

6月4日晚七點半,May手捧一盆枯死的花,站在維多利亞公園門口,低頭不語。三歲的女兒一會兒扯扯她的裙角,一會兒抱著她的腿,抬頭仰望肅穆沉默的媽媽。母女二人身著白色連衣裙,在清涼的晚風中,在徘徊的警察旁,在空蕩昏暗的維園門口,靜靜地佇立良久,然後離去。

「香港好像這棵死了的花,之後我就會把它丟進垃圾桶,這也是我對香港的告別」,May說。這是她和家人移民英國前最後一次六四紀念,她說,「小朋友長大後問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香港?我會說,以前在香港可以做的事,《國安法》後沒辦法做了,這就是我們離開香港的原因。」

May回憶,小時候,每年六四,父母都牽著她參加維園裡的悼念集會,成為她政治啟蒙和「是非黑白」的公民教育。女兒在《國安法》後出生,維園已無法舉辦公共集會,她就帶著女兒繞著園子一圈圈地走。「我不想小朋友把錯的當作對的,把對的當作錯的,所以還是想帶她來這裡」,她說。

 

May手捧一株枯死的花,象徵逝去的香港

 

採訪中,女兒略顯無聊地拉著她的手嬉鬧。May把女兒抱到懷裡,細聲溫柔地問:「今天是什麼呀?」女兒奶聲奶氣地回答:「今天是六四。」

May:「六四有什麼?」

女兒:」六四有坦克車。」

May:「坦克車會怎樣呢?」

女兒:「會砰砰砰。」

May:「然後呢?」

女兒:「好多哥哥姐姐就死了。」

 

May靜靜佇立在維園門口,低頭不語,女兒在旁邊玩耍

 

黑色幽默:「我知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今年是維園第四年無法點亮燭光。自2021年起,官方或封鎖維園,或安排同鄉會舉辦「家鄉市集嘉年華」占據場地,以禁止民眾於園內組織悼念集會。今年亦是《基本法》第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頒布後首次六四紀念,加配《國安法》,以及銅鑼灣地帶布控的數千警力,任何個人公開明顯的悼念,都可能引來拘捕甚至檢控。

除了威權鎮壓與人民抗爭,2024年的六四紀念多了一份詭異的黑色幽默。官方開始避諱「六四」二字,而以「敏感日子」代稱。維園不見燭海連綿,但周圍身穿黑衣、抱著隱晦政治書籍、坐在長椅上一言不發、手機公放六四歌曲的人們,時而和警察眼神交匯,但雙方往往又默契地把視線移開,形成微妙的平衡。

全副武裝的警察和扛著攝影機的記者,成了現場最引人注目的存在:雙方煞有介事地在銅鑼灣核心區一字排開,卻又相顧無言,大眼瞪小眼。當有悼念者舉起標語、點起燭光,大家便一擁而上,警察抓人、記者拍照採訪,然後又回到彼此消磨的站位。警察繼續繃著臉巡視人群,記者難得見到如此多同行老友,開心敘舊的笑聲交織在緊張的氣氛中,產生莫名的違和感。

六四似乎成為警察、記者、悼念者三方合力完成的大型行為藝術。香港政府營造的恐怖氣氛(和歌舞昇平)尚未如中國大陸那般徹底,民眾抓住公共領域最後一點空間隱晦抗爭,媒體人緊握最後一絲新聞自由在地報導。三者間的矛盾和默契,通過大陣仗的沉默表現出來,提醒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香港和六四仍然深深聯結著。

 

大量警察布防巡邏

 

記者在警察對面一字排開

隱秘的悼念:從燭海到微光,「我們那一代人,怎麼敢忘記?」

一襲黑衣的羅先生,用手機播放香港支援八九學運的《自由花》,穿梭在維園門口的警察列隊中。「你取消了維園裡的儀式,但取消不了我心裡的紀念」,他說。過去的30多年,他每年都會來維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每次都會和大家一起唱《自由花》。集會被取締,他就緩步繞著維園,用手機公放這首歌,希望更多人聽到、記得。

「六四把香港人界定為有良知和沒有良知的人」,他說,「沒有良知的人會說,不要再提起六四,不要搞事;有良知的人,會用任何方法記住這一天,可以出來維園散步、或者一聽到《自由花》就流眼淚。」

60多歲的羅先生,1989年在電視上看到天安門鎮壓的經過。「我已經沒有勇氣再回去看那些新聞片段了」,他說,「那些片段我都清楚記得,我們那一代人,怎麼敢忘記?今天仍然來到這裡,理所當然。」

羅先生解釋,六四改變了他對中國的看法。七八十年代,他和很多香港人「都很大聲地說,這是我的祖國」,但在六四後把國家認同當作「恥辱」。然而,對政權的恨意並不阻礙他對中國社會和人民的關心,反倒是《國安法》禁止悼念六四,「把香港人和中國很重要的聯結切斷了」。

採訪途中,戴藍牙對講機的便衣上前喝止,要求他停止播放《自由花》,並向附近的警察小隊揮手示意。羅先生和便衣對質,「你給我一個說法,為什麼不能聽這首歌?」轉頭和記者開玩笑,「你說『敏感』都可以呀」。便衣警察沖對講機嘀咕了幾句,選擇離開,但不斷回頭命令他「不要再播放這首歌」。

「我們已經很卑微了,沒有做什麼」,羅先生嘆氣,「彭定康預言,整死香港的不是京人,是香港人自己。你現在見到了吧?」

 

一名男子在維園門口打開手機閃光燈讀書,被警察圍住

為保護自身安全,有的悼念者採用反諷的方式表達情緒。自稱「香港大媽「的五位平均60歲的阿姨,身穿黑色衣衫,在維園邊信步前行,不時放聲大笑,和四周緊張而沉鬱的氛圍形成強烈反差。一位阿姨斜挎寫著「不忘初心」的黑色帆布包,笑稱「這是星雲大師寫的,不要想太多」。

被問及為何來維園,她們說,「我們吃完飯來散步啊,遛一下狗呀」,然後補充道,「現在香港真的好安全呀,滿街都是警察」。

一名阿姨說,她們笑得那麼開心,不像其他悼念者那般沉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們老人家,走又走不動,要用自己舒服的方式來做事,不要衝動,不然爆血管就不好了」,她說,「但你知道嗎,我們都是笑中有淚。」

 

「香港大媽團」的三位成員在維園前合照,大批警察從其身前走過

 

「香港大媽團」的一位阿姨,背著印有「不忘初心」的帆布包

反諷並非絕對安全。23歲的Samuel身穿印有切格瓦拉(港譯哲古拉,古巴共產主義革命領導人)頭像的T恤,手持《習近平治國理政》和寫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公義」的A4紙,在維園家鄉市集被保全包圍,並用雨傘遮擋,推搡出維園,多名警察在旁邊「護送」。有記者高聲問他被帶走的原因,他高喊:「他們說我有本習近平治國理念的書,說我違規!」他努力掙扎,和保全推撞,一度跌坐在地上,保全便將他四手四腳抬到警察搜查帳篷里,約10分鐘後被押上警車離開。

他是警方6月4日拘捕四人中的其中一個。除了他,68歲的社運人士王鳳瑤(人稱「王婆婆」),高喊「平反六四,人民不會忘記;誓死不棄,追究屠城」等口號後,被警察包圍,押上警車,以23條下的「煽動意圖相關罪行」拘捕。

Samuel曾在去年六四現場接受媒體採訪。那時,他和同學舉著北島的詩集,展開《回答》那頁,向內地遊客講解六四事件和港人紀念。「大陸人不知道六四,其實根源上不怪他們,是他們沒有自由接收信息的渠道,那我們可以搭建一個橋樑」,他說,「香港不是孤立的,團結、連接大陸人,是不可缺少的事情。」

去年的香港,公民社會已然坍縮,但他當時認為仍有「做政治」的空間。他解釋,除了政治運動,很多日常,包括與家人相處、與老師討論、逛街消費、穿什麼衣服,都蘊含著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實現。他說:「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都有責任去做。所以今天,我們想出來做一點點事,被人們看到、接收媒體採訪,從生命到生命去影響他人,從量變達成質變。」

 

Samuel穿著切格瓦拉T恤,被警察帶走(圖源:集志社)

身體力行去影響身邊人的,還有60多歲的盧先生。夜晚九點,他在維園旁高舉手機,顯示白色蠟燭的照片,旋即被大批警察包圍,質問他的目的是什麼。他大聲回應:「悼念六四。」隨後,他被帶到藍色帳篷搜身、抄身份證,被警告其行為涉嫌「煽動他人情緒」。10多分鐘後,他被四五名警察「護送」離開維園。

走向銅鑼灣地鐵站的路上,他說自己每一年都來維園悼念六四,「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曾是老師的他,在《國安法》下堅持向學生講授六四。比起被捕,更令他無奈的是一些學生的反對。「宣傳機器很強大,我一個人拗不過」,他說,「It’s a losing battle.」

」現在香港都變了,都是愛國愛港……」他話鋒一轉,「我很愛國的,我只是不愛那個東西(中共政權)。我非常愛國,但不代表我不可以批評這個國家。」

 

盧先生被記者圍住提問

六四的香港脈絡:曾經的「行禮如儀」,如今變得奢侈

維園燭光承載了香港人過去30多年的集體回憶。成立於1989年聲援北京學生的百萬大遊行中的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鎮壓發生後的每年6月4日,於維園內組織六四悼念集會,數萬支燭光匯成海洋,30年來風雨無改。

天安門成了香港老一輩「民主回歸世代」守護的「建設自由中國」的信仰,但在近十多年本土思潮崛起中,被年輕一代運動者批評脫離香港實際、目標空泛、「行禮如儀」。然而,國安法帶來的政治高壓,擠壓整個泛民光譜上新老抗爭者共同的生存空間,致使六四悼念成為大家共同守護的底線,也成為了後社運時代運動者們不拘派系、世代和身份認同,共同撐起的抗爭。正如支聯會在解散前最後一次發布的悼念主題:「為自由、共命運、同抗爭」。

29歲的Esther經歷了對六四集會「啟蒙—批判—和解」的過程。

「六四絕對是我的政治啟蒙」,她回憶,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國史老師講解了整場八九民運,並播了一段紀錄片,促使她和朋友們相約去參加維園悼念集會。然而,她卻遭到父母強烈反對,警告她「得罪中共的人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甚至威脅斷絕關係。無法到維園的她,只能在家中看電視直播。晚會上,朗讀死難者名單、默哀、播放學運領袖的呼籲、唱歌、喊口號等儀式,令第一次間接參與悼念集會的她落淚。

「自此之後,我再也無法對社會發生的事不聞不問」,她說。

 

當燭光漸弱,記者的閃光燈點亮了六四現場

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本土派興起,她的許多同齡人認為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與自己和香港民主進程無關,便不再參加維園燭光晚會。但她為了給悼念活動貢獻一份力,以及出於樸素的「大中華關懷」,仍然前往維園,只是「有些口號喊不出口」。

「仍然選擇了到維園,大概始終認為六四與香港的民主運動、內地的維權運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她在2015年6月4日寫道,「民主遍地開花固然是好,但如何在存異中求同以減少紛爭,將是我們這一代在未來的重大挑戰。」

反修例運動後,不割席的態度,促使她和同齡人重新審視悼念六四對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她曾批評支聯會,認為其抗爭意志低,未把悼念六四和香港本土抗爭以及年輕一代身份認同融合。但近幾年,「支聯會的存在本身已是一種意義」,她說,「各個團體有自己的身位,維持悼念晚會是他們最大的任務,而他們也曾盡最大的努力完成了。」

「那些年的『行禮如儀』,在今日看來,已經相當奢侈」,她說。

《國安法》落法後,出於「六四當天不應該安坐家中」的想法,她仍堅持去銅鑼灣和維園一帶悼念,即使沒有特別的行動,僅拍些照片發在社交媒體。今年,她以外國媒體工作人員的身份奔跑於維園周圍,與同事合力報導現場狀況。

她說:「我還有機會,向外國傳遞香港還在進行和已經消失的悼念活動,已經算是一個非常奢侈的悼念方法了。」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新新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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