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言論 > 正文

雲禧:欠安的中國 唯有重建

作者:
當今,中國最缺乏安全感的階層當屬政治家,職位越高,安全感越低。當我們看到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噸的美鈔、數十支槍枝時,你會認為他們僅僅是貪婪嗎?其實,他們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麼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國,僅僅是崇洋媚外嗎?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為中國缺乏正當且安全的政治邏輯、經濟邏輯和社會邏輯。

【一】中國人的集體焦慮

當今中國最大的特徵,就是進入政治焦慮、經濟焦慮、信仰焦慮、生存焦慮等等全面焦慮期,上至政治領導人、各類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中國數十年的野蠻成長,沒有能夠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在喪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喪失了基本的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和社會倫理。於是,所有的權力、財富和榮譽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續性,都經不起法律和倫理的拷問與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當你把財產託付於股市,股市崩潰;當你把精神信仰託付於寺廟,方丈貪腐;當你把美好的念想託付於精英,精英們又醜聞不斷。這就是今天中國的實際境況。

政治焦慮

當今,中國最缺乏安全感的階層當屬政治家,職位越高,安全感越低。當我們看到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噸的美鈔、數十支槍枝時,你會認為他們僅僅是貪婪嗎?其實,他們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麼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國,僅僅是崇洋媚外嗎?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為中國缺乏正當且安全的政治邏輯、經濟邏輯和社會邏輯。

在中國的歷史上,"腐敗"與"反腐"從來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為基礎的人治結構中,官員之間的制衡恰恰是"你腐敗、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約的"投名狀"。發現了你的軟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為這樣你才必須效忠與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則是為了消除帝王對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毀名聲、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國荃、蔡鍔等。

在人治的政治環境中,官員的權力來自於他的上級而非民眾,所以他只需要對上負責,"忠君"意識成為主流。由於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證,個人的興衰榮辱,也都繫於政治幫派之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中國,這些寄生於政治幫派之上的官員,每天處於極度的焦慮之中。

經濟焦慮

中國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可以說是挖空心思,什麼"一帶一路"、什麼"PPP"、什麼"全民創業"等,頻頻出招,足見中央政府處於極度的經濟焦慮中。但是,這些密度極高的經濟號召,其社會的相應卻很低,這些經濟手段缺乏內在動力。而以往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地方政府的負債已達56萬億,再採用大規模負債的方式刺激經濟顯然不妥。

應該說引導民眾創業是對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長式的創業"大躍進",尤其是"大學生創業"。因為大學生創業的成功率不足5%,當今城市的創業成本極高,一味鼓勵所謂的"大學生創業"無異於殺雞取卵,其95%的失敗率會耗蝕多數家庭的資產儲備,而每一個家庭的創業損失,實際都是國家損失。而且,中國主要的經濟資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並沒有向公眾開放,又如何能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呢?

作為經濟的主體,企業家無疑是當今最焦慮的群體。

許多企業家難以擺脫原罪的陰影: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則做生意很難發家,因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中國的頂級富豪多是房地產或能源型產業的經營者,要獲取這些資源,往往需要參與權力尋租。同樣,如果不避稅的話,按照正常的稅賦企業可以存活嗎?如果不超載,長途運輸還能賺錢嗎?也就是說,中國既沒有形成民眾公平共享的經濟資源環境,又沒有形成民眾可以正常經營的政策環境,在此環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屬於官員腐敗的共犯或違法經營者。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儘可能不動這些商界精英,但許多企業家難免原罪的恐懼和焦慮。

社會焦慮

首先,在中國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錢炒股、代客理財類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後,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無數家庭面臨債務糾紛,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慮症"。很顯然,中國股市已被境內權貴資本和境外財團劫持,中國股市"欠安"!

其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工資收入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社保金負擔越來越高等等。在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國,民眾居然還生活在教育、醫療、養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機的焦慮中。

其三,中國有近3億徘徊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階層,這是中國真正的工業產業大軍。在中國製造業總體下滑的今天,進城還是回鄉,也是深深焦慮的事情。

其四,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焦慮、發展焦慮。他們的父輩已經透支了他們的生存資源,破壞了生態環境,他們今天可以拿著iPhone手機逍遙於市,殊不知等待他們的是極度的資源匱乏和極度的生存危機。

【二】中國如何重建秩序

由於體制原因,中國政府習慣於將各類難題留給後人,一屆一屆地往後拖。但到了今天,對於本屆政府來說,所有的問題已經再無推諉的餘地了。很顯然,小修小補的方式已經無法持續,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能依靠簡單的對策論,而是必須進行整體性的全面構建。

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創建,取決於中國未來構建什麼樣的價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國依靠激發人的物慾來驅動經濟發展,但到了經濟資源枯竭的今天,再採用"激發欲望"和"滿足欲望"的凱恩斯經濟邏輯驅動中國的發展已經走不通了。可以想像,一個把欲望當做信仰的國家,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在中國高歌猛進搞經濟的三十年間,美國卻悄悄地占領了中國青年人的精神領地,被美國文化武裝起來的80後、90後已經在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的主導群體。國家高唱"中國夢",但中國青年卻在默默地營造"美國夢"。

那麼,還有什麼樣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號召和動員中國的社會力量呢?

在中國,傳統國學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嚴重對立,導致中國難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構的接口。很顯然,現有的意識形態理論已經不能解釋中國和世界的現狀,在當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無法迴避普世價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真正實現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並不是要閉守於自己的國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動性地擁抱世界文化。事實上,中華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備對接世界普世價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獨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華文化就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興。另一方面,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識形態重建必須啟動第三方話語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個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選擇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國的小布希等。但在中國政治秩序重建中,則需要偉大的政治家,因為的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個按照人治構成的政治網絡,到今天都沒有被完全打破,從結網到破網要經歷三十年以上的時間。但是,會不會形成新的人治網絡?中國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點自然是法制,但長期習慣於依附人治的中國司法,能否真正進入法制的軌道,這是最令人擔心的事情。

重建經濟秩序

如果不建立經濟秩序,再依靠拍腦袋的方式決策,一窩蜂地搞什麼"開發區運動"、"全民創業運動"等,都只會使中國陷入更大的困局。基於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目前尚有相當的經濟存量,中國必須能夠在3-5年內完成這些經濟存量的合理轉換,如果失去了此機會,中國將喪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經濟積累。

重建經濟秩序的切入點在"民生經濟"即"安民工程",而非大興土木的基礎建設和極度的刺激消費。簡言之,就是將中國尚有的經濟存量,及時地轉移到民生經濟領域,而非滯留在消費經濟領域。這種選擇的目的,是為了保住中國社會崩潰的底線,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無節制地刺激中國人的夢想了,也不要妄稱"中國崛起",那會把中國變成一個瘋子。中國經濟進入世界前二位其實只是一個幻象,中國經濟的實際質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試驗場,有一天浮雲散去,你會發現留在中國大地的只是經濟的廢墟。未來中國需要數十年的韜光養晦,扎紮實實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體系、政治安全體系、經濟安全體系和社會安全體系。

當然,無論是政治秩序重建,還是經濟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對待政治原罪和經濟原罪的核心問題,必須採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澱政治資產和經濟資產,而不能採取武斷的革命手法。否則,中國的政治文明和經濟文明建設就會重新歸零,而不能累進和成長。

責任編輯: 李安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24/0617/20682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