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許成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是今年夏天母親在中關村的家裡找出來的，還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書和一九七五年上訪的文稿。剛巧最近北島提到要編撰關於七十年代的專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隊的戰友張瑩傳來她的相關回憶，好像驟然間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記憶，儘管那十年似乎從來沒真的遠離我。
我們習慣把歷史以十年計，這種斷代法常有不盡人意之處，可當我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路，七十年代，的確整齊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設兵團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被關押審訊批鬥以及監督勞動管治。在監督勞改的過程中，我自學了高中及(中國和美國)大學本科的數學、物理、電子工程及英語，並搞了不少技術革新。七十年代最後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成為該校唯一沒有本科學歷的研究生。那十年，我從階下囚到所謂"科舉及第"，對歷史無足輕重，而對我自己卻是一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災難，就始於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於六十年代最後一天的手稿，那是計劃中的一本書的最初四個章節，長達六十六頁，有引言有腳註有文獻索引，工整地複寫在當年的小格稿紙上，書名為《試論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我忘了當年到底複寫了多少份，給多少人寄過，總之，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證之一。黑龍江建設兵團二師九團黨委一九七四年為我的"案件"所下的結論，主要是組織遍布全國九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反革命集團"，因此定為"反革命集團案"。
說到這份書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開始時，我在清華附中讀初中二年級。文革前，我最大的興趣是工程，清華附中有很好的無線電業餘小組和實驗室，我的課餘時間大都花在無線電上。那時我已開始自學無線電電子學和相關的數學，沉醉於技術設計和發明。我出身不好，父親許良英於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見諸於《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後被迫離職到農村當農民；母親受株連被開除黨籍及降職處分。不過，我在政治上還算活躍，文革前我是清華附中少先隊的大隊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即使遭到殘酷整肅，他們仍持有非常正統的觀念，並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個堅信共產主義的好學生。
而文革讓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為學校里每日的話題。文革最初反對的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一九六六年五月，清華附中高二的幹部子弟成立了"紅衛兵"。當毛澤東離京到外地視察，團中央奉黨中央之命派工作組進駐學校。工作組層層打招呼說，"紅衛兵"是非法組織，如同當年的右派學生。隨後毛澤東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紅衛兵"。
一時"紅衛兵"成了文革主力軍，矛頭指向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幹部和出身不好的學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學生幹部，自然成了打擊對象。這有如晴天霹靂——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對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勢變化是以天計的。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成為全國政治的中心。毛澤東表態支持紅衛兵後不久，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到清華大學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組在兩個月前親自定的案。此舉意義重大，文革的矛頭轉而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派組織蜂擁而起，成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裡糊塗，但親眼所見周總理和江青對造反派的支持，認定他們代表毛主席，於是參加了造反派。
緊接著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清華大學出現直指劉少奇的大字報，隨後是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意味著共和國主席成了革命的對象。讓我困惑的是，我父親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謠說黨中央分裂了，說以劉少奇為首的老幹部反對毛主席和百家爭鳴。一九六五年我為了與父親劃清界限，讀過一九五七年的相關報刊文章及評論。莫非我父親十年前就說對了？*
劉少奇的"罪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和鄧小平都被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概念，我試圖弄明白，到底甚麼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快在清華大學展開大辯論。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甚麼？打擊的是甚麼？甚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後毛澤東一再發出各種指示，總體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簡單的路線鬥爭，而是階級鬥爭。隨著毛的一系列指示，"階級"矛盾越來越激化，打擊面也越來越廣。
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性質，在清華大學的激烈辯論中有一種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階級鬥爭，是因為產生了新的階級——官僚特權階級，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特權階級。關於文化革命，對我影響最大的觀點是，在過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產生的官僚特權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構成基本的階級矛盾。文革就要發動人民大眾同官僚特權階級進行鬥爭。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辯論對我思想的發展起了巨大影響。
一九六七年，文革進入奪權階段，造反派開始在各地奪權，而保守派盡力反抗。軍隊也捲入了。全國很多地方發生了血腥的武鬥。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謂"二月逆流"，就是幾位元帥領頭公開批評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動。與此前後，北京的"老紅衛兵"組成"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保劉鄧和老幹部。
群眾衝突的升級，讓我對文革更感到困惑。為了試圖理解這一切，我刻意與外界拉開距離，把自己關在家裡，大量閱讀毛未發表過的文章和馬列原著。毛澤東的許多觀點讓我震驚，例如，我們不要迷信馬克思，馬克思無非是比我們站的高一點，比我們站的高一點沒關係，我們搭個梯子就能爬上去？8943.在個人迷信登峰造極的瘋狂歲月，毛關於"不要迷信"的說法讓我茅塞頓開，我的理解是對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對毛本人。毛澤東與斯諾在天安門城樓的談話，他屢次提到耶穌、穆罕默德和釋迦牟尼，說："人們叫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偉大，他自己最希望是"偉大的導師"，其他都不重要。這讓我隱約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領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論具有宗教般的影響力。而這和他所說的"不要迷信"有衝突。
我開始閱讀以前較少涉獵的社會科學書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熱的地步。首先自以為找到打開理解現實的鑰匙，那是普列漢諾夫的兩本書《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歷史唯物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特別是毛澤東在歷史上的作用。我以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識到毛作為偉大個人在歷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歷史進程自身的規律。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進程的規律是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會起反作用，但歸根結底，歷史發展的進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而偉大個人只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我並不懷疑毛澤東思想，只是認定個人迷信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這些自由的思考讓我欣喜萬分。但關於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別是關於文革的性質。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國武鬥更加激烈。夏天，我隨清華附中一撥同學，還有幾個哈軍工大學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屬我年齡最小，我主要是想與年長的同學討論我心中的疑問。剛到江西省蓮花縣。就發生激烈的武鬥，造反派把我們安置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園裡。由於我們是從北京來，在當地很轟動，保守派生怕北京來客會產生滾雪球效應，立即調動了數千武裝民兵，把我們團團包圍。而造反派要我們撤離，以免被對方置於死地。我們狼狽不堪，半夜裡翻牆逃走，晝伏夜行，從江西翻山越嶺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與當地人接觸，連食物都沒有。
這一戲劇性的經歷，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不同社會階層與社會集團的自身利益是殘酷奪權的動力。毛澤東說，文革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毛還說：文化革命永遠不會停，每隔七、八年就要進行一次，一直到共產主義為止。我看到的殘酷現實，對照毛的話，讓我感到文革絕不僅僅是毛與劉鄧的權力之爭。這麼多人冒死而戰，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號稱保衛毛主席，事實上是保衛自己的利益。從全國範圍的奪權運動和武鬥(實際是內戰)中，我認識到文化革命的基礎是因社會矛盾激化而產生的革命。
另一個讓我困惑的問題是，過去所受的教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是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而共產主義是無階級的社會。那為甚麼在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中，卻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呢？階級鬥爭怎麼可能導致消滅階級？我讀遍了毛澤東著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轉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按恩格斯的理論，階級是從一定的經濟關係中產生的。既然毛說文化革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是廣大人民大眾對新生官僚特權階級的鬥爭，那麼從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階級一定是從社會主義已建立的特定的經濟關係中產生的。
當時另一個刺激我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基於對造反派和所謂老紅衛兵或所謂"聯動"兩派鬥爭的觀察。當時聯動組成者的"高幹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揚言"天下是我們的父母用鮮血打下來的，因此我們就是最終的統治者，是坐天下的"。這些言論，在我看來都相當準確性地落入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當時我認為這些言論生動的告訴了人們，中國社會存在不同的階級，借用法國革命時期的語言來說，他們是貴族，而中國的社會的多數人屬於第三等級。當年這方面的討論很多。我讀過許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羅克的"出身論"。但我感到所有的討論都遠不夠深刻。因此當時真正對我有系統影響的是馬恩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
當時，我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及自己的觀察都告訴我，文化革命是階級鬥爭，是階級之間關係激化所致。如今我雖然已經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再以階級解釋一切，更不再追隨毛，但我至今仍然認為文革背後的社會力量在於民眾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簡單地解釋成毛的陰謀——通過群眾運動整掉劉少奇。
持續的閱讀和觀察，讓我覺得文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特殊時期，是尚未認識的仍在演進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當時我自以為已經捕捉到對文革及當時社會的理解線索，這讓我尤其興奮。當時毛澤東反覆說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會再來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麼？文化革命到底要解決甚麼問題？如果階級與階級之間永遠在爭鬥，那甚麼時候能夠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也讀到了湖南楊曦光(以後改名楊小凱，英年早逝；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們成為朋友)的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並讀到江青點名他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歡他提問題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問題。
一連串的問題讓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中國社會發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強烈地感覺到自己不了解農村。我從來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們能夠告訴你的事情也都發生在城市，可是對農村發生了甚麼卻知之甚少。當時我認為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農村。為了了解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就必需了解農村的社會階級，不到農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國。一九六七年深秋，我產生了到農村去的念頭。
有了這種想法後，我就開始在清華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幾個同學，當時來往最多的高年級同學車宏生、常放、劉滿強和劉剛等，後來還有戴建中、仲維光、宋海泉等，討論我們幾個人一起到農村去。結果談了一陣子，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想法，但沒有一個人真能下決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覺得"到農村去"的想法已經無法抑制，所以決定自己去。剛好當年的初冬，黑龍江國營農場到北京來招工，我就報名了。當時清華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報了名，而這些同學我都不熟悉。清華附中有三個學生組織，第一個是清華附中紅衛兵，即老紅衛兵；而造反派分兩支：一支是井崗山；一支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崗山紅衛兵相對較激進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則較溫和一些。報名參加支邊的人，主要是井崗山紅衛兵的成員，其次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成員，也就是說，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一行人大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號離開北京。
當時無論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還沒有關於學生下鄉的政策，全都是學生自願去的，都是一腔熱血為了他們多數自己也並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為了支援邊疆，有的是去進行文化革命的，至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當時還沒有，是我們下鄉一年之後才有的。我們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龍江，一個專列，到黑龍江鶴崗後又分別由卡車送到各個不同的農場。我們第一批分到綏濱農場的學生有二百至三百人，到了綏濱農場的場部，集體學習了幾天。我們之中，大約一半是高中同學，一半是初中同學，初中同學裡大多是初三的同學，沒有初一學生，而我是初二年級的，也就是說，從清華附中來的學生里屬我年齡最低。在這集體學習的幾天裡，我同幾個清華附中的高中同學住在同一個招待所的房間裡，認識了高中同學劉先立、莊平、張邦寧，比較談得來。初中同學王貞平和章士偉給我的印象最深，他們也和我分配到同一個村子——十五生產隊，是往來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隊以後，把我們知青統統集中起來，住在知青的大房間裡，每間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鋪。當時我覺得這完全違背了我自己的願望，我來農村的目的絕對不是要和一群中學生住在一起，而是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尋找甚麼地方能有機會和普通農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處。後來我就發現了馬號，那裡有農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於是我把行李抱了過去，我印象里是劉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馬號。這決定了我以後在農村將近十年裡大部分時間的工作是放牛，餵養牛馬，趕車。這就是我脫離知青主流的開端。
我去東北，心裡裝了一大堆關於制度的問題，更準備要面對非常艱苦的環境。然而，北大荒給了我極為震動的印象，非常驚人的平靜，和處於驚天動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樣。我曾去過房山的農村，見到過極度貧窮的農民。北大荒卻是機械化的耕作，場部實際上是小城鎮，人們的住房比較整齊，生活上相對舒適。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異常美麗。我感覺出乎意料的好，令人驚異的自然景觀和久違了的正常的生活狀態。
打破那裡平靜生活的是我們這批知青的到來。我們來之前，當地也開批鬥會，只是那個批鬥會比起城市的激烈鬥爭來，都是有一嗒無一嗒的，不那麼激烈，也沒有很尖銳的衝突。多數農民並不真的在意誰曾經是地主、富農，誰是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帶到那裡。我們一起來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標榜革命，有些人也許從暴力和虐待中獲取快感。開批鬥會時，有些人會不分青紅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負，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尋找我要找的答案，對周圍的人和事關心甚少。由於那個村莊相對平靜，我把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閱讀。我一直以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從歷史唯物論來的，而歷史唯物論屬於哲學。因此我要通過研究哲學來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國社會。當我閱讀了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後，我才意識到，要了解社會和分析社會，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經濟學，因為階級是從經濟基礎中產生的，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階級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鬥爭。認識到這些基本道理後，我很興奮，覺得是在發現真理之路上的第一個突破。因為這是在沒有任何人指導甚至沒有人交流的情況下，完全靠自己通過閱讀悟出來的道理。同時也因為這想法同當時中央文革的宣傳，同毛的多數說法或背道而馳或毫無關聯。我自負地以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沒有弄懂這些基本問題。當時，我給還在清華附中沒有下鄉的同學寫了很多信，跟他們交流這些看法，告訴他們自己在農村鑽研這些問題的重要進展，希望更多的同學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過年，在剛到農村沒多久的時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學交流了我的這些感想，鼓動大家都下鄉。雖然沒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動下鄉，但是我的想法對一些同學產生了影響。我的信和"論文"在一些同學中流傳。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鬥爭還相當激烈。我的清華附中井崗山紅衛兵同學，絕大多數是高中的同學，都對文化革命向何處去特別感興趣。可是多數同學更關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說了甚麼，毛主席最新指示是甚麼，甚麼人反對中央文革，等等。而當時我的心得，認為所有這些權利鬥爭都是一時的。若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根源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在權力鬥爭中的得勢只是過眼煙雲。最重要的是要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要了解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新階級的來源是甚麼，要解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無論誰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階級的產生，階級鬥爭仍然繼續進行，永遠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
我當時最主要讀的是《資本論》。我把《資本論》當成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在學習。即我學習的是《資本論》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應用從《資本論》中學到的工具去分析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問題，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在和將來，去解決要解決的問題。我當時信仰共產主義，因此認為這些問題是全人類面對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我所探索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未能見到的問題；是毛澤東見到但未能解決的問題。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防修。當時我思考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修正主義的制度是甚麼？為甚麼在社會主179義制度下會產生修正主義制度？蘇聯、中國產生新階級的修正主義制度根源是甚麼？如果我們連為甚麼會產生修正主義都不懂，我們又怎麼能去反修？我們怎麼能去防修？那時毛澤東在討論有關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問題。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以後，我認為這裡面有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修正主義是一種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過培養接班人的辦法來解決的。修正主義制度是變異了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的問題是，是甚麼因素導致了社會主義制度會變異？會退化變質成修正主義？只有認識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義的產生。
當時我寫了好多東西，跟很多同學講，自己覺得很興奮，認為自己的思路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一個重要的探索的起點。所以我就把相關的認識和在綏濱農場第十五生產隊的一些談得來的知青討論。當時來往比較多的同學有王貞平、章士偉、常慧如、張瑩，在張邦寧、劉先立這些高中同學沒有離開十五隊之前，我也經常試圖同他們探討。當時即使高中同學也都只是十幾歲的孩子，在那個年代，基本上所有學生都沒有受過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教育。所以包括當時清華附中的同學在內，很少有人明白我說的寫的是甚麼。所有這些都讓我當時感到精神上很孤獨。但遠為更嚴重的是，在那個無知及極端的個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見解當成異端邪說。把我的一些言論逐漸傳開演變成別的一些內容了。有人以為我有甚麼政治野心。當時，在十五隊的知青中有人對我表示了異議。一些知青，對我持很尖銳的批判意見。他們認為我違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們引用林彪的說法來批判我。說因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離開毛主席著作去讀馬列著作意味著我有政治問題等等。我當時對林彪的這些說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為我後來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這些知青辯論的過程當中，我為自己的探討辯護，提出了一些說法。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說過，由於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為了要登到這個頂峰，為了理解毛澤東思想，我們就需要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甚麼，否則你就沒辦法知道為甚麼毛澤東思想是頂峰。而且馬克思已經說過的話，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複了，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發展的。但是，由於毛主席沒有說過，我們並不懂，所以還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更要害的是我對"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置疑，我談到毛澤東思想自身也還是要發展的，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們的努力等等。其實我要表達的見解無非就是有許多問題毛自己也沒有解決，所以我們要一起努力學習來解決一些問題。這些言論逐漸在知青之間傳開了，有些人認為我非常反動。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經點燃，我卻根本沒有覺察，我沉醉在發現問題的興奮里，以為討論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徑。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時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當時在北京還沒有下鄉的同學進行了一些交流，當時毛髮表了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我的同學們在準備下鄉，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農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學一起到了太谷縣，訪問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們在不同的村子裡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別深的是，去過一個山村，已記不得村名了。當時在這個村子裡我們的同學有車洪生和鄭光昭(後來筆名為鄭義)。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山村，和我們黑龍江國營農場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裡就太貧窮落後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於是很陡峭的山坡地，連用牲口作動力的都比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訪問了當時駐紮保定的在三十八軍當兵的清華附中同學王湘林。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訪真正的兵營。在兵營里，我們討論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對文革的探討。
一九六九年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和蘇聯在黑龍江邊界上發生了珍寶島戰爭。我們綏濱農場就在松花江和黑龍江之間的那個岔裡邊(從地圖上看"叉"很形象，我們農場的北部是黑龍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蘇邊界開始發生糾紛的時候，我們農場情勢很緊張。在這期間，黑龍江農墾總局的國營農場改編成為軍管，稱為建設兵團。整編為建設兵團以後有大批知青進入，我所在綏濱農場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省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第九團"，我們原第十五生產隊整編成第二十四連。通訊地址則變成：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設字(兵團共分六個師，分別以"建設鋼鐵長城"這六個字命名，二師為設字)九團二十四連。中蘇邊界珍寶島軍事衝突，甚至更嚴重的戰爭都在醞釀中。
邊界衝突之前，前線調動部隊大多是從黑龍江江面上走的。戰爭爆發以後，江面基本被蘇聯所控制，邊防軍的供給都要靠陸地運輸，可是整個黑龍江沿江內地多是沼澤地，運輸落後極其困難。因此把黑龍江兵團的相當一部分力量調去修戰備公路。我當時就被調去修戰備公路。修戰備公路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也是一個很長見識的機會。為了最短的時間內在沼澤地上修起一條戰備公路，以便軍隊的炮車、坦克、給養能從這條路上過去，採用了很極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澤地里舖，然後再在鋪倒的木材上堆積大量的石塊，就這樣硬是用人工的辦法在沼澤地里堆出一條路來。石塊都是從沿線山上采來的。在山上用炸藥打眼放炮。在修這條公路時，除了卡車沒有任何的機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錘子把石塊打碎，然後再用鐵鍬把石塊裝上卡車，由卡車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鐵鍬卸車，人工取土，再由卡車把土運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艱苦。當時修公路的主體都是知青，十幾歲二十剛出頭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沒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臨時帳篷。因為那個地方極其荒涼，有時會有狗熊出沒，當地人叫熊瞎子，在我們住的帳篷周圍有一段時間經常有熊瞎子光顧。它們經常是晚上跑到食堂來吃東西，白天就走了。記得有一天早上開工時，一隻母熊帶著兩個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們食堂里坐在那裡不走了，嚇得大家都不敢出來。最後，有人打了電話叫來武裝連民兵帶著衝鋒鎗把它們打死了，這就是當時的情景。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戰備公路。從剛剛修好的公路上，會看到有從前線帶下來的蘇聯俘虜，也有從後方去前線的炮車、戰車、彈藥和糧食。看得出來當時的情況非常緊張，上來的車和下來的車給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時不時地會有軍官來做鼓動，來報告前線的戰事等等。大家都以為自己是在為反修防修保衛祖國做貢獻，覺得很光榮，周圍充斥著很強的理想主義情懷。為了趕戰備任務，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以上。有相當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緒極其高昂。我當時在愛國主義方面思想簡單得和任何一個知青一樣，甚至有過之。我在工作之餘作詩作曲歌唱我們"兵團戰士"的"革命"豪情。
其實在去修戰備公路之前，批評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澤東思想"、組織"黑格爾小組"等等的流言蜚語都已經開始了。那時的批判都不是來自官方的，而是來自知青。實際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肅的起源，就是知青發起的攻擊和中傷。儘管來自知青的攻擊不會導致我正式成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擊對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經開始感覺到很大的壓力。我知道雖然還沒有正式開始整肅我，但是當時的上級已經很關注我潛在的"政治問題"。所以當我到達修戰備公路的駐地時，我感覺到九團似乎已經負責向修戰備公路的領導有交代。在修戰備公路期間，對我的行動已經開始有所監督。
從一九六七年底到農村直至六九這兩整年時間裡，除了必須的體力勞動以外，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讀《資本論》上。有趣的是，當初下鄉的初衷是了解農村的社會。而事實上，到了鄉下後，我遠離了政治運動的旋渦，既遠離了北京的文革，也沒有加入到當地的政治鬥爭。我把農村當成我的書房，安安靜靜地認認真真地去思考。閱讀《資本論》的過程中，我一直在不斷地做筆記。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間，我寫了多篇論文，與此同時就產生了一個寫書的計劃。當時想寫一本相當龐大的書，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問題，分析社會主義制度和文化革命。當時深受馬克思著作的影響，不僅探索的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的，連寫作計劃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學習馬克思的。
我當時感到自己面對的理論問題之龐大不是一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決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討論這些問題。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來的知青外，還大量的通過書信和清華附中原來的同學探討。那時我每天都在寫信、記筆記，總是在讀、在寫。後來被打成反革命以後，幾乎我所有在農村寫的東西都被沒收了，也就遺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書信。前面提到過，結束這部分書稿的時間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歲的生日，也是我到達黑龍江剛過兩年多一點。我已經不記得是有意還是巧合，我在那個七十年代新年到來的前夕完成了那本書的前四章。那時的輕狂少年不知道，一場劫難已經不期而至。
一九七○年，成為我生命里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雖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長和轉折都並不始於這一年，而是更早。自從父親在我六歲的時候被打成右派，離開北京，我從此成為出身有問題的孩子。從此我因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視。但是，從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獨立地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在全國的文革進入"一打三反運動"(打擊現行反革命、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黨整團的工作組進入二十四連。他們的目標鎖定在所謂的我組織的"反革命集團"問題上。實際上，無論是我個人還是和我來往的知青，沒有一個人是黨員。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經有大量流言蜚語認為我反毛澤東思想，極端反動等等。這些置人於死地的流言蜚語及報告送到上級，所以工作組下來時，我的問題就已經列為重點了。在整團的時候，和我來往較多的知青共青團員張瑩和常慧如都碰到了嚴重的問題。工作組試圖從她們那裡找到"突破口"，證明我的反革命活動及反革命言行。緊隨整黨整團之後，所謂"一打三反"運動正式開始。我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成為重要打擊對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團黨委派來的工作組領導下，全連對我展開了大規模的批判和鬥爭，從連部到宿舍，從修理廠到場院，從食堂到學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和極盡侮辱之詞的人身攻擊等等，批判我的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言行和其他所謂反革命行為。對我的大批判還總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親連在一起，以編造的罪名咒罵我父親，用以說明我的反動思想始於反動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開的唾棄咒罵侮辱我，
一九七○年七月一天晚上，連隊裡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兵團是軍隊的組織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號。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號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全連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連的修理廠。二十四連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連隊，這個連隊有自己的拖拉機修理廠，是個相當大的廠房，可以同時修理很多台拖拉機。由於七月份正是農忙時節，拖拉機都下地作業去了，廠房基本上是空的，廠里的大修理廠房可以容納全連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連的職工都集中到修理廠，門窗全都關閉，突然間宣布對我進行隔離審查。在宣布的同時，就把我關押起來了。這實際上是沒有審判的拘捕。這一切來的極其突然。集會中一些領導及知青極盡手段煽動對我的仇恨情緒。從出身到個人，從思想到行動，從政治到道德，無不卑鄙齷齪。一些"義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體當眾宣示了他們的深刻政治覺悟和強烈階級仇恨。
那天宣布隔離審查之後，我被捆綁到二十四連的酒坊。酒坊在夏天農忙時不作業，是空的，我被帶到酒坊的一間很小的休息室里，從此這間小休息室就變成關押我的獄室。那個房間非常小，屋頂是斜的，人在裡面站立不起來，只能坐著或躺下，有一條很窄的只能容納一人的小炕，別的甚麼都沒有。被關押後，基本的生活狀態就是白天被嚴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鬥，在監督情況下進行勞動改造，晚上進行審訊。我到甚麼地方，總有兩個人看守。我在任何一個地方幹活，不允許其他人和我接觸。我睡覺的時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時間睡覺，其餘所有時間不是勞改就是審訊和鬥爭會。鬥爭會一天可多達四次。
不知為何原因，我的這個"反革命"案件成了當時建設兵團的重大案件。一度廣為流傳的關於"黑格爾小組"的流言，在那個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顯兇相。在我被關押後，師團級領導多次親自光顧，加強批鬥力度，指導整肅方案。我的所有論文、信件、照片、書籍都被沒收。我自製的無線電收音機也被送到師部鑑定是否特務設備。除書籍外，所有其他被沒收的東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鬥爭會或批鬥會被用來作為打擊和施壓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認莫須有的反革命集團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當時鬥爭會上最常打擊的對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囂張氣焰"。動不動就被人指稱為"不老實"，而任何不老實都可以是被鬥爭的理由。鬥爭會同時也是打擊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壓的辦法。在鬥爭會上，一些同我有過交往的知青被迫當眾"揭發"我的"罪證"，或交代和我的罪惡關係。每當他們的交代"避重就輕"時，鬥爭的矛頭立即對準他們。對我來說，鬥爭會主要是一種體罰方式。除極度精疲力竭外，在鬥爭會上也常有一些人或義憤填膺或幸災樂禍地上來拳打腳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會拳打腳踢或找藉口來體罰侮辱。但是，這些體罰以及鬥爭對我精神上的衝擊並不是最大的。
當時對我摧殘最大的來自於審訊，以及審訊所採用的手段。在一開始審訊時，我以為他們的目標是要整我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當審訊進行深入之後，我才意識到他們是要把我打成一個反革命集團案的首領。他們莫須有地把我從事理論探討的活動編織成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活動，他們甚至把我的十九歲年齡都當成審訊內容，要我交代偽造年齡、偽造歷史的罪行。他們說我寫的論文是二十七歲有大學畢業文憑的人都寫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偽造年齡。審訊中使用剝奪睡眠輪番打擊，威脅利誘等惡劣手段，脅迫我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團活動。他們極其惡劣的審訊迫害曾經使我感到自己會終身受盡侮辱而沒有活下去的價值。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時候，我的心理狀態曾極度悲觀，甚至一度產生過自殺的念頭。記得在那期間，一天夜裡審訊後被押回我的獄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緊急叫上級增派一名看守，並把獄室內所有金屬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該看守帶著顯然的恐懼情緒對我實施虐待，我猜測他是誤把我的悲觀絕望當成仇恨情緒。這樣在嚴格監禁的狀態下生活，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發生。
我被關押的時間，正值全國大搞整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狂潮，各地整肅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在殘酷折磨下，自盡身亡的事時有發生。母親在她所在的學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目擊了整肅的殘忍，擔心我會發生意外。深知我已喪失所有自由(在被隔離監禁的這段時間裡，所有通信來往都要通過專案組的審查)，她大量寄信寄書給我，用隱晦的語言用各種曲折的方式鼓勵我堅持下去。那段時間和我唯一的通信來往就是我母親。母親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從那種極度悲觀的狀態下挺過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探索的願望。用整肅的暴力強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絕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轉移到別的甚麼問題上去，轉移到探索工程技術，去發明點甚麼，解決些重要的生產技術上的問題，我還是能找到生命的價值。從此，鑽研數學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託。我給母親寫信，要求她給我寄一些工程技術方面的書。幸運的是，當時的工作組並沒有禁止我讀這些工程上的資料。此後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從政治經濟學轉移到了工程。
記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監督勞動的人是年輕獸醫龐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對我說："你真是很可惜，為甚麼要去花時間關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來在無線電上很有才能(因為我自己組裝過一些無線電設備。所以，在方圓幾十里，老百姓或者農場裡有甚麼收音機或者拖拉機的有關電器設備出毛病，常會找我幫忙)，你就做這件事不是很好嗎？"雖然他的話說的很簡單，但在那些殘酷的日子裡，這些話給我的鼓勵令我銘記在心。
那段時間，重新撿起小時候對工程的興趣，給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幫助。發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託。雖然我當時的政治經濟學探索已經離開了共產黨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還是很正統的，正統是當時年輕人很喜歡用的一個詞。所謂"正統"，簡單的說就是緊跟黨中央的號召走。那個時候搞"農業學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農業學大寨，最終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而為了提高生產力最重要的應該是搞技術革新。在機械化的農場裡，我看到了很多嚴重的技術上的問題，在收割季節有大量的糧食浪費在地里，這是由於收割機械不夠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發明一個收割機割台高度自動控制裝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進收割的效率減少浪費。為了要完成自己的這一願望，我開始了系統的自學。
我基本上同所有的北京知青都隔離開了，看管我的人主要是哈爾濱知青，有時是上海知青。由於鬥爭會、大批判把我的名聲搞得很臭，幾乎所有來監視我、押送我、看管我的這些知青都對我有著很強烈的敵意。因此，在這段時間裡，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連隊裡能夠談幾句話僅有的人就是獸醫和當地的一些農民。在被隔離監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時間都在馬號，和幾個獸醫都比較熟悉。這幾位獸醫對政治都不感興趣。他們是二十四連很少的幾個知識分子，大家更談得來一些。被看管之後，我還勉強能和他們有一些接觸。幾個來往比較多一點的獸醫名叫張躍生、楊修岐和龐春泰。他們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難的時候，他們一如既往拿我當一個普通人，和我開玩笑，這對我精神上是相當大的安慰。另外還有一些老職工(農民)也對我精神上幫助很大。我們馬號的班長叫陸書坤，他是山東梁山人，有點梁山好漢的氣質，他父親陸詩勤是老八路。老陸始終對我很和善，記得他曾經用一種很特別的口氣批評我，要我遠離政治，過好自己的日子。有時候，他們還會從家裡帶些好吃的東西送給我。在那段最壞的日子裡，這些在我的精神上都起著很大的支持作用。
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以後，我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轉變。當時，關於林彪事件的文件已經傳達到了團一級。我的案子中"反對林副主席"的罪名一下變成無害言論。我事後猜測得益於林彪事件，我的"案情"比原來有所鬆動了。從那以後，雖然我的"反革命"案子沒有解決，但是對我的嚴密監禁逐漸放鬆，審問也停止了，鬥爭會也基本上沒有了，我的隔離監禁，變成了讓群眾和知青監督勞動。
勞動時，把我放到"地富反壞右"的行列里，連里的一些"地富反壞右"們也有人主動來接近我，同我聊天，表示對我的同情。
我開始有了業餘時間。實際上我能夠認真系統地自學數學、自然科學、工程和英語主要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從一九七二年恢復了我的放牛工作，放牛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工作，因為這個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大量時間。大多數最難的自學內容都是在放牛的時候學的，例如物理和數學的學習。我先是集中幾個月精力把高中數學和物理自學完了，之後就系統地自學了大學的物理和微積分、高等代數、電動力學等課程。
對我來說，所有自學的課程里，最困難的是微積分，我讀了好幾本大學教科書，其中包括好幾本高等數學習題集，我拿著習題集，一道題一道題地做，依此來保證我自學的紮實性。因為我認為不僅讀了教科書，而且還做了習題，包括非常困難的習題在內。把高等數學和大學的物理學習完以後，又開始學習電動力學、無線電電子學、自動控制原理等，就這樣把當時能夠找到的大學教科書一門一門地自學下來以後，自己感覺到，雖然把文革前的大學教科書都學習過了，但是要做發明設計工作知識還是不夠用。這時候我就同我常在一起的同學王貞平提起這個苦惱來，他告訴我說："其實現在北京已經可以買到影印的國外原版教科書了，你可以讓你母親買到影印的美國教科書寄給你，你就讀那些書"。我說："英文我是不會的。"他又告訴我說，實際上英文學起來很容易，因為他自己就在自學英文。他說："你可以找一本內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書，藉助字典你就讀它的內容，就把裡面的英文弄明白了。你自己再讀一本這樣的書，你就會了。"我就照他說的方法做了，寫信給我母親，讓她給我寄英文版的美國電子學方面的教科書。我189記得特別清楚，我收到的第一本我母親寄來的英文教科書的名字叫ModernElectronics(現代電子學)。這是四十年代末美國大學的教科書，是我母親從中科院圖書館買來的報廢的書，因為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已經過時近三十年了，但對於我來說卻如獲至寶，所以我是把它從第一頁一直看到最後一頁，每一頁我看得都非常認真。從電子學角度講，大學二年級的教科書，我對所有的內容都能看懂，實際上這本書是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書。
從那以後，我就非常自信地開始閱讀美國大學裡電子學方面的教科書了。以這種方法，我自學了美國大學的許多門課程。如計算機工程和自動控制方面的教科書。其中還有一個悲涼而有意思的故事。當時我母親給我寄來了英文的《模擬計算機原理》，現在模擬計算機已經不存在了，但在七十年代這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我拿到這本書時特別激動，特別渴望能儘快把它學下來。可是，我的時間很少。正在這個時候，我連發生了一個慘痛的事故，有個上海知青潘金根，當時的連隊油庫保管員助理，到油庫樓頂上去擦天窗的玻璃時，不慎一頭栽下來頭部撞在水泥台階上，當場摔死了。他是上海知青，發生了這樣的嚴重事故，他的葬禮需要等他的父母家人從上海趕來參加，他的屍體放滿冰塊放在二十四連的倉庫里，晚上要有人看護。幾乎沒有知青敢在晚上看護屍體，連里只好公開讓大家報名。我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全脫產地來進行學習，這對於我來說實在太難得。於是我就報名了。這是我記憶格外深刻的一件事，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倉庫里，打著一盞油燈，在潘的屍體旁邊聚精會神地來讀我的這本《模擬計算機原理》的教科書。我的這門課程幾乎完全是在這兩個星期時間裡自學完成的。有些知青很奇怪，他們中有些人打架鬥毆很勇敢，可到這時候他們都怕鬼，他們覺得我很奇怪，怎麼敢和死人天天晚上在一起？其實就是因為晚上夜深人靜才能夠潛心集中精力鑽研，這對我來說是個很激動人心的難得的學習機會。
那個年代系統地自學鑽研中國和美國大學工科的內容，既是精神的寄託，也給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長期的過份精神壓力導致我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北京知青吳先當時是衛生員，他對我這個反革命分子的關心和幫助，讓我至今都心懷感激之情。
從一九七三年夏起，尤其是一九七四年，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在連隊裡，知青開始為去讀工農兵學員而競爭，為了能上大學，很多知青變得很焦躁，一些沒有上成大學的落選知青變得很悲觀。我知道自己是個"反革命"，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可能有機會出去上大學，心裡反而很平靜。自認為我自學的水平已經超過了大學裡所教授的內容。那段日子我幾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項目上了。我當時滿腦子琢磨的最大的革新項目就是"聯合收割機割台高度自動控制"。我認為，如果自己能夠解決這一割台高度的自動控制問題，就可以解決大豆在收割過程中嚴重浪費的問題。當時在農場裡，聯合收割機的高度設計是按小麥的高度來設計的，所以當收割大豆的時候，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產量浪費在地里，相當巨大。我當時自己作了一個包括詳細電路圖的設計方案。
一九七四年，對我的政治管制進一步有所放鬆。當時中國政治的大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鄧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四人幫的勢力有所削弱。這時候我申請回京探親，居然得到了批准。這是自從我一九六八年底回北京之後，第一次回北京。我把這次回京看得很重要，我想利用回北京的機會，拜見有關的老師來幫助我改進我的設計。到北京以後，我找過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華大學的常迥先生。常先生是中國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控制方面的權威，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後回國，回國後就一直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兒常放是我的同學，也是清華附中井崗山紅衛兵的成員，我們曾在同一個小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去過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親認識。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時，我自己闖到她家裡去請教常先生。先生給了我很好的原則性的指導，對我後來的自學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積極作用。尤其是在自學的方向上，先生給了很重要的建議。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常先生191是我在工程方面學習的導師。當時我也曾經訪問過中科院自動化所及清華數力系流體力學實驗室，請教我的技術革新設計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時間裡，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圍繞我的設計請教奔波。
從北京回到連隊後，我的若干個技術改革方案得到了連隊技術領導及修理廠的支持。所以，雖然當時我的正式工作是放牛，但實際上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理廠試驗我的一些設計，試驗基本是半成功半失敗，也有許多設計即使實驗成功也並不能真正實施運作。部分實驗成功未能實施的有大犁自動高度控制液壓裝置等；實驗成功並在生產中使用的有自動稱重灌袋機等。一九七五年師里曾在我們連開技術革新推廣會，自動稱重灌袋機得到好評，我這個"反革命"在技術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稱讚。記得團長碰到我大聲喊著對我說，"你整的那玩意兒挺好使呀，以後多給咱整點兒這些就好了。"
一九七四年以來，母親不斷提醒我必須關注我的政治問題的結論。實際上，從一九七二年起，我幾乎把全部的精神都寄托在工程上了。我有意識地迴避了自己被整肅的事。但我明白，這是我始終要面對的。這樣，在母親的提醒下我去團里詢問了。
一九七五年初，團黨委對我的案件給了一個正式的結論。結論把我定案為"組織全國九個省市和軍隊的陰謀反革命集團的頭目，『目標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目的是要奪取全國政權』"。這個結論始終讓我莫名其妙，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究竟我有甚么九個省市的網絡組織，而奪權更是莫須有的罪名。這個結論最後的簽注日期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但是我拿到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七五年。母親在親歷了建國後諸多的政治運動之後，堅持我必須為這個錯誤的政治結論上訴，因為這有可能影響我一生的命運。這樣，從一九七五年年初開始，我不得不時常中斷我在北大荒鄉下的學習和設計，準備我的上訴材料。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回到北京，通過各方面的關係，遞交上訴材料。曾經找到父親的好友，四十年代的浙大同學呂東明，又通過他的兒子呂匡益將上訴的材料通過他的一個同班同學遞交到其父——當時的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手裡。希望通過他給兵團一個批示，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解決我的問題。同時，母親還帶著我到當時總參作戰部部長家裡，希望他幫助從軍內解決我的"困退"問題。該首長曾和我母親是同鄉同學，並且曾是我外公的學生。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對我來說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杭州見我的父親。這是一九六二年最後一次見到父親以來，十幾年裡我第一次見到他。一九六二年最後見父親時，我才十一歲，一九七五年時我已經是二十幾歲的成年人了。到杭州見到父親時，他幾乎都認不出我來了。當時我還帶了好友車洪生同行。他是我在清華附中最要好的同學，我們一起討論過很多理論問題，一九七○年之前我曾和他通過很多信來討論理論問題，並給他寄過我的論文。當時父親非常急迫地想要見我，見面之後才知道，他急著把我這個十幾年未見的兒子找來，除了敘父子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跟我討論當時的形勢。一九七五年在鄧小平治理整頓風之際，"四人幫"又開始反撲，父親當時非常擔心的是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擔心"四人幫"會篡權，中國可能會面臨巨大的災難。他迫切希望同我討論我的人生，同國家的前途相關的我的人生道路。
雖然當時我已經很多年被迫和政治保持距離，也沒有機會接觸社會科學的文獻，但我的本性並沒有改變，潛意識裡，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問題仍然是我思考政治問題的出發點，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在我心裡的影響根深蒂固。記得，當時父親特別關注四人幫可能篡黨奪權，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等等。而我認為當時的問題更主要起源於中國的制度，弄不清制度本身的機制，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當時父親很吃驚，因為他沒想到我認為現有社會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在我的一生中，從六歲父親離開北京，我和父親一直是聚少離多，但他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從我最初對科學和技術的熱衷，到後來思考更多的社會問題，無不和父親相關。那次見面前，他更多的是我的師長以及崇拜的偶像。而那次見面，是我一生第一次以成人的方式同他交談，討論的是我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也由此，開始了父子之間幾十年從未間斷的討論。
除了分析和討論重大社會問題外，針對我的政治遭遇，父親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給了我一本傳記，中世紀因持不同政見而遭受教廷殘害的空想共產主義創始人——康帕內拉。在我當時的處境下，閱讀那本書的價值實在是非同凡響。自幼受父親影響，對中世紀教廷和愚魯迷信的民眾共同迫害科學家及異教徒(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等)之殘暴有深刻印象和感觸。在我自己遭受整肅時，我深感奉命而來的工作組猶如中世紀羅馬教廷煽動民眾殘害異教徒的無知且虔誠迷信的暴民。當時那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一本關於殘酷虐待異教徒暴行的傳記居然成了我同呂匡輝(我的前妻)開始戀愛時共同閱讀的書。在這種精神的支持下，我逐漸地恢復了一點對社會問題的探討。記得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幫"大張旗鼓地在全國以引用馬克思的論述來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我查閱了英文版的《資本論》，發現來勢洶洶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運動依賴的竟然是文字翻譯中的基本誤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譯中出現的誤解。
遞交了申述材料，又見到久別的父親，一九七五年對我是重要的。我回北大荒，回到連里，在前面提到的雙重關係的幫助下，我的狀況有了很大的好轉。儘管我的反革命案子還沒有真正得到平反，我的"困退"手續也沒有真正在法律上確認，對我的政治監督管治事實上已經結束了。我於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餘波未息的時候離開了黑龍江，回到了北京。一九七七年文化革命結束後沒過多久，我的案件得到了徹底平反。
回到北京，我成了無業游民，卻有了更多的時間和機會探索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父親從浙江鄉下回到北京，繼續他有關愛因斯坦的研究。當時他在商務印書館辦公室里，組織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討會，一兩個星期碰一次頭。當時經常來的人有趙中立、張宣三和范岱年等，方勵之也來過多次。我旁聽了許多討論並參與了一些科學哲學及科學史文獻的翻譯工作。經濟學是同物理學享有許多共同性質的學科。愛因斯坦對世界的探索方法，或者是我所理解的愛因斯坦對世界的探索方法，對我自己對世界的探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這段時間裡，通過閱讀文獻，我非常興奮地了解到經濟計量學的發展。當時我以為它像物理學裡的統計物理(以後我知道自己當時對經濟計量學的認識並不正確)，渴望有機會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從事對制度的研究。記得那時曾同父親一起去看過于光遠。我對他談起希望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從事對制度的研究，雖然于光遠是個相對思想開放的老一輩學者，但他對此並沒有顯出多大興趣。
一九七八年張宣三成為剛剛組建的社科院工經所副所長。他多次通知我去旁聽或參加工經所的討論會。在一些討論會上聽到過工經所長馬洪、副所長蔣一葦和時任室主任朱鎔基的高見。我得益於聽到他們關於企業自主權改革方面的討論。但同時也感到對相關體制問題需要更透徹的學術分析以指導進一步改革，雖然當時我對經濟學的知識只限於一九七○年之前的《資本論》及以後對經濟計量學的相當膚淺的了解。在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期間，曾經帶著極大的興趣在社科院聽過蘇紹智等報告南斯拉夫與匈牙利的體制；布魯斯關於波蘭的改革及"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等等。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將中東歐經濟改革當作中國改革學習和借鑑的對象。這些重要的信息及當時的思考都對我以後研究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七八年夏，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考試開始了。因沒有我認為合適的經濟學方面的導師及研究方向招考，我報考了中科院地理所遙感室(後分出成為中科院遙感所)的計算機圖像處理研究生，以數學及英語第一的初試成績通過，但複試時因種種原因沒有被錄取。下一年報考了清華計算機系的研究生。通過了筆試。但因為當時清華計算機系對於沒有本科學歷的我的能力頗具懷疑，增加了額外的複試。複試後他們把我介紹到機械系再來一次複試。經兩輪複試後我才被清華機械系錄取。一九七九年秋天，我進入清華大學，成為了清華大學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沒有大學學歷的研究生。我是清華機械系的第一個計算機輔助設計的研究生，從事的是有限元分析及非線性最優設計研究。除理論工作外，還與導師及同學一起，我們解決了馬鞍山鋼鐵公司八千噸水壓機最優設計的難題。我負責該項目的計算機模型及計算。一九八二年研究生畢業時，清華機械系非常希望我留校作計算機輔助設計的博士論文。但我在六十年代末開始貫穿七十年代始終的，是自己對社會制度的探索，面對中國改革的現實，這使我的心無法不回到經濟學。經于光遠幫助，我以一個機械工程學碩士的身份進入了正在組建的社科院技術經濟所(後正式改名為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所)。從此我進入了，或者說回到了經濟學。
如果一定要以十年來記，我的七十年代至此為止。而比較起七十年代戲劇化的命運，其後我的生活異常平靜。出國、讀書、教書，和大多數我當年的朋友們的軌跡相似。只是，不得不提的是，經歷了這麼多年之後，從大的方向上說，我其實又回到了起點。清華機械系畢業後，我在社科院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到哈佛大學研習經濟學。這麼多年以來，在文革之初困擾我的最基本問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從來都沒有遠離我。我研究的課題從來沒有脫離過制度，只是更寬廣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國的制度，包括各種體制的制度。重讀近四十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當年的政治用語和少年躊躇的張揚讓我忍俊不禁，面對文中提出的很多問題，我依舊沒有辦法給出讓自己滿意的答案。
*作者感謝張瑩和郭迪對本文寫作提供的重要幫助。
*我在一九六五年為了與父親劃清界限，曾讀過"揭露"其"罪行"的主要報刊文章及評論。八十年代，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麥克法夸在其著作《文化革命》中引用當時《人民日報》所刊登我父親的言論作為證據說明文革的政治根源，並因此曾與我父親展開了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