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籍華人經濟學家、旅美學者程曉農分析，對中國的絕大部分民眾來說，他們只不過是政策的承受者，卻多半不了解政策本身是否存在問題。然而，當絕大多數民眾、特別是青年人中思想比較活躍的人，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現狀表現出持續的焦慮時，這就說明，毫無疑問，中共的政策、路線出現了嚴重問題，導致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這種情況下，如果是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當中的一些政策錯了，就有必要展開決策圈的討論，哪些政策錯了，錯在哪裡，應不應該糾正或改變，試圖繼續堅持現有政策的掌權者是否應當被質疑，這是今後中國的方向能否有所調整的關鍵。但是，照貓畫虎地開一個歷史上有過的三中全會，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嗎？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鍵詞並非「三中全會」。只要上層出現希望改變基本政策方向的部分共識，又存在著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那麼，中共的任何一次全會，都可以產生如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的結果。反過來，只要中共上層不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種少見的政治氛圍，中共再開十次「三中全會」，也無法扭轉它的政策方向。
那麼，什麼條件下才會出現中共決策圈裡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呢？這個問題可以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上層政治格局，從中便能找出答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制度因為他的死亡而失去了生命力，繼任的華國鋒政治地位不穩固，這種情況下，他需要高層多個掌握實權、又能應對國際、國內難題的高官來撐腰、配合。這就形成了毛式個人獨裁之後的集體領導統治模式。
只有當獨裁的共產黨領導模式進入集體領導模式時，上述的重大政策重新檢討才可能發生。然而，共產黨內集體領導統治模式的發生，不在於黨章、憲法上怎麼寫，而在於現實高層政治平衡中，是否存在這樣的需要。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的集體領導模式被證明，它並不會長期存在；因此也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之所以當時的最高層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發生失控，其根本原因就是毛式高層獨裁的領導模式失靈了。
今天還可能再次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的上層政治氛圍嗎？換言之，今天還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政治空間嗎？這可以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結果當中找到答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成了掌實權的第一人，共產黨內短暫的集體領導統治模式，被鄧小平和陳雲的「雙寡頭」統治所替代。整個八十年代，中共的領導體制是鄧、陳「雙寡頭」之下的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模式，然而，那種集體領導是假的，因為政治局常委上頭的「雙寡頭」可以隨時更換集體領導團隊的「班長」，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就是這樣下台的。
「雙寡頭體制」並非和諧架構，鄧小平和陳雲之間不斷發生鬥爭。由於鄧小平掌控軍權，陳雲不能直接與鄧小平對抗、硬幹，但可以「陰乾」，即利用鄧小平的錯誤，置鄧小平於不利地位。1992年鄧小平南巡，謀劃撤換江澤民，是鄧小平玩的最後一次的高層獨裁遊戲。
鄧小平死後，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習近平玩的都是獨裁統治，胡錦濤則因為個人威望和地位不是鬥出來的，而是前人欽點的，因此他在高層的領導模式出現了集體領導、常委分權的樣態。但是，那種集體領導樣態，並非中共上層想要重新檢討政策方向的結果，而是胡錦濤地位偏弱的產物。若以為胡錦濤的集體領導模式能夠延續下去，習近平會繼續胡錦濤模式、抵拒個人獨裁的領導模式，那種臆想其實毫無根據。習近平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對中共體制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必然；而這條道路的結果，就是今天乃至今後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