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1959年出生於陝西，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經濟體制改革研究等。本文來自於2015年沙龍發言。
我不能說我是來捧場的，我是來學習的。在中國經濟學家當中，我特別喜歡和陳志武教授交流。每次跟他交流，我都學到很多東西。我們在飯桌上聊天，其實都是交流學術問題，60%以上是他談，我聽。
他的書我也特別喜歡讀，原來讀過《金融的邏輯1》，現在又出了《金融的邏輯2》。陳志武教授談的金融觀念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用大歷史的觀點來談金融的，又從金融的角度來看大歷史。他認為金融不是簡單的賺錢工具，而是思維方式和分析框架，這是非常重要的，僅僅這兩句話，就加深了我對金融的理解。
金融的發展會帶來什麼？
《金融的邏輯2》有很多重要的觀點，就像他剛剛概括的：金融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使得這個社會變得更為公平，更為平等；給我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並且帶來了更多的創新。
這些觀點我都非常同意。當然，他書中的觀點是不是每一個都能夠完全經得起推理呢，大家看書之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評價。
比如對賣妻的解釋，能否完全從金融的角度解釋賣妻，說那時候沒有金融手段，不能借錢只好賣妻？儘管他的論述是很有說服力的，我自己還是想，也許原因比這個要複雜一些。幾百年前，奴隸貿易，恰恰是在金融相對發達的情況下，才大規模進行的。
又比如說女兒外嫁，嫁得遠一點有助於分散風險，關係是不是那麼單向呢？也是可以考慮的。記得我在我們老家的時候，父母都不願意把女兒嫁得太遠，因為嫁得很遠的話，地理差異有保險作用，但是也有好多的成本，特別是在緊急的情況下，父母病危了，女兒叫不回來，這也是一個問題。
能否說嫁得遠，就證明是出於防範風險的考慮？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考慮的。當然我這樣說可能有點吹毛求疵了。但是書中大部分觀點我是贊成的，而且我自己確實受到很多的啟發。
下面講一下對他的一些補充，希望儘量不重複，因為大家可以看他的書。在中世紀早期，有一位神學大師叫聖奧古斯丁，他講過我們人類有三大欲望，第一個欲望就是對金錢和財富的欲望，第二個是對權力、榮譽和美名的欲望，第三個就是對性的欲望。簡單來說就是財欲、權欲和性慾。
人類的歷史，好多是在三大欲望支配下展開的。從這個角度看，金融的發展，或者我講的市場的邏輯，會帶來什麼呢？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人類實現欲望方式的轉變。金融和市場不發達的時候，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主要是通過掠奪來實現的——這個我叫做"強盜的邏輯"。權力欲望的滿足當然更是如此。
而在金融和市場發達之後，人們是通過交換、合作、相互創造價值的方式實現財富欲望的滿足。陳志武教授在書裡面，比如對性的欲望，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金融的發達，可以使愛情從婚姻或者養兒育女中分開，這是實現欲望方式的轉變。
第二點是，當金融很發達、市場機制運行良好的時候，人們可以用財富的欲望替代權力的欲望。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人類歷史上，過去好多的災難都是基於人們對權力的欲望，也就是說是征服、統治別人，由此造成大量人的死亡。這種權力欲望的滿足，除了剛才說的對外征服，還有對內部人民的統治。
一個統治者為了使所有人聽他的話，滿足自己的權力欲，會採取好多的強制措施，包括殺人，而不僅僅是限制人的自由。金融和市場發達之後，人們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財富和物質生活，權力欲望的相對價值就降低了。
如果能達到像司馬遷講"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萬者與王者同樂"的狀況，人們就沒有必要非得追求官位和權力的，也就無須採用強盜手段。比較一下金融發達的國家和金融不發達的國家，這一點是非常顯著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金融的發展和市場的演化本身，對人們用更為和平的欲望代替那些更為殘忍、更有侵略性的欲望，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賺錢的欲望，好多是通過金融的方式實現的，可以稱之為和平的欲望。喜歡賺錢，並且有能力賺錢的人，一般是不喜歡打仗的。
相對來說，沒有能力賺錢、只對權力有欲望的人，特別喜歡打仗。打仗只對極少數人、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好的。
這樣的觀點其實有很久的歷史，像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梅隆、康德、亞當·斯密、巴斯夏（法國的經濟學家）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論述。我這裡忍不住要與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觀點。
孟德斯鳩講過："商業的自然作用就是導致和平，彼此從事貿易的兩國會變得相互依賴：如果一國從買進中獲利，另一國則從賣出中獲利；所有聯合都是相互需要的。"（轉引自《欲望與利益》第74頁）
弗朗索瓦·梅隆（孟德斯鳩的密友）說："一個國家的征服精神和商業精神是互相排斥的。"
非常有名的法國19世紀中期經濟學家巴斯夏講了這樣一段話："當商品不越過國界的時候，軍隊就會越過國界；而當商品越過國界的時候，軍隊就不會越過國界。"
一百多年前，英國著名的記者Norman Angell寫了一本書叫《大幻覺》，講到這樣一段話："戰爭是沒有經濟效益的。掠奪在原始經濟中也許有利可圖，因為財富的形態是有限的資源，如黃金、土地和自給自足的匠人的手工藝品。
但在一個財富來自交換、信用和分工的世界裡，征服不可能使征服者更富有。事實上，征服者要付出金錢和生命，而且他破壞了人人受益的信任和合作系統，他只會變得更窮。"（引自史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第290頁）
我引了這麼多偉大的思想家的話，就是說明一個問題：金融的發展、市場的發展是有利於人類和平的。
最近有大量的研究經驗證明，兩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如果相互之間的交往比較多，包括商品流通和資金流通，他們打仗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
對我們來講，怎樣推動國家的開放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封閉的國家，很可能變成打仗的國家，一個開放的國家，不太容易變成願意打仗的國家。所以，自由貿易的事業也是人類和平的事業！
經濟自由是否一定能帶來政治自由？
下面我還想強調一點，即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係。
陳志武教授的書裡邊談了很多金融與政府的關係，他剛才論述的那些都非常精彩。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如果金融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經濟自由，那這種經濟自由會和政治自由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
從思想史上來看，這個關係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結論。我這裡也與大家分享一下不同學者對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看法。
一種樂觀的觀點認為，經濟的自由化一定會導致政治的自由化。這方面比較有名的古典論述，來自孟德斯鳩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圖亞特。
孟德斯鳩特別區分不動產和動產。我們知道金融資產屬於動產（當然動產和不動產是相對的，比如土地可以作為抵押，變成證券化的東西），但是人類的財富在長期的歷史當中，儘管我們有貨幣，但貨幣形態的財富很少，所以主要以不動產為主。
我剛才講的為什麼人們要發生戰爭？主要是掠取不動產。孟德斯鳩認為有了流動性資產，如匯票和外匯套利等金融工具，可以作為憲法的補充，作為對抗專制主義和權力肆意妄為的堡壘。
匯票是猶太人發明的，猶太人為什麼要發明匯票？猶太人沒有不動產，只有動產，猶太人賺了錢之後特別容易受到專制政府的迫害搶奪，所以他們發明匯票，匯票使得財富很容易從一個國家轉到另外一個國家。
再引一段孟德斯鳩的原話："通過這種方式，貿易得以避開暴行，能夠在任何地方維持下去。因為最富有的商人只有看不到的財富，它能夠轉移到任何地方而不留痕跡。這種做法使我們可以把一項巧妙的創新歸因於統治者的貪婪，它使商業多少擺脫了他們的控制。從那時起，統治者不得不更明智地統治，而他們本來並不想如此。因為由於這些事情，權力的肆意妄為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只有施仁政才能（給君主）帶來繁榮。"
他的意思是說由於金融資產的隱蔽性、高度的流動性，可以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統治者掠奪商人就難，要掠奪他就跑了，所以必須實行仁政，必須更為寬容地統治，才能徵到稅收。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圖亞特說過這樣一段話："政治家驚奇地環顧四周，他曾自以為各方面都是社會的頭號人物，現在卻感到私有財產的光輝讓他黯然失色；當政治家對它伸手時，它卻躲開了他的控制，這使他的統治變得更加複雜，更難維持。他除了擁有權力和權威之外，他還要懂技巧，善言辭。"
他這段話和孟德斯鳩其實是一個意思。他更強調商業社會、金融社會變得更為複雜之後，統治者如果再用過去那種蠻橫、粗暴簡單的方式去統治的話，是沒辦法統治下去的。志武教授在書裡面也談到很多與此相關的內容。
上述這些觀點是在說，經濟的自由會給我們帶來政治的自由，因為經濟的市場化，特別是金融工具的引入，傳統專制主義者變得不太好統治。
志武教授剛才強調的財產自由對政治自由的影響非常重要，如果你沒有生計自由，你想批評的人正是控制你衣食住行的人，你不可能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這種政治權利很大程度上是與私有財產相關的。
當然，我們是不是應該這麼樂觀呢？這個社會只要有了經濟自由、金融自由，我們自然就有了想要的政治自由嗎？
其實不一定。這裡，我也想引用另外兩位思想家——英國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亞當·弗格森和大名鼎鼎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觀點。
這兩個人一方面都同意我剛才引用的孟德斯鳩和斯圖亞特的觀點：經濟的自由會對專制主義提出一些挑戰來。但他們又提出另外的擔憂。
比如亞當·弗格森說："（如果人們富有了，他們）對散失財富的擔心和對安寧和效率的欲求，可能使得他們（富有的工商業人士）更願意擁護專制主義。我們假定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寧，這往往使我們希望從政府那裡得到最好的回報；……我們若是……僅僅以安寧（它也許是公正治理的產物）來衡量國民的幸福，則自由面臨的危險莫過於此。"
確保全寧、有序、效率，可能被當作替威權主義辯護的主要理由。
托克維爾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沉溺於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詐或者野心勃勃的人篡奪權力"。
他以極為尖刻的語言批評那些為了有利的商業環境而只求"法律和秩序"的人，他說："一個對自己的政府別無所求，只要求它維持秩序的民族，其內心深處已經是一個奴隸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隸，那個將要給它套上鎖鏈的人便粉墨登場了。"
他們這兩個人有這樣的擔心，應該說是非常有道理的。
用我們通俗的話來講，有些人富有了，罈罈罐罐比較多了；罈罈罐罐多的人，特別擔心任何的變革把他的罈罈罐罐打碎了，所以他本能地對任何的變革有一種抗拒，尤其對政治的變革有一種抗拒。
弗格森和托克維爾在一兩百年前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今天都是非常有啟發的。
總結一下，金融的發展和市場的發展確實給我們帶來好多的經濟自由，使我們變得更為富有，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而且經濟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對政治體制提出挑戰，也會刺激人們對政治自由的需要。
但是政治自由的到來，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人們富了之後，對秩序、穩定和效率的追求，可能使得他們更為恐懼變革。如果我們要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僅僅市場化、金融的深化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
